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文化自覺思想的構成和意義
文化自覺的哲學困境與全球化語境
當今時代，文化自覺問題被置入這樣的語境：全球化已經成為物理的、社會的和心理的事實，經濟一體化浪潮日盛一日，空間戰勝時間，空間化代表著現代化；多樣化、地域性、差異性、傳統化、時間性、民族性面臨著全面轉型或堅守，傳統從時間深處而來，在今天的嶄新空間里能否謀得立足之地立身之所？各種各樣的文化躋身在一個共有的舞臺和平臺，誰也無處遁形，誰也不能獨善其身，碰撞、競爭、交流、比較、滲透、融和、糾纏、交叉，此消彼長，此起彼落。一種文化何在？文化何為？文化何去何從？每一種文化的創造主體都不得不思考、回答和選擇這樣的時代命題。不僅僅是時間和空間重組而帶來的文化變遷。今天的文化語境還在于這個時代的技術革新和科技革命。這是一個由科技革命帶來全面信息化變革的時代。基于信息科技的信息時代使人類文明從工業時代、工業文明再次大步前進，一躍而進入后工業社會即信息社會和信息時代。這種“全球化”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國際關系和社會發展，世界進入了同樣和同一的時間與空間，人類開始了跨越時空的互看，開始了互不在場的面對面生活。市場經濟的一體化和經濟發展的全球化更加確證了人類社會的“大同”目標，即人類彼此不可分離、誰也離不開誰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常態。
全球化時代無疑為人類發展帶來福祉，但全球化本身也表明了一種挑戰、應戰，并且它也夾帶著對不同處境下各民族、各國家無形的、不可預測的負作用和負影響。
文化在此種時代生存與發展，文化的遭遇和遭際會是什么呢？許多人在此中對文化問題茫茫然而不知所措了。文化自覺的提出，正是由此而生。
馮驥才文化自覺思想的構成
20世紀90年代，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最早在學理上提出了“文化自覺”，并較為系統地梳理了“文化自覺”的學術意義。他提出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為文化自覺的境界和目標。費孝通的文化自覺倡導在我國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幾乎與其同時，馮驥才也對當下的中國文化生存、發展、走向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投入巨大的熱情、精力、思考、行動于文化之中。從20世紀80年代起，馮驥才的文學創作中就出現了一種文化小說的新探索、新主題、新題材、新體裁。《神鞭》《炮打雙燈》《三寸金蓮》《陰陽八卦》《俗世奇人》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進入90年代，馮驥才的寫作發生重大轉向，進入了非小說的寫作階段，并且開始了他的文化批評之旅。雖然他的文化小說都具有相當意義上的批評指向，但他的散文化思想型的文化批評更加彰顯了思想的敞開、直擊、鋒芒。從《誰在全球化中迷失？》發軔，他寫作了《當代大眾的文化菜單》《弱勢文化怎么辦》《文化的粗鄙化》《偽文化三害》《文化可以打造嗎？》《文化空巢及其對策》《警惕地球文化》《文化遺產日的意義》《誰消解了我們的文化》《文化責任感》《21世紀，東方文化復興的時代》《文化眼光》《文化四題》《文化的情懷》《文化收藏》《文化政績》《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良心錄》《文化怎么自覺》等等眾多文化批評和思考文章，并且于2007年結集出版著作《靈魂不能下跪——馮驥才文化遺產思想學術論集》。這些寫作與文字，到處可見“文化自覺”的呼喚、吶喊、解讀、闡發。可以說，馮驥才是繼費孝通之后把“文化自覺”傳播更廣、呼喚更切、論說更多的文化學人。假如說費孝通的文化自覺更多的是一種學理、學術、學問，那么，馮驥才的文化自覺則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文化設計(或制度)、一種文化行動、一種文化思潮。
費孝通的文化自覺是全球化情勢下，文化比較中由學理中生成的文化自覺；馮驥才的文化自覺是全球化情勢下，來自于文化自省、內視的文化自我覺悟和自我文化的價值與意義的判斷與宣示。假如說費孝通的文化自覺是21世紀全球化將臨、即臨形勢下提出的；那么，馮驥才的文化自覺則是21世紀經濟一體化下，文化失措、失態、失衡、失勢、失識而至亂象叢生、險象環生下提出的。兩人的文化自覺思想是具有互補和互動的。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整個90年代，直到本世紀初的前10年，費孝通和馮驥才是推動我國文化發展高舉“文化自覺”旗幟的領軍人物。本世紀初以來，黨中央把文化自覺的觀念、思想和理論寫在了自己的文化旗幟上，“文化自覺”成為黨的文化思想，國家的文化理念，全民的文化追求。
