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古籍整理出版是文化傳承的基礎偉業
古籍整理出版是文化傳承的基礎偉業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談《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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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織編制的《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以下簡稱《規劃》）頒布實施，有學者評價《規劃》“涵蓋當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反映相關領域科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展現未來十年乃至幾十年的發展趨勢”。近日，記者就《規劃》制定的有關情況采訪了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柳斌杰。
記者：《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已經是新中國編制的第7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如何評價以往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制定實施的成績？
柳斌杰：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就謀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專門成立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指導這項民族文化傳承的基礎偉業。作為在全國范圍內發揮主導、牽頭作用的組織協調機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歷來重視中長期規劃的編制工作。從1960年起，我國已陸續頒布實施和落實6個出版規劃，古籍整理事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據統計，建國以來我國古籍整理圖書已經近2.5萬種，近年來年平均出版2000多種。幾十年來，推出一大批體現國家水準、能夠傳之久遠的精品工程，如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華大藏經》、《甲骨文合集》、《敦煌文獻合集》、《新中國出土墓志》、《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等等；另一方面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養穩步推進，初步形成一支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單位共同組成、具有較高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古籍整理出版隊伍。目前，全國有4所高校開設古典文獻專業，90多所高校設立了古籍研究機構，全國古籍整理專門人才有數千人，全國專業古籍出版社共有專業古籍編輯近千人。多年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做好古籍整理出版中長期規劃，是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順利發展的成功經驗和重要保障。通過充分發揮規劃的導向和引領作用，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全面協調發展，為古籍事業的繼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記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制定頒布的《規劃》，其重點和特點是什么？
柳斌杰：《規劃》全面反映了我國古籍整理研究領域新成果，體現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思路，重點突出，特點鮮明。
首先談談《規劃》的重點。《規劃》充分發揮其導向作用，有計劃有步驟地系統整理經、史、子、集等各部古籍，全面梳理我國古籍資源、總結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礎性出版項目，采用多種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簡帛、石刻、寫本、文書等各類出土資料的出土文獻整理出版項目，全面整理數學、天文、歷法、農醫等科技典籍的出版項目，不斷推陳出新。如《新編新注十三經》、《全唐五代詩》、《中國總書目》、《海外所藏中國珍稀文獻叢刊》、《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等一批具有文化積累價值、體現國家水準并能傳之久遠的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被收入其中。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規劃》的特點。從內容上看，《規劃》的編制緊扣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實際，注重反映古籍整理研究的新動向，探索古籍整理出版的新路徑，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
《規劃》不局限于傳統四部典籍，加大了藝術、文化、醫學、天文、歷法、水利、建筑、農學等各類典籍整理出版力度，如《清代樣式雷建筑圖檔整理專題研究》、《中國古農書集成》等。《規劃》還首次在古籍整理中長期規劃中增加了20個數字化項目，加強資源整合，創新技術手段，努力探索古籍整理出版新業態。《規劃》匯集了一批極具文化傳承價值和學術價值，既注重學術的總結性，又注重填補學術研究空白的大型項目，如中華書局組織實施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訂工程、《中華大藏經續編》等。《規劃》還與國家古籍整理及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科研成果直接對接，反映出相關學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入選項目多數是權威學者或權威學術機構承擔的項目、國家古籍整理重點項目和高校古委會古籍整理研究項目，體現了目前古籍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記者：據了解，《規劃》的出臺經過多次調研和專家學者的反復論證。《規劃》如何做到既能順應時代要求，體現國家意志，又能符合古籍整理的學術規律？
柳斌杰：為確保古籍整理出版質量，體現國家意志和古籍整理出版的導向，避免盲目性和隨意性，古籍小組辦公室經過廣泛調研、征求意見和深入研究，創新編制方法，加強評審論證，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開展《規劃》的編制工作。
自上而下，是古籍小組根據國家整體文化發展的需要，提出急需整理出版的重要項目。為此，2009年10月初，組建了以古籍小組副組長袁行霈先生為組長的古籍專家組，參考文化部公布的兩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對全國古籍總目進行梳理，列出各類珍本、善本和有重要價值的抄本等具有較高文化、學術、藝術等價值的版本，根據輕重緩急排出整理出版次序，經過多次討論協商，提出了未來一個時期應重點整理出版的項目500種。2010年5月至12月又組織專家學者進行3次論證，遴選出了一批206種骨干工程項目。
自下而上，是面向出版單位和古籍整理研究機構開展項目申報，使規劃更具有廣泛的代表性。2009年8月，古籍小組辦公室向各出版單位和各古籍整理研究機構發出申報項目通知，共收到申報項目2453個。古籍小組辦公室2010年1月至2010年10月組織專家召開了5次論證會，通過嚴格評審，確定532種項目。
兩方面的項目合計738種。為使規劃項目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古籍小組辦公室展開了細致嚴密的評審和論證，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經過專家多次研究評議、甄別遴選，確定《規劃》（草案）項目636個。2012年4月，古籍小組辦公室組織召開古籍整理專項工作會議，邀請35位專家對《規劃》（草案）進一步論證審定，最后形成了收錄491個項目的《規劃》。這樣反復論證，優中選優，慎重取舍，就是為了確保《規劃》的權威性和科學性。
記者：《規劃》的頒布實施，對于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具有什么意義？
柳斌杰：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從戰略高度，明確提出要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頒布實施十年《規劃》，是深入貫徹落實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具體舉措，主要目的就是形成由國家主導、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平的脈絡清晰的古籍出版體系，從而推動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建設。
古籍整理出版中長期規劃是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發展的總綱領。只有通過全面的規劃，才能有計劃、有系統、分階段、分層次地把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按照我們的需要整理和出版出來，滿足各方面讀者的需要；只有通過全面規劃，才能把全國有限的整理古籍的專業人才，合理地組織起來進行工作，并在規劃的實踐中培養一支宏大的古籍隊伍；只有通過全面規劃，才能使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提高質量、迅速發展，在黨的百花齊放方針指導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發展的要求。
對于傳統文化，如何甄別優劣、去偽存真，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和元素，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明確導向。《規劃》突出了國家統籌規劃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核心地位，體現具有學術性、科學性、前瞻性和權威性的宏觀指導，通過《規劃》的編制和實施，全面梳理祖國傳統文化典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從而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不斷豐富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不斷夯實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重要支撐，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