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如何迎接“拐點”？
隨著本輪改革接近尾聲，文化產業的“政策紅利期”行將結束，如何將“輸血機制”轉換為“造血功能”，真正以制度創新推動發展，成為產業發展的關鍵。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梳理脈絡，文化產業到底走過了什么？又將何去何從？
如果將2000年10月召開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發展文化產業的重大政策性建議看做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元年”的話，2011年就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走向第二個十年的第一年。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文化產業走過了什么？發生了哪些變化？又將何去何從？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日前聯合發布的《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2012～2013）》（《文化藍皮書》）梳理了文化產業的脈絡，打開了問號。
增速放緩 “拐點”來臨
藍皮書指出，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將進入實質性的拐點。
2011年，我國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為13479億元，同比增長21.96%，盡管領先同期GDP的現價年均增速4個百分點，仍然保持著高速發展態勢，但增速明顯放緩。根據測算，2012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將達到16000億元以上，增長速度為18%左右。藍皮書預測，2012年，我國文化產業面臨著產業外部宏觀經濟形勢下行的壓力，以及產業內部政策效應衰減的影響，增速會在2011年的基礎上繼續減緩。（截至發稿時，國家統計局2012年相關數據尚未出爐，故上文關于2012年的數據均為預測。）
“文化產業發展增速減緩應該被看作回歸常態。伴隨改革出臺的種種優惠政策，在近年來文化產業的高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策效應已經接近尾聲，我國文化產業在經歷了10年‘熱運行’后，已經到了‘拐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文化藍皮書》主編張曉明如是解讀“拐點”。
“短缺”與“過剩”并存
伴隨“拐點”同時到來的，是我國文化產業呈現出的四個重大變化。
首先，文化市場已經從總體“短缺”轉向“短缺”與“過剩”并存，將迎來大規模洗牌和兼并重組浪潮。張曉明告訴記者，近年來，在改革引發的體制性釋放和政策性推動作用之下，大量公共的和私人的資金投入文化領域，文化產業的產能快速提升，大量文化產品被企事業單位快速生產出來；由于移動互聯網和寬帶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普通文化消費者也參加到內容生產中來，供給短缺的局面已經極大緩解，進入了“短缺”與“過剩”并存的新時期。
其次，文化產業已經從“分業發展”走向融合發展，文化產業內各個行業主管部門主導的發展，將越來越為跨行業的融合發展取代，甚至為文化經濟普遍融合發展所取代。隨著“事轉企”改革的完成，國有文化企業與主管部門逐步脫鉤，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必將在文化市場推動大規模的混業經營和跨界發展。今后一段時間，將是文化產業實現融合發展的高峰期。“可以說，經過前一個十年的高速發展，我國文化產業投資高峰期已過，發展的動力將從投資轉向消費，發展方式將從數量規模型走向質量效益型，大規模洗牌和兼并重組不可避免。”張曉明分析指出。
再者，文化產業將從區域性競爭發展走向統一市場條件下的整體協調可持續發展，地方政府本位的發展模式將為國家層面、由綜合經濟管理部門主導的發展模式所取代。在這一背景下，區域特色發展、錯位競爭發展將會成為主流。與此同時，文化管理體制將從行政性的“行業分層管理”走向面向市場的綜合性大部制管理，部門合并已成必然，從而解決文化行政管理體系中條塊分割、職能交叉、效率低下的問題。
“沒有管理體系上的根本性改變，產業發展難有空間。看看那些地方政府千篇一律的‘文化產業規劃’，以及那些掛著來自各部委的‘集聚區’、‘示范區’、‘實驗區’牌子，卻缺少真正具有原創能力的企業動漫園區，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張曉明表示。
變“輸血”為“造血”
面對新的形勢和未來趨勢，要保證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就必須適應轉型發展的客觀趨勢的要求，擺脫陳舊的發展方式的慣性邏輯，主動地實現文化產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藍皮書提出，應對“短缺”與“過剩”并存的新形勢，要從單純追求量的增長轉變為既要有量的增長又要關注質的提高，要從主要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和加大政府財政支持力度實現文化產業發展，轉變為主要依靠企業競爭力提升和產業結構優化、更好地滿足多樣化文化消費需求以實現文化產業發展。應對建立統一市場和實行融合發展的轉型要求，合并原有分業管理的體制，盡快組建綜合文化管理機構。
“實現上述目標，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科學界定政府和市場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功能定位和合理邊界，將發展的基礎從政府支持轉向市場競爭，將發展的主角從政府轉變為企業。”張曉明建議，要放開市場準入、減少行政干預、強化公共服務，保護文化企業合法經營的權利，使其成為文化市場真正的獨立主體；保護人民群眾言論自由的權利，使其真正參與到文化創造中來。
資料顯示，從2010年到2011年，中國國有文化企業利潤增長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于政府財政補貼。可見，近年來是改革推進的高峰期，也是政策效應釋放的高峰期，文化產業的繁榮于此獲益良多。
隨著本輪改革接近尾聲，“政策紅利期”行將結束，如何將“輸血機制”轉換為“造血功能”，真正以制度創新推動發展，形成一個新的“制度紅利期”，成為發展的關鍵。
藍皮書同時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加快文化產業立法進程。“在文化產業發展的第一個十年中，政策推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文化產業發展方式的種種問題和泡沫也多與政策推動有關。與政策的易變性相比，法律的相對穩定性更有利于保證文化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也更有利于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方式轉變。”張曉明分析指出。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