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詩詞的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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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樹喜 河北省安平縣人。高級記者，作家，人才學和歷史學者。196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1983年到光明日報，歷任特派記者，機動記者部主任，光明日報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等。
現為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中華詩詞》雜志編委。在新聞、文學、詩詞和人才學等方面，已出版個人專著、文集24種，包括詩集《雜花樹》《詩詞之樹》《詩海觀潮》等。中國人才研究會教育人才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人才史學科帶頭人；擁有中華詩詞韻庫專利。 |
演講人：李樹喜 時間：7月22日 地點：燕趙講壇
詩詞是中華文化王冠上的明珠，是中華文化最具光彩和魅力的篇章，可以稱為中華文化的基因（DNA）。
從傳說堯時代的“卿云”發端，經過《詩經》、楚辭、漢魏古詩，以至唐詩宋詞元曲，詩詞綿延兩千多年，一路走來，一路變化，一路創新，雖有曲折，但從來沒有消亡和停滯。在中華民族和社會復興的今天，中華詩詞出現了復興和繁榮的趨勢。成為和諧社會、和諧文化的重要部分，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詩詞當隨時代
“筆墨當隨時代”，一種文學藝術樣式有無生命力和能否為大眾接受，在于能否反映時代生活。詩詞亦當如此。
早在1955年臺灣詩人節，于右任老先生就說，詩詞應當“一，發揚時代的精神；二，便利大眾的欣賞。蓋違乎時代者必被時代拋棄，遠乎大眾者必被大眾冷落……此時之詩，非少數者悠閑之文藝，而應為大眾立心立命之文藝。”如此“革命”的提法，曾經使我們某些文藝評論家驚愕。其實，詩詞與時代相隨、與大眾相連，是一切開明的前瞻的文化工作者和詩人的共識和追求。一部文學史或詩詞史，實際上也是在時代不斷演進中適應時代的歷史。
我們看到，在世紀交接的時代，作為傳統文化的中華詩詞，經歷復蘇，走向復興和初見繁榮，展現出空前活力和時代精神。
說詩詞初見繁榮，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春潮初起，波瀾壯闊；二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三是完全可以反映時代生活。
在創作題材和內容方面，國際國內大事，社會生活，個人經歷，艱苦磨難，日常情趣，旅游詠物，田園風光，哲思感悟，朋友酬答，內心獨白，相思愛情……紛紛入詩，各具風采。
近年來，每逢大事、節慶、紀念日都有大批詩作產生。在紀念香港回歸詩詞大賽中，賀蘇老人的“七月珠還日，百年雪恥時。老夫今有幸，不寫示兒詩”。短短二十字，形象，深沉，道出了一位愛國老人的心聲。建黨九十周年，一則《天凈沙·航船》是這樣寫的：
烏云密布江南，嘉興湖上風帆，盡處青山遼遠。
心中有岸，管他多少礁灘！
馬凱同志在陪同溫家寶總理日理萬機的抗震工作中，寫出詩歌數十首。其中：“驚天地，泣鬼神，五州嘆，四海欽。多難興邦緣何在，臨危萬眾共一心。頂天立地何為本，日月同輝大寫人”的詩句，歌頌了中國人民的英雄氣概。
令狐安的《維權曲》是這樣寫的：
權柄握在手，方知執政難。建國近甲子，教訓萬萬千。多少官僚變，重蹈舊權奸。狐鼠橫行處，斂財不避嫌。沉湎錢與位，早忘甲申年。
作為紀律檢察方面的領導干部，深刻思考，大膽鞭斥，詩見情懷，難能可貴。
還有，大批反映農民和基層的詩作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呂子房的《浪淘沙·巴山背哥》寫道：