馮驥才的文化自覺思想大多直指中國文化的內部問題。但是，他的文化思想不僅得益于而且也是建構于他的國際文化視野和全球文化見識、比較的廣闊背景，沒有這種外在、外來、外位、外觀的文化立場、文化比較、文化借鑒，就沒有也不可能形成馮驥才的文化自覺觀。他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觀念的理解，他身為聯合國國際民間藝術組織執行副主席對國際文化思潮的理解，他對奧地利、法國、意大利、希臘、英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文化實踐的觀察、考查、勘察、調查，使他的文化判斷具有世界的眼光。他是從時代的變遷、文化的巨變中發現其中的中國問題和時代問題，他也從中國現實的急烈變革、高速發展、瞬息萬變中把脈和發現我們的文化問題。文化自覺的問題是這樣一個時代自然生成，不得不提的問題。
馮驥才認為，文化自覺就是掌握文化規律，把握文化發展本質的問題。做不到這一點，盲目的發展文化，或讓文化無目的地發展，一個泱泱大國，一個悠悠文明古國，文化危矣，并且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旁邊還慚愧于外國人、他民族。此外，文化自覺還來自于我們的現實的文化痛感和令人痛心的文化后果。他說：“當今，是由于人們在現實中痛感到了文明缺失后果之嚴重，才關注到了文化自覺的必要，關注總是好事，但不是說‘文化自覺’，文化就自覺了。重要的是什么叫文化自覺，誰先自覺，怎么自覺。不弄清這些根本問題，‘文化自覺’最終會變成一個空洞的口號。”在解釋和回答“文化自覺”的內涵時，他首先指出，文化自覺應該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種歷史階段和文明境界。他認為從文化的自覺和不自覺看人類文化史文明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自發的文化階段，自覺的文化階段，文化自覺的階段。“文化的自覺就是要清醒地認識文化和文明于人類的意義必不可少。反過來講，如果人類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覺，便會陷入迷茫、雜亂無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蠻。”(《文化怎么自覺》)
知識分子的文化先覺與文化擔當
把文化自覺作為一種時代的標志，這是馮驥才作出的一個獨特歷史判斷。他將文化自覺置入一個新的語境中，他既看見了文化自覺是基于個體的文化意識、文化經驗、文化行為，他也強烈意識到文化的整體性、群體性、無意識性。也就是說，對于文化問題，如果不超越個體域限，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文化自覺，要基于個體、個人、個別，也必須進入大眾、民族、國家、時代，乃至成為全民性的文化意識。所以，馮驥才的文化自覺思想，經由他長期的文化實踐及其來自于現實的切身感受，他指出了文化自覺的思想體系和文化結構。他指出：“我對文化自覺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識分子的自覺，即知識分子應當任何時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覺，主動承擔；還有國家的文化自覺，國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還要有清晰的時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國家在文化上自覺，社會文明才有保障。當然，關鍵的還要靠政府執行層面的自覺，只有政府執行層面真正認識到文化的社會意義，文化是精神事業而非經濟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規律去做文化的事，國家的文化自覺才能得以實施與實現。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覺最終所要達到的是整個社會與全民的文化自覺。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覺，社會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文化怎么自覺》)
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國家的文化自覺、全民的文化自覺，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馮驥才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這三個層面的文化自覺，才是文化發展的真正的保障。馮驥才曾經指出，文化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頂端、高峰是由精英文化構成，沒有巔峰就沒有文化高度和文化的地位；底座、塔基是大眾的全民的文化，中間是過渡和中層文化。這個金字塔結構，需要國家建立一種文化戰略思維和部署，精心地分層級地建構和引導。國家、精英、大眾是一國文化金字塔得以結構和實現的主導性力量。文化自覺把知識分子、國家、全民作為文化理想的對象和主體，正是文化建設的科學設計與設想。
