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的意義
“當甘地絕食、丘吉爾感冒的時候，我的家鄉(xiāng)發(fā)生了吃的問題。”電影《一九四二》就這樣開場了，然后全片都是吃的問題，為了找吃的，一千萬人流離失所；因為沒吃的，三百萬人餓死。
有人說，馮小剛在消費苦難。他接連碰觸了兩處民族創(chuàng)傷：唐山大地震和河南大逃荒。但是，碰觸災難的目的不是為了記住和懷念嗎？若不是這部電影，我們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民族在1942年吃過的苦，以及更多還未被呈現(xiàn)出來的苦。柏林市中心屹立著一座被削掉“頭顱”的威廉大教堂，“那顆頭”在二戰(zhàn)時被盟軍炸毀，德國沒有重建或修復，即使在視覺上與旁邊現(xiàn)代感十足的奔馳大廈不協(xié)調(diào)，即使在心理上引發(fā)出一段罪惡與創(chuàng)傷并置的歷史。就是為了警醒和記住，德國讓斷頭教堂觸目驚心地站立至今。關(guān)于二戰(zhàn)浩劫的電影層出不窮、歷久彌新，各個國家以各種角度進行了回憶和觸摸，幾乎形成了一個專有類型——二戰(zhàn)電影。其中，好萊塢大導演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波蘭斯基的《鋼琴師》，更是前所未有地將猶太人受難史詩推到世界面前。而1942年發(fā)生在中國河南的大逃荒，即使身為這場災難后代的原著作者劉震云，亦在長達32年間一無所知。這正是這部電影的珍貴和可敬之處，它從一個縫隙進入，力圖完善這個民族的記憶，而一個毫無商業(yè)性、票房也不會太好、還要在荒郊野外的塵土與寒冷中浸泡半年的拍攝，本身也是一場吃苦。
劉震云在1990年寫下《溫故1942》，馮小剛在2012年推出電影《一九四二》，這樣的時間沉淀也讓一場災難中的方方面面得以適度再現(xiàn)，蔣介石以及他的戰(zhàn)區(qū)指揮官、河南省長、美國記者、傳教士、日本軍隊、大批逃荒難民，各種勢力錯綜糾纏。在《唐山大地震》中，馮小剛對生命選擇的原罪用一種討巧的方式救贖了，但是在《一九四二》中，他多了客觀與內(nèi)斂，退到鏡頭后，努力讓真相說話。旱災、螞蝗、日本飛機扔下的炸彈、國民政府的軍餉，都在“吃”著難民的食物，而求生中吃人、賣人的不堪與荒誕，被電影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處理了，所以你常常聽到影院里的笑聲，但心里的悲涼在走出影院后也無法消退。無力抵抗的國民政府，洞悉意圖的日本，共同形成政治真空，使三千萬人口的河南成了被上帝遺忘的角落。直到美國記者用照相機拍下慘劇，救濟糧才下發(fā)，還被腐敗官員爭搶，于是直到影片結(jié)束時，“吃”依舊是個問題。
吃，是中國這個人口大國一直以來的問題，教科書上說的地大物博，需要換個角度看：從黑龍江漠河至云南騰沖畫一條線，這條線的右半部分土地養(yǎng)活著左右兩邊的全部人口。但《一九四二》中吃的問題遠比這復雜，這也成為這部電影的困難和弱點所在，各個階層、身份的人一一出場，線索多而亂，如張涵予扮演的神父想借天災之機傳道的那條線無因消失，而這條線刪掉亦無妨。加之災難場面過多，音樂風格保守，鏡頭語言中規(guī)中矩，使得兩個半小時的觀影有些疲憊。
不過，一群實力派演員用一份堅實的群像戲調(diào)節(jié)了疲憊。扮演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的李雪健最見功力，將一個夾在亂世與天災之間、地方與中央之間、良知與官場之間的心態(tài)盡顯在眼神、嘴角中。扮演美國記者的亞德里安·布勞迪非常精準，只是篇幅有限，稍嫌可惜。不知是選角的巧合或有意，布勞迪曾主演過表現(xiàn)二戰(zhàn)猶太人受難史詩的電影《鋼琴師》，并以此片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奧斯卡影帝，而《一九四二》與《鋼琴師》的故事年份相若、題材相若。此外，張國立扮演的東家、張默扮演的長工、徐帆和馮遠征扮演的貧賤夫妻、范偉扮演的火夫、陳道明扮演的蔣介石，共同造就了這部電影在表演上的精彩。而劉震云的編劇使得臺詞具有一種文學特質(zhì)，蔣介石、李培基等高官的文白相間，底層百姓的俚語方言，都精心寫就。
對于賀歲檔，《一九四二》有些沉重。但是對于民族記憶，《一九四二》是部嚴肅的好電影。這個開端，也許會帶來許許多多被遮蔽、被遺忘的歷史，而失卻記憶的民族，如同失卻記憶的人，靈魂何在？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