小子走巴山，踏遍渝川。背星背月背朝天。呵嗬一聲忙拄地，仰首巖懸。
日夜頂風寒，腳破鞋穿。為兒為母為家園。苦命二哥背不盡，背起人間。
寫小人物的環境艱窘和拼命生活，畫面生動，躍然紙上，一呼一嘆，動人心魄。
愛情是詩歌的永恒主題。紅豆大獎賽一首獲獎詩“南國春風路幾千，驪歌聲里柳含煙。夕陽一點如紅豆，已把相思寫滿天。”形象、概括、洗練，有很高的美學價值，為人所公認的佳句。
古代社會不可能涉足的失戀題材，在女青年吳菲筆下別有韻味，其《清平樂·失戀之后》是這樣寫的：
曉風吹送，回首些些痛。燕婉深盟終底用？不過槐安舊夢。城郊紫陌荒寒，因緣世界三千。掃取頹枝怨葉，燒成一個春天！
尤其是下半闕和結句，頗有新詩的意像和風格，且又是詩詞的形式。其愛情觀及其大膽表述，充滿時代氣息。
再如李申一首《送兒出國》題材的五絕，更道出天下父母的心聲：“叮嚀千百遍，默默理征衣。天下爹娘愿，盼飛還盼歸”……等等。
重要的是，詩人們沒有放下批判諭諷的傳統武器。
社會是在矛盾中行進的。任何昌明的社會，有光明也有黑暗、昏暗或不平。只有揭露、批評、消除陰暗因素，社會才能更健康地前進。
詠史懷古題材也老樹新花，多有收獲。李樹喜在其七律《蘇武事跡》寫道：
持節匈奴兩鬢稀，兄亡弟歿各無知。李陵規勸先啼淚，衛律威逼徒費辭。
水草豐盛大澤畔，胡妻柔順洽歡時。子卿北地尋余脈，通國還朝擎漢旗。
這首七律，實際是追本窮源，矯正偏見，重描了蘇武的史實：雖則不幸，亦非身處絕境；雖有剛毅，亦有柔情。蘇武流放地貝加爾湖一帶水草豐美，后期經常得到美酒等生活用品的饋贈；蘇武與胡婦成婚生子，其子在蘇武年邁時召回漢室為郎……匈奴亦非青面獠牙，漢庭多有處置失當——歷史事件也是復雜的多面體。
此外，關于哲思和感悟心路歷程的詩句，也時見光芒，如李申的偶得句：
人心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復復山。
情緒濃濃淡淡酒，收成雨雨風風年。
宋曉梧的佛魔：
魔為偏執佛，佛是端正魔。
細數千秋史，佛魔一紙隔！
哲思，徹悟，于平白之間。
總之，孔夫子說的“興觀群怨”的功能于當代詩詞都有表現，且更見廣泛、深刻。由此表現了中華詩詞的深偉的蘊力和活力。
支撐時代精神的三要素
構成詩詞時代精神的要素，大略是三個方面：
（一）相當的數量與質量
當代詩詞同歷史上的詩詞高峰相比，究竟怎么樣呢？
首先，詩詞尤其是詞，以毛澤東為代表，呈現一大高峰。當代詩人聶紺弩、劉征等的創新與作品，庶幾與過去的高峰比肩。一批具有新的意象，新的視角，新的語言，新的哲思的好詩詞、詩句，如珠似玉。如劉征《水調歌頭·中秋賞月》：“我謂月，且歡笑，勿神傷。管它陰晴圓缺，只當捉迷藏”的豁達奇語。
《卜算子》：“且莫嘆荊榛，畢竟多芳草。檢點人間萬古愁，一點丁丁小”的哲思、徹悟等等，不一而足……
總之，對于當代詩詞的基本估計是：數量，絕對超過以往；精品，亦有相當篇章。
當然，當代的大家、名家不及以往那樣耀眼，精品的比例尚遠不如唐宋。下大力氣提高質量多出精品，是首要任務。
（二）顯著的特色優勢
精短，典雅，押韻，上口，便于記憶，易于流傳，詩詞原有的優勢，在快節奏的當今環境中充分展現。更能契合社會氛圍和大眾需求，顯示著蘊力、魅力、耐力。我們不妨做些比較。關于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名篇，茅盾1923年譯本是：
我一生最寶貴：戀愛與自由。為了戀愛的原故，生命可以舍去；
但為了自由的原故，我將歡歡喜喜地把戀愛舍去！
而殷夫1929年的譯本是：
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同一作品，都是名家。由于形式不同，效果和社會影響顯然不同。優勢在詩詞方面。
（三）空前的社會支撐
從實踐論的角度看，大眾的認同和流傳，是檢驗文化藝術包括新詩舊詩重要乃至唯一的標準。
如果要問，當今什么文化藝術形式離我們最近，接觸最早？答案是詩詞。以兒童普遍學習“鵝，鵝，鵝”和“床前明月光”為例，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無疑要對此有最簡單和基本的接觸。特別指出，隨著社會成員文化水準的普遍提高，更多的人（全國以百萬計）接觸、了解和喜愛詩詞并且提筆寫作，這種認同和普及，使得詩詞獲得前所未有的社會支撐，具有廣闊的復興和繁榮前景。
