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對話與中華文化精神——“21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第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部分發言摘要
“天人之學”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最高命題。我國古代的科學、文學與史學都離不開天人之學的滋養。西漢時大史學家司馬遷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他看來，只有研究天人之間的關系，才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在西方，卻不是這樣。西方哲學的最高命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古希臘哲學是從探尋自然開始的，前蘇格拉底的希臘哲學家對自然現象及其形成的原因進行研究，一般都留下一篇《論自然》的作品。巴門尼德區分了感覺和理性、存在和非存在、本質和表象、真理和意見，由此，希臘哲學的抽象思辨能力大大提升。這是思維和存在關系問題的起點。從前5世紀開始，在西方出現了對自然哲學家進行批判的智者學派，他們對人類自身的認識能力有所反思，提出了價值和倫理的問題。由此，希臘哲學轉向人的探討階段。蘇格拉底提出了什么是人生意義的問題，柏拉圖用理念統攝主觀和客觀，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西方文化往認識論和理念論方面發展的方向。亞里士多德完成了最早的學科分類。18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雖然對星空和道德律表示敬畏，可是他并沒有思考過二者間是否存在中華文化所理解的那種天人關系。西方有識之士關注天（自然）與人相互關系的探討，已經是20世紀中葉以后的事，由于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西方許多著名哲學家才開始注意中國古代天人之學的理論及其實踐意義。
通過“天人之學”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相互比較、相互補充的必要性，這樣才能維護并推進人類文化的多樣性。
王志民（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新的世界文化構建過程中，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尋求共識？一個基本原則是要超越自己，超越歷史，尋求共識，實現突破，走向共榮。
第一，世界眼光。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超越偏狹的文化史觀，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而我們從其具有世界視野的論述中，洞悉孔子及其儒學產生的外部因素——四大文明的相互關聯與影響。可見，科學的方法，宏闊的視野，世界的眼光，是文明對話的基礎。而在同時代文明的比較中，也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不同文明之間的歷史面貌及其本質特征。
第二，“哲學突破”。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實現了“哲學的突破”，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諸子百家思想各有建樹，競相發展，最后實現了整體的哲學突破。二是“突破”在于充分的對話與爭鳴。諸侯各國禮賢下士，競相招攬各家學者，為其提供相互對話和理論爭鳴、交流的便利。三是共識和主流思想是在長期對話、交流、吸收、發展中自然形成的，非人為之操作，實百家爭鳴之必然。這一歷史的經驗，非常值得今日文明對話時代汲取。
第三，共榮共識。即是先追求世界各類文明良性的發展，讓其在新的時代，在各種文明思想的對話交流中，自我變革、提升，各文明之間由相容到相融，共識自然產生，未來世界新文化的主干與主流自然產生。回顧歷史，此實為人類文化創新發展之經驗，放眼未來，也應為不可不經之途徑。
張國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兩句出自《論語》“子路”篇。我們取其“求同存異”和“存同去異”的意思，來分析企業管理的兩種傳統。
一種傳統是強調“一致”。按照企業決策者的意愿必須統一思想，雖也容許同仁和下屬發表見解，但一定要符合決策者的意愿，否則會受到打壓或排擠。這種狀態，表面上統一，實際上矛盾并沒有解決，此為“面和心不和”。如果形成“存同去異”的機制與“同而不和”的文化，就會使企業處于越來越多的隱患之中。
另一種傳統是強調“爭鳴”。無論涉及企業目標、發展理念，或是發展方式，企業決策者都鼓勵同仁和下屬各抒己見。經過爭論，終了達成的不是“一致”，而是“合理”的共識。由于不同的見解顧及到了不同方面的問題，總體上減少了企業發展的隱患。企業管理在矛盾中，在各方爭鳴中達成合理、和解、和諧。如果能形成這樣的“求同存異”機制，或者形成“求大同存小異”的機制，就會逐漸鑄就“和而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使企業具有活力而長久不衰。
