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開啟“新莊重文化時代”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于當地時間12月7日晚在瑞典學院的一場演講中，提到曾令他痛苦的一件事：困難時期母親帶著他偷拾麥穗被人發現。那個高大的男人不顧他母親的哀求給了她一個嘴巴，在她的嘴角留下一線血跡。“多年以后我在家鄉的街巷上看見了那個他——已經成為一個老人——立刻想上去回敬他。但母親攔住我說，‘這個人與那個人已經沒有關系了’。”可以這樣認為：她倒并非以寬容之心忘卻了侮辱，而是有能力和自覺作為自己心域的主人去審視一個人一時的德性放任。
莫言在講演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陳述了這位中國母親的堅韌性格與他的文學底色之間的血脈關聯，令聽者動容。一個中國作家的中國式情感，正在贏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無獨有偶的是，正在熱映的電影《一九四二》之原著《溫故1942》也處處可見作家劉震云遙遠的故鄉底色：“故鄉的晚風吹動了俺老娘的白發。就在暮色炊煙里，和俺老娘一起回家。”那些遙遠的存在就是劉震云的來路，仿佛一棵樹的根脈和供養，使作家的人和文都有了質樸和悲憫的意思。
中國正在抓住以文學藝術更好溝通世界的機會。“莫言-諾獎潮”在中國圖書市場上形成了一系列反響。它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得出版機構相應而動，多種“文集”、“選本”、“精選”層出不窮，刺激了低迷已久的出版市場，同時也因閱讀者眾而拉動了出版供需鏈條。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由此即得出‘中國當代文學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進而可與其他文學大國平起平坐’的結論，似乎是一種簡單的邏輯”。有關此點，其實評論家李建軍已曾談及，“中國很多當代優秀作家的文學成就并不低。如，汪曾祺作品的文學價值就堪比庫切，史鐵生作品的價值亦絕不在帕慕克之下。中國現代作家如魯迅、張愛玲者之才華，放在世界現代作家中來看也是第一流的。只是，以往由于文化溝通上的巨大障礙，常使世界無法準確評價中國的文化成就。”
然而，至少，追索如上兩者的關系可以發現：“莫言-諾獎潮”和《溫故1942》各自以多棱鏡樣的方式反映了中國文化現狀。它們至少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兩個實證，提供了“中國文化產品”的基礎密碼：關于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記憶；關于一個時代的核心癥結與真切痛疼；關于人性與“非人”時時角力的深刻內在；關于大多數人所共生共有的樸素情感的藝術詮釋——其中包含著一種嚴肅的、由表及里的、直抵人心的文化力量。那是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可以感同身受的、偉大而互通的情感，也是文學藝術本身的魅力所在：在人類內心雕梁畫棟。
事實上，這些年，中國文化正在面對著這樣的現實：改革開放30多年，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GDP不斷增長；但另一方面，文化構建的相對滯后，也使得種種“形而上”在自我重構和外來影響中消化不良、變形和夾生——即，舊的價值體系不復存在，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健全。這使得中國在社會轉型階段正在經歷精神生活的兵荒馬亂、信仰信念的缺失和文化道德的無所適從。
在一個價值坐標迷失、文化生態混亂的現狀中，人們難免東突西奔。娛樂和惡搞一度幾乎成為當下文化生活的主導，人們難以找到對于生命意義的共鳴，對于價值觀念的詮釋，對于信仰信念的建設，對于至善至美的喚醒。甚至連文化產品最核心屬性的審美功能和教育功能都不能實現。文化形態固然可以多元多義，活潑多樣，然而與心靈無關的無聊、與德性無關的任性，從來都是瓦解其精髓的敵人。人們在大時代火車呼嘯著轉彎之時，更需要文化的向心力和建設性。然而，當下，究竟有多少文化產品完成了“精神家園”、“靈魂歸屬”的使命？
學者劉瑜在《民主的細節》一書中說，一個社會的文化精英所經營的文化產品，往往對于過往的歷史，主動承載了守護記憶、背負記憶、傳載記憶的責任。他們所產生的文化的力量可以也正在成為社會的推動力。但是，我國當下的文化產品面對豐富的現實生活卻嚴重缺席。“中國有多少文藝作品在守護我們的記憶呢？在《上海寶貝》里、《大話西游》里，還是在《無極》和《滿城盡帶黃金甲》里？當我們文藝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達、詩意、頹廢、華麗、放蕩、惡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來包裹怯懦時，它正在體現到我們對現實的態度里……”
相比于盛行一時的“娛樂文化”，中國當下嚴肅文化產品，能否重新開啟一種觸痛現實、反映世相、揭示人性、建構格局的“莊重文化”？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