詩詞的社會環境與角色擔當
當今社會環境對詩詞的影響表現為兩重性，一方面，社會發展有利于詩詞復興；一方面，文化的豐富多樣約束和限制了詩詞的獨尊。
封建社會中，詩詞長期處于尊貴地位。科舉考試必有詩詞，清朝甚至明確由皇家欽定用韻。兼之詩詞形式短小精悍，概括力強，有韻律，易傳播，沒有其他藝術形式與之匹敵、并列，使之成為獨領風騷的藝術形式。
當今時代，文化藝術呈現多種樣式，且平面媒體和電視廣播以及網絡的興起，使得社會大眾的文化需求有多項選擇。在諸多文學形式中，詩詞不再是文人必須掌握的，不是最時髦和最有視覺沖擊力的。精品佳句不少，流行傳唱不多。然而，經過分辨、思考發現，詩詞能夠融入社會而不被排斥，很可能出現新的繁榮和普及。雖然不再是獨領風騷，但也是傳統和現代諧和、風流獨俱的角色！
總之，與時俱進，繼承創新，求正容變，眾多社會成員參與，大批量較高水準的作品反映豐富多彩的時代生活，就是詩詞的時代精神。
詩詞的功用：不必匡時濟世，獨領風騷，但可愉悅身心，和諧社會。
詩詞面臨新課題
從兩方面看，初見繁榮的同時，亦有誤區和偏頗，本人以為突出在兩個方面：
（一）脫離現實，盲目復古
有一種主張，回避社會，遠離大眾；完全置身于個人天地，自我陶醉，對社會一概采取冷漠質疑、排斥和批判態度；甚至提出“回到唐宋”的口號。
其實，歷史上任何成功的復興或復古都是改革，而不是倒退、回到原來。清代葉燮指出：“詩詞正變幾千年，盛衰之所以然。”詩詞同其他文學藝術形式一樣，不可能回到唐宋，不可能脫離現實生活。
有一種傾向，故弄玄虛，生僻艱深。別人看不明白，自己說不清楚。
無疑，民眾了解、廣泛流傳的當然是通俗曉暢的作品。艱難用典，拮據聱牙，何從欣賞！“細數流傳千古句，皆從平白語中來。”信然。
（二）標語口號，世紀詩病
當今時代，國泰民安，形勢好，節慶多。有關節慶和紀念題材的詩，易將事件和政策術語入詩，易生豪言壯語，易搬用標語口號和套話，成為“偉大的空話”，姑且稱作“盛世詩病”。政論可以如此，報告可以如此，外交辭令可以如此，但寫詩則斷不可以如此。毛澤東早就說過，“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遺憾的是，當前這類作品較多，甚至包括一些大賽中獲獎的作品。應當盡量避免。
如何解決詩詞較為突出和普遍的問題？從寫作的角度是：大處著眼，細部著手。以小見大，見微知著，方是功夫。更是古來詩人成功的要訣之一。
詩詞的美妙和感染力得之于細節的描寫。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寫愛情也；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寫初春也；劉禹錫“朱鵲橋邊野草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寫變遷也；辛棄疾“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寫春夜也；毛澤東“彈洞前村壁”寫現代戰爭也；“馬蹄聲碎，喇叭聲咽”寫行軍也。尤其是孟郊的《游子吟》：以細線、寸草寄情，以“密密縫”寫母愛，樸實真摯，深刻動人，千百年來為人們喜愛。
回看毛澤東的詞作，小到《憶秦娥·婁山關》的“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大到《沁園春·雪》，其中不曾有“革命”、“紅軍”等政治詞語，但其間包括著濃烈的革命和光明的內涵。是用藝術形象而不是用概念說話。就寫詩而言，立意高、氣魄大和具體描寫非但不矛盾，反而是依賴于具體、鮮活的描寫。
近來看到記某山村乒乓球臺的七律（作者是李棟恒中將）：
水泥臺面帶殘冰，楚漢相分一草繩。陋拍鋸磨粘貼就，癟球燙復往來仍。
露天時有風參戰，入暮唯憑月作燈。莫笑抽拉姿不雅，興如奧運各逞能。
細節，生動，風趣，高超！
又如獲建黨九十周年大獎賽一等獎徐緒明的《鷓鴣天》：
合是梅花清秀姿，生來不怕雪霜欺。一從亮相南湖后，九十年來放愈奇。