黃愛平（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中華文化基于“厚德載物”理念而產生的包容精神，不僅體現在中國境內各地區、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吸收，而且還反映在中華傳統文化對外域文明的吸納與融會。產生于明清之際的“西學中源”說，就是中國知識界認同和接受西學，理解和論述中西文化關系的理論依據。清代初年，是“西學中源”說初步定型并得到學人士子認可的階段。天文歷學、數學、地理學、醫學藥學、樂學、農學、機械制造等西方科學技術文化先后傳入中國，進入宮廷，不僅被統治者上層和知識界的有識之士所熱衷和接受，而且還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實際應用。康熙以后，西方的宗教遭到禁止，但在“西學中源”說的余波影響下，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仍得以延續，有一技之長的傳教士仍然被容許進入宮廷，或主持參與欽天監的天文歷法工作，或承擔地圖繪制、園林建筑、機械制造等事務，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為西學傳播掃除障礙、開拓空間的同時，“西學中源”說還刺激了知識界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重視。學人士子紛紛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由天文算學而諸子百家，不僅使一大批珍貴的古代文獻典籍得以重見天日，而且發掘出其中蘊含的學術文化價值，從而為中西文化的進一步比較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借鑒的思想資源。作為時代的產物，“西學中源”說與晚清時期出現的“中體西用”說先后相繼，相輔相成，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包容吸納西方文明的獨特路徑。
梁燕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
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人數有六千多萬，也有兩岸四地的不同體制，涉及三千多萬人，此中有共同利益，也有共同的文化，合起來可構成中華文化共同體。
文化共同體以“同體慈愛”作為共認價值。“同體慈愛”指一種同情共感，一種休戚與共之情，一種對他人或其他生命的感應溝通，將他者的感受視為自己的感受，見他者有痛苦，視為自己的痛苦，由此而對眾生有無盡之關愛與扶持，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形成多元不同中的共同的榮辱，共同的喜與憂。
新時代的中國需要有新的文化框架，須建立全球化的文化與全人類視野。可考慮海外學者二十年來提出的“文化中國”一詞，來團結海內外華人，且向外國人展示中國數千年的精神資源，而與全球不同的文化對話。
“文化中國”不同一般“中國文化”的理念，后者是地域性的，限于中國，也是以漢族為主的，不包含少數族裔；“文化中國”是指文化上的中國，這“文化”一詞包括中國所有少數族裔的文化，這文化上的中國，也不限在中國的地域，而是全球的，代表人類文明中的一個精神資源，是具有普遍價值的。“文化中國”源自古老傳統而又充滿現代精神，代表當今社會主義的先進性和融會中西性，是一種深度的思想和價值，從精神上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帶來文化上的多元和諧，建造中國人的骨氣和靈魂，且以這種價值去貢獻全球的和平，積極地推動世界從文明的對抗走向文明的對話。
楊曉能（美國斯坦福大學坎托視覺藝術中心亞洲藝術中心主任）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后，“文物和藝術展覽外交”成為促進西方國家正面了解中國，增進中外人民之間友誼，引導西方漢學界學術潮流，弘揚中華文化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其貢獻不僅可與聞名中外的“乒乓外交”媲美，而且比之更有持續的生命力。第一個在西方的巡回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此展從1973年起，周游日本、歐洲、北美和澳洲。由于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在海外舉辦的大型文物展覽，參觀人數之多、影響之大，史無前例。1999年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展出的“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以重大考古發現展示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新認識。此展不僅促進了中美關系，而且在學界影響深遠。2010年在斯坦福大學舉辦的“汲古開新：二十世紀中國水墨畫大師展”，展示以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和潘天壽為代表的中國藝術家，如何面對中外挑戰，成功堅持文化傳統，走民族創新之路，為現代中國美術奠定根基的歷程。這種文化交流方式跨越了不同文明、不同政體、不同信仰和地域文化的差異，對西方民眾和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名副其實的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
費恩·安德森（歐盟文化中心合作組織主席、丹麥文化研究所秘書長）
歐盟與中國之間的文化對話規模仍很小，盡管歐盟的對外政策包括文化交流。歐洲在中國的存在主要是由600至700個公共資助的文化項目和活動組成的，這些項目和活動由成員國每年舉辦，尤其是通過其文化研究機構進行的。直到最近為止，其中的大多數活動主要是雙邊的，但我們現在可以舉辦符合歐洲利益的越來越多的共同活動。
另外一個因素是代表EUNIC（歐盟文化中心合作組織）的機構在中國從事文化工作和文化關系工作的長期歷史和經驗。其中有在文化、藝術、環境和文化關系領域的令人尊敬的“中國問題專家”，有些專家具有30年的中國研究經驗，還有大量的精通歐洲語言的中國專家。
這樣，EUNIC代表了世界上現有的最集中的關于歐洲與中國文化關系專業知識的最豐富源泉。
丹麥對于文化對話的主要貢獻將集中在所有社會都面臨的嚴肅的現代問題上。丹麥文化中心的主要使命將是提出針對相關挑戰的文化立場，諸如氣候變化和城市發展等等，總之是發展與可持續未來之間的矛盾。