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在馮驥才的文化自覺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就是文化先覺。馮驥才看到了中西兩個歷史時段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意義。一是五四之際，我國一大批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面對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策略并付諸實踐，使五四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成功范例。二是法國歷史上雨果、梅里美、馬爾羅對法國文化作出的杰出貢獻。三人都是著名作家，又都不約而同的對文化作出巨大的發聲。雨果曾為保護文化遺產寫過《向拆房者宣戰》，梅里美晚年專事古典建筑保護委員會的工作，馬爾羅實施了“大到教堂、小到湯匙”的全國文化普查登記，摸清了法國文化的家底，并確定了法國文化遺產日。
知識分子是具有文化良知和天職的這樣一種人群，他們必須秉持自己的文化操守，思想先行，文化先覺。馮驥才不斷呼吁知識分子的文化先覺。這基于兩種情狀：一是知識分子缺乏文化自覺，必須將其喚醒，使其覺悟，從而發聲；二是一些知識分子明了世事，但不敢發聲、不愿發聲，失去了靈魂和脊梁的支撐。所以，馮驥才的呼吁是有所指，有針對性的。他自己同時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自己的主張，為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路徑與實踐作出了極有影響的表率。他大量著文，直面當下。他展開了對社會文化的系列批判，對全球化語境下中國人的文化殖民心態(洋樓、洋節、洋流行文化等)，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文化無知，對文化粗鄙化、文化產業化、文化空巢化、文化政績化等文化惡疾，對偽文化，對文化瀕危、消解、滅亡大聲呼喊，等等。他論述當前的文化困境、文化亂象、文化形勢，從而指出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責任。他呼喚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闡發知識分子的脊梁，設計各種各樣的文化重建，贊美優秀文化如大地之花美不勝收。
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不應只作用于自我的思想形成和思想表達。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也在于他對國家文化自覺的推動和促成。在這方面，馮驥才的思想與實踐也是可圈可點的。比如，以他主持的國家級重大文化工程便可見一斑。自21世紀初以來，馮驥才主持的國家級文化搶救性、保護性、研究性文化工程就有：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調查、認定與研究工程，中國木版年畫集成普查、編纂、出版工程，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調查工程，汶川大地震災后羌族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國民間口頭遺產數字化工程，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工程，中國民間文化傳承人口述史研究工程，山西綿山神像造像藝術考察與研究工程，山西大同古代雕塑考察與研究工程，天津傳統皇會調查與研究工程，等等。這些工程都具有十分強烈的專業性、學術性，是只有專家、學者、文化人、知識分子才能提出和承擔的。但這些工程又涉及到廣泛的政府行為、政策、資金、規劃，涉及到社會各界和廣大的文化傳承人、文化擁有者。可以說，一種知識分子、國家與各級政府、文化民眾(文化享用、持有、創造者)三結合的文化機制在這些工程自然形成，共同推動了文化的自覺。
又比如，為促進政府文化制度設計更加科學合理，文化政策更有實效，馮驥才以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提交政協提案，也有力而有效地推進了國家與全民的文化自覺。他的提案有關于緊急搶救民間文化遺產的提案，有關于確立“中國文化遺產日”的提案，有關于加緊搶救少數民族瀕危文化的提案，有關于規劃新農村建設要提前注重文化保護問題的提案，有關于建議重要的古村鎮抓緊建立小型博物館的提案，有關于建議春節假期按民俗規制前挪一天的提案，有關于建議對干部選用建立文化考核機制的提案，有關于建議國家非遺名錄制定黃牌警告與紅牌除名條例的提案，有關于文化遺產的產業開發要通過專家審定的提案，有建議國家確立文化建設立體的戰略結構的提案，等等。此中建議許多都被采納并已經成為當下的文化政策、制度、工程、項目、設施、措施，乃至我們的日常生活。這些提案的文化意義，正在推進國家的文化自覺。比如國家文化遺產日的設立，就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馮驥才就此指出：“‘文化遺產日’表現我們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開始有了一種自覺的珍惜和尊重。我們中國有無數個文化性質節日，但是這是第一個自覺的文化節日，一個為文化設立的節日。”(《文化遺產日的意義》)