勤管理，莫松弛，務防蟲蛀干和枝。植根大地春長駐，花俏花香無盡時。
作品以梅花喻黨，著力細節描繪，擺脫大話套話，得獎理所當然。
誠然，我們不排除豪言壯語和大氣魄。而是要大得有理、適度，有奇思妙語。主要著力點是描細節，塑形象，用藝術的形象的語言寫詩。
詩詞創新五題
如何解決詩詞較為突出和普遍的問題？從寫作的角度是：
（一）創意
詩詞，是創造性的文化藝術果實。
創造是人才最基本的屬性。詩人更是如此。“創作”二字，創是統帥，是靈魂。創是綱，作是目。創造就是出新，就是與眾不同，就是展現個性，或立意，或章法，或語言，或意象，或哲思，探索或完成前所未有的東西。《白石道人詩說》云：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則不俗。
袁枚說：“以出新意、去陳言為第一著”，就是如此。
創造并不神秘，萬綠叢中一點紅是創造，萬叢中一點綠也是創造，人無我有是創造，人有我新也是創造，超越別人是創造，超越自我更是創造。“要教讀者眼前亮，自己先須亮起來”。就詩詞而言，奇詞麗句是創造，用平白之語表達深邃的思想和意境更是創造。“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偉大詩人李白所重、所行的正是“清發”二字。杜甫說“白也詩無敵，飄然逸不群”，“無敵”者在于“不群”也。
當然，人們一般在創造之前都有一個模仿的過程。而近現代人普遍的問題是積累過多過久，而創造開始太晚。
作為當代詩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劉征的詩詞總是充滿創意的。他自創詞牌《蜂兒鬧》，描繪蜜蜂“辛勤最是君行早，為釀生活好。萬口杭育，聲超絲竹，啞了千山鳥”的浩大聲勢。
詩人劉章的《山行》：
秋日尋詩去，山深石徑斜，獨行無向導，一路問黃花。
清代施潤章也有一首《山行》詩：
野寺分晴樹，山亭過晚霞，春深無客到，一路落松花。
相比之下，劉章是獨行尋詩，只有黃花指路。是另辟蹊徑，深化了主題，美化了景物，融合了自我，這就是創造和超越。
作為精神文化產品，詩詞與生活消費品迥然不同的是：后者需要大路貨而前者只需精品。大千世界，詩家以百萬計，詩篇以千萬計。社會需要和能夠流傳的不在數量而是質量。精品源于創造，創造是詩詞之魂，創意，詩之帥也。正所謂：“姹紫嫣紅等閑看，奇思創意是詩魂。”
（二）浪漫
浪漫，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屬性，更是詩的本征。將生活藝術化，就必須借助于想象和夸張等手段，只要起意為詩，浪漫就在其中了。如《鸛雀樓》中：“黃河入海流”，詩寫得出，攝影繪畫都難以作為。
傳統評論以唐宋風格迥異，又以豪放、婉約分流李杜蘇辛白石易安之輩。現代評論家把作家詩人分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類，都是偏頗。其實，凡大家都是現實、浪漫兼有，豪放婉約相濟。例如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青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通篇都是在想象，是所見的古人描寫妻子形態的最直描的唯美的詩句，充滿浪漫和柔情。
（三）環境
有一句話叫作“憤怒出詩人”，或者是逆境出詩人。司馬遷說過，“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蘇東坡也遭受過“烏臺詩案”，清朝學者趙翼“題元遺山集”的七律寫道：“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說的是元朝大詩人的元好問的成就和他顛沛流離、身多不幸有關。后人多有引用，甚至還將“國家不幸詩家幸”視為經典和規律性總結。