格雷戈里（歐非經濟法學INEADEC副總裁）
非洲大陸的歷史已經強烈標志著西方文明的影響，尤其是英語和法語殖民化的結果。西方文化的特殊性，有時忽略了在他們的統治下的國家的最初的文化和習俗。幸運的是，這已經不再是今天的情況。今天的局面可以促進文化間的對話。
關于中國和非洲之間的對話，應該被置于非洲文化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多元化的關系中去觀察。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經濟實力增強，為這種多樣化對話提供了便利。隨著市場的發展，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已經愈演愈烈。今天在許多非洲國家，中國工人協助進行了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在文化領域，中國的工藝品、電影、舞蹈和娛樂，加強了文化間的接觸。
在非洲，在我的祖國剛果，我們贊賞中國的積極開放。它與剛果文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團結互助的精神，祖先崇拜，尊重長者等等。這將是有趣的。中國語言與一些非洲語言，也有一些相似之處。
我們希望面對未來的重大變化，進一步加強文化間對話，積極響應全球化的挑戰。
胡逸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高級訪問學者）
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人也欣見中國以人為本、秉著科學發展觀來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他們成為中外之間的一座座無形的，但又無所不在的橋梁。
在經貿方面，中國工業發展一日千里，可以考慮把部分原產品加工程序遷移到原產地，與當地華人合作，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建立生產與加工一條龍的作業模式。這樣既可保持供應的穩定性，又可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提高當地華人地位。
在文化方面，海外華人的各生長國與中國一樣，都是多元文化社會。但如何把這些傳統多元藝術精髓加以現代化、大眾化，卻又不流于形式？近來中國演藝事業發展做得尤其出色，可以把創作基地也設點在海外，幫助提升當地文化創意經濟，或在中外千年交往歷史中尋找靈感、題材，讓世人通過賞識現代藝術，來了解中外密不可分的傳統友誼。
我們熱切希望中國青年干部們、企業家們也能走出去，與我們攜手發揚中華文化、建設和諧世界的偉大理念。
李夏德（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中華文化的精髓是儒道結合：道家探尋形而上之“道”，儒家則以建構基于倫理道德的社會功能系統為目標。在個體和社會的“存在”問題上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哲學方法一再受到挑戰。
中西方應該充分利用各自知識和智慧之潛能，創造一種有益于整個人類社會的互相信任、尊重和合作的良好氛圍；雙方不僅應該學習自身的歷史文化，還應該互相學習對方的歷史文化；不僅要關注經濟和軍事，同時也應該了解和學習那些深深植根于過去并且對當下的國家行為和個人行為都有影響的哲學觀、倫理觀和審美觀。中西方跨文化對話應該互為啟發而不是相互威脅；應該相互接合而不是相互排斥。跨文化對話應該同時受到理想信念和實用方法兩方面的啟發：因為離開現實的理想是一紙空談，而缺乏理想的現實主義則注定要失敗。
瑞斯·帕爾默（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孔子學院院長）
今年（2012年）是龍年，是澳大利亞與中國建交40周年。在這期間，我們見證了中國不同尋常的經濟增長。過去40年來，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年貿易額現在已超過一千億美元。
中國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既是文化的“走出去”，也是基于經典儒家的基本道德觀在文化上的容忍性，這種道德觀支撐并滲透到現代華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中華文化現在不是、過去也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樣僅僅作為邊緣的裝飾品。
要創建一個在集體了解中華文化方面更成熟的和更有知識的澳大利亞并不容易——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一些個人和機構熱情地從事這項重要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驅動他們的是如下的認識：我們所有人都能從21世紀中華文化中學到很多東西。
其中一種知識是：四十而不惑。
編 后
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與炎黃國際文化協會等聯合主辦的“21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第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于12月1-2日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行。許嘉璐先生在開幕式上致辭，中外數十位學者圍繞“文明對話與中華文化精神”這一主題，進行了學術研討。本刊以摘要方式發表部分與會學者的發言，同時摘要刊載炎黃國際文化協會林祥雄會長的發言，歡迎廣大讀者關注。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