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我從小特別崇拜講故事的人，在我們鄉村的廣場上、集市上，在寒冬臘月生產隊喂牛、喂馬的飼養棚里，我聆聽到說書人講的古今中外各種各樣的故事，我聽了這樣的故事，就忍不住想對別人說。”10月18日，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的祝賀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座談會上，時下正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院長的莫言平和地向與會者講述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自幼愛聽民間故事的莫言，回家就對父母和哥哥姐姐講，開始他們還有些不耐煩，但很快就被莫言繪聲繪色的講述所吸引。母親后來允許莫言在集市上聽人說書、到別的村莊聽人講故事。每逢晚間母親做棉衣，莫言就在旁邊給母親講那些聽來的故事，記不全的就開始編，編得還不錯。沒有人想到，一次文學的朝圣之旅，就在那盞照亮母子二人鄉間寒夜的小油燈下，無聲無息地啟程。
莫言說：“當我拿起筆寫作的時候，絕對沒有想過獲什么獎，不僅沒有想過獲諾貝爾文學獎，甚至連國內的獎都沒有想過。”文藝界的眾多專家學者笑稱，莫言是“一不小心”讓中國文學走向了世界，“一不小心”改變了世界對中國文學的印象，這么多“一不小心”當中究竟蘊藏著多少“處心積慮”和“殫精竭慮”，值得人們好好品味。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長、終身研究員劉夢溪認為，莫言的作品觸及到了鄉土中國、社會經絡的痛域，寫出了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人性的掙扎與堅硬，“從創作之初，直至近作《蛙》，他始終沒有在現實問題上妥協，他的堅持和追尋越來越有深度”。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回憶了自己讀《紅高粱家族》時的印象，“作品中講的爺爺、奶奶也許沒有名字，但一切讀者都會想到自己的爺爺、奶奶，雖然故事不一樣，但這里面有一種生命基因。”他認為，在邊緣狀態下為生命本體寫作，且包含著集體記憶，是莫言作品的魅力所在。根據《紅高粱家族》改編的電影《紅高粱》曾令世界影壇矚目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表示，莫言的原著為電影作品提供了傳統經驗之外的很多現代性內容，包括觀察角度、講述方法、語法和語匯等，這又和非常原初的對土地的堅守、對人民的關注，這種真誠樸素結合在一起，從而完整地構成了莫言高尚的人格和藝術創作態度。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說，莫言的小說傳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以魯迅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傳統，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給我們帶來巨大、新鮮的沖擊和驚喜，他是一個文體創造家，這些都是他無愧于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理由。
面對盛贊，莫言坦言自己的創作還存在許多問題，并認為國內有許多作家的作品同樣有資格獲獎。在諾貝爾文學獎花落誰家尚不明晰的近一個月時光里，大量的文學論爭、道德爭議、期許與質疑，使莫言自感經歷了一場人生的洗禮，“就像把我放到社會的顯微鏡下，我看到這個人不是自己，而是一個叫莫言的寫作者，我反而變成了一個旁觀者……這樣的機會我千載難逢，我必將受益終身。”
“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化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廣大中國作家堅持與時代同進步、與人民共命運，創作出了一大批經得起歷史、時代和人民檢驗的優秀文學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創作成果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是值得中國作家、藝術家自豪的事。”文化部部長蔡武在發來的賀信中如是表示。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楊承志在座談會上也代表中國文聯向莫言表達了衷心的祝賀。楊承志認為，莫言獲獎，對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振奮中國文藝界的精神、激發廣大讀者對文學的熱愛，都具有積極意義。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也表示，莫言獲獎有利于我們樹立文化自信，更好地進行文學藝術創造和文化建設，也有利于西方正確認識和評價當代中國的文化藝術成就，提升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