的確，詩人的豐富閱歷尤其是逆境和苦難，能使之深刻了解社會人生，生發出深沉的思考和強烈的表現欲望。表現為作品的廣深、沉郁豐富多姿。然而，苦難和逆境是有條件和有限度的。苦難有用處、有價值，但顯然不應是愈苦難愈好。如果屈原、杜甫一類文人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連讀書識字都無機會，他們有可能寫出名垂千古的詩篇嗎？曹雪芹逆境中完成《紅樓夢》鴻篇巨制，雖然艱苦，畢竟有西山茅屋可居，有粥可食，有文房四寶可用。實際上，百姓最悲慘、艱窘的生活狀況，不是身處其境的農民婦女寫出的；最動人心魄的愛情悲劇，也不是出自梁山伯祝英臺楊貴妃白蛇們的手筆，而是像白居易、洪昇這樣的寫家。白居易沒有賣過炭，卻可以發出“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的感嘆。就白居易的人生際遇而言，雖受過貶斥和曲折，終其一生還是比較順利和得意的。其他富貴順境的文人也有過相當精彩的作品。苦難，不是成就文化詩詞的唯一條件而只是相對的。逆境出詩人和“國家不幸詩家興”只是一種現象不是鐵定的規律。
好的社會環境，可以實現文化繁榮，可以激發豪情，唱出時代強音。同時，社會畢竟還有負面因素，個體畢竟還有悲歡離合，人人可得而抒發胸臆，唱出各種不同的聲音。我們總不能為了“逆境”，人為地制造不幸和苦難吧！
因此，對于文人詩家，不是要其陷入痛苦，而是要其對社會進行深入的觀察、體驗和思考。與社會同脈搏，與大眾共心聲，如此，才能夠寫出好作品來。我對青年詩人的希望是：“人生際遇好，社會感悟深”。如做到，則最好！
（四）諷諭
毛澤東談到詩詞功能時也說，“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一般認為，興，是為國家社會服務；觀，是觀察辨別思考； 群，是群體和諧；怨，是諷刺批評社會黑暗現象，也被稱為“諷諭”，兼有勸解、批評和諷刺的涵義。歷代文人重視獨立品格和批評功能，留下大量尖銳、犀利充滿戰斗性的詩篇。如《詩經》的《伐檀》和《碩鼠》等。唐代李紳的“鋤禾日當午”（憫農詩）和白居易的《賣炭翁》等也屬于諷諭一類。
改革開放，社會繁榮，人文和諧，諷刺功能是否就罷而不用了呢？是不是就把批評的武器刀槍入庫呢？不是。社會是在矛盾中行進的。任何昌明的社會，有光明也有黑暗，昏暗或不平。只有揭露、批評、消除陰暗因素，社會才能更健康前進。現代詩人已經拿起了批評的武器寫出了大量篇章，例如，《中華詩詞》的“刺玫瑰”專欄，就以專門發表諷刺詩博得各界好評。
諷刺詩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
張智深五絕《下馬石》：
獨立皇陵側，端居孔廟前。千官皆下馬，一石冷無言。
以下馬為題，描繪官員下馬后，下馬石的冷峻無言，用語雙關，寓意深刻。
詩詞當隨時代。我們是時代的歌者和思想者。因而，歌頌和諷諭是包括詩詞的文化藝術社會功能的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諷諭不可免，而那種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詩詞不能“歌德”、只能以批評為主，顯然也是片面的。
（五）謀篇
整體順暢，中間有起伏有波瀾，調料，調色。文似看山不喜平偏向不平覓好詩。
尾要結住，或總結魔佛一紙隔；或發揮官權哪個靠讀書；或轉折不知該打誰；或反問一生真偽有誰知古來征戰幾人回，天下何人不識君（嘆號問號，不妨使用些）；或突兀魚鱉幾回捉來放，有人跳下放生橋突然一棒，細想有理，神來之筆；或反義（一般用于詠史項羽，曹操）。
在筆法上，景物要真實，下筆有虛實（理念虛詞結合）手法別太老實，做人要老實，做詩要靈通，（變花樣花招）。總之創意出新，大處著眼，細部著手。
還須指出，為詩，與其說具有理論的品格，不如說更有實踐的品格。“平仄格律”和“基本技法”之類要學。但要拿得起，放得下，不可過于依賴和拘泥——按照本本和作法之類，很難寫出好詩。
尊重藝術規律，要“三不為”：不為口號（大話），不寫報告（套話），不作歌謠（俗話）；“二為”：為自己抒寫性情，為讀者欣賞共鳴——真情和個性而已。
爾后，引用我的一則小詞《清平樂·詩史》：
詩三百好，更有卿云早。秦火炎炎燒未了，屈宋建安佼佼。
北南魏晉梁陳，詩詞逐代出新。李杜堪師不仿，一心要寫吾真。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