[光明講壇]王能憲：為什么要建設文化強國
王能憲 江西瑞昌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楹聯學會會員，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人生科學學會副會長。長期在高校工作，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后到文化部機關工作，主要從事文化政策和文化理論研究。先后擔任文化部政策法規司研究處負責人、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學院副院長等職務。專著有《世說新語研究》《含咀編》《文化建設論——王能憲演講集》；校點古籍《魏叔子文集》。主持文化部理論建設重點工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建設叢書》，主編《中國文化如何應對WTO》、《足跡——著名文學家采訪錄》等。
演講人：王能憲 時間：3月26日 地點：中國文聯
我們擁有五千年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的古代文化，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無法比擬的。當然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羅馬文明乃至于瑪雅文明也是世界上偉大的文明，但他們都先后中斷了，唯一延續至今的只有我們中國。我們有悠久的傳統文化，可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怎么樣呢？在座的都是搞文化工作的，我們心中都有數。我們的公共文化服務還不夠完善、文化產品還不夠豐富、文化貿易逆差還相當突出。那我們為什么偏偏要提出建設文化強國呢？今天我想就這個問題從宏觀上談一點個人的看法與認識。
從國內來看，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這30多年的歷程中，我們對文化和文化建設，有一個不斷解放思想、不斷探索發展、不斷提高認識的過程。我們曾經有過注重經濟發展而忽視文化建設的教訓，用小平同志的話說就是“一手硬”“一手軟”。這個大家都經歷過，深有體會。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
在1991年的時候，我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進入文化部政策法規司工作，剛上班不久，我的老家江西省文化廳在廬山召開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邀請文化部政策法規司參加，我陪同康式昭司長一同前往。廬山圖書館館長聽說文化部來了人，就來會上找我們，說無論如何要請我們去廬山圖書館看看，我們便利用會議間隙去了一趟。
廬山是一座特殊的山，廬山圖書館也是一座特殊的圖書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很多重要會議都在廬山召開。那一代領導人除了開會還要讀書，因此廬山圖書館從其他地方調集了一些領導人要讀的書。加之解放前很多西方資本家在此建造別墅，由于戰亂主人走了，但房子和書籍都留了下來。所以，廬山圖書館的館藏有其特殊的價值。當時的館長徐效鋼是一位嚴重燒傷的退伍軍人，《人民日報》曾幾次長篇通訊介紹他的事跡，非常不簡單的一位同志。他就任館長之后，搞了一個圖書館擴建工程，想把這座具有特殊意義的圖書館的條件改善一下，因為資金缺口，工程沒法完工。我們去的時候，一樓二樓已經有老師在講課，頂上滲漏的水用臉盆接著，滴答滴答地響。三四層的書庫書都已經搬進去了，但因為樓封不了頂，這些珍貴圖書在潮濕的空氣中霉變。工作人員順手拿了一本給我們看，里面有宋慶齡的簽字，天頭地腳還有她的英文批注，十分珍貴。書架上一些民國時期的報紙也都在霉變。館長請我們去看看，目的是希望我們可以幫他們想想辦法，但殊不知文化部也沒有這方面的經費，我們也愛莫能助。最后圖書館的同志拿出一份東西，竟然是蔣介石當年蓋廬山圖書館的手諭。在那樣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老蔣在廬山尚且蓋了這座圖書館。我們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了，這么重要的地方，這位館長要改善一下這里的條件，就這么艱難！這樣的事例我在文化部十年經歷了太多太多，在座的有不少是從文化部過來的，包括我們文聯的同志們，大家到地方、到基層，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和感慨。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文化建設的思路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從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的祝詞中提出兩個文明建設，到江澤民同志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再到“三個代表”的提出，一直到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提出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與文化的關系就十分密切）。十七大提出“兩大一新”——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兩大”實際上更早是在文代會、作代會上就提出來了，“一新”是十七大正式提出來的。據說十七大的文件初稿拿到各省市、各部委征求意見，不少部委和省市就這句話提出了疑問。因為“新高潮”這類詞語帶有極左年代的色彩，建議是否刪去。錦濤同志與起草組同志講，經過再三考慮，還是保留了。而文化大繁榮大發展與“文化自覺”聯系在一起，則是十七大召開前夕，即2007年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出來的。中央黨校的講話一般都認為是為黨的代表大會定調子的。總書記講話之后，《求是》雜志跟我約稿，要我以總書記的原話“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為題寫篇稿子。當時我在廣州出差，完稿后交給雜志社。稿子送中宣部的領導審閱后，以“文化部黨組的名義”在10月份第20期發表，正好是十七大召開期間。所以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在前面這樣一個基礎上提出來的，既水到渠成又有了提升和飛躍。當然，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是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要長期為之奮斗的遠大目標和戰略任務。但是，有沒有這樣一個目標和任務是大不一樣的。這是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央全會對文化方面先后作出了三個“決定”（或者叫“決議”）。大家回顧一下，第一個是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第二個是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去年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是第三個。第一個《決議》提出兩個文明建設的互動關系：物質文明為精神文明提供物質條件和實踐經驗，精神文明又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并且明確提出創作自由，學術自由，批評和反批評自由。溫總理在作代會、文代會上與文藝家談心就提到創作自由問題。2008年“五四”前夕，胡錦濤總書記考察北京大學，也明確提出了“學術自由”。
第二個《決議》，最突出的一點是強調加大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投入，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而且明確提出國家博物館和國家大劇院兩項文化設施建設。兩項具體的文化設施建設寫進黨的全會決議，這在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對全國加大文化投入、加強文化設施建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導作用。因為在我們國家，高層的文化自覺和文化意識非常關鍵，高層沒有這種意識很多事情就辦不成。
第三個《決定》是就文化和文化體制改革專門作出部署，最突出的亮點，一是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二是把文化產業培養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關于文化產業的問題今天不談，還是來說說文化強國。我記得十幾年前，當時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的王蒙同志以《我們應當樹立文化大國的形象》為題，在“兩會”期間作了大會發言。到1996年，第二個精神文明的決議出臺之后很多省就提出要建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王蒙同志跟我聊到這個情況時說“總算有了回應”，但是又不無遺憾地說，“文化大國”還是沒有提出來。如今，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文化強國”，王蒙同志應當感到欣慰。這里之所以要回顧這段歷程，是要說明建設文化強國這個戰略思想和目標來之不易！這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經驗的總結，思想的升華。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