文化遺產的意義及其
文化自覺的思想支柱
馮驥才的文化自覺思想還突出集中在他對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的思考與實踐之中。從保護城市文化肇始，他的視野又擴大和疊加至中國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古村落(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合體)遺產的活態搶救與保護。這種遺產保護路徑，基本上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施行的文化遺產保護路徑不謀而合。后者的保護思路也是從文化遺產(物質性)入手，而后擴充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后擴展并形成集物質文化遺產、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城市遺產、工業遺產、農業遺產、數字遺產、文化線性遺產、景觀遺產、文化空間、記憶遺產等多類別保護，并建構起相應的大遺址保護、整體性保護、景觀性保護的現代遺產學和遺產觀。馮驥才是推進我國文化遺產觀科學化的重要思想家。他對文化遺產保護，特別是民間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學術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學科建設任務：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中國木版年畫學建構，民間審美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構想，民間美術學重建，田野調查的方法與理論，等等。這些新學科的提出、設計與操作，既是文化保護之現實需要，也是文化實踐中的必然和必要的思想升華，更是文化自覺思想理論的有機構成。
馮驥才文化自覺思想逐漸將重點集中在對文化遺產的關注，這是他此一思想最具特色的內容，也是他此一思想最具獨創性的思想成果。
他自己指出此中根由：“對文化遺產的關注，另一面，是對全球化負面認識上的自覺。”(《文化遺產日的意義》)
這是他對文化瀕危和瀕危文化的嚴重關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我們打開了國門，我們也融入了國際社會，全球化的時代特征最鮮明地反映在中國的變遷與變化中。文化問題也正是由此而來。最外在的表征是：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場和舉國工地上，城市化、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商業化、信息化洶涌而來，屬于傳統的、農耕文化的、手工技藝的、過去時代的、鄉土風格的、口傳心授的、下里巴人的、遠古遺風的、封閉自閉的、地域特色的、少數族群的種種文化樣式、形態、物件、遺址、風習，無不迅速瓦解、消失、消亡。都市美國化、鄉村洋樓化、節日西方化。人們的文化觀念中，歷史性殘留的奴化、殖民化意識與現代化、西方化、科技化沖動糾纏一體，形成強大的崇洋媚外、無視本土的文化價值觀。我們在實踐上缺乏辯證思維，往往習慣于一刀切、一窩蜂、一邊倒。于是，改革開放中又出現了在追求現代化進程中，對文化上的非現代化事物的否定之風，即凡是舊的、老的、過時的、不是現代化條件下創造出來的都一概棄如敝屣。與此同時，伴隨著農耕、農業而來的傳統文明，在人們追求工業化、后工業化、后現代化、信息化、城市化中被極大地放棄和忽略了。我們的鄉土建筑、口頭遺產、傳統技藝、民間表演、老街、老城、老物件、老作坊等等，被大量拆毀、大量摧毀、大量丟棄、大量破壞、大量消失。除了若干所謂國家文物保護對象外，我們的文化實物、文化符號、文化身份、文化環境、文化建造，迅速地煙消云散，絕大多數人對此視而不見，茫然無知。馮驥才是絕無僅有的文化吶喊者。他動用“文化撥打120”“文化臨終搶救”、“文化瀕臨滅絕”、“文化生命”、“文化痛感”等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概念對抗上述積重難返的文化麻木和文化不自覺。他號召全面普查，摸清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家底。他在全面觀察的基礎上，提出了當前中國文化迅速消亡之中存在著六大文化瀕危情勢，并確定其為重點文化搶救對象。馮驥才是我國提出文化瀕危并施以援手的第一人。他認定的六大瀕危文化是：傳統村落、民間文化傳承人、活態的遠古文化遺存、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口頭文化遺產、手工技藝遺產。
我們可以看見，這六大瀕危文化，如果任其瀕危下去，直至無影無蹤，將對中華文明和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導致怎樣的惡果：幾千年的偉大的農耕文化從此蹤跡全無，遼闊土地上的文化景觀無從尋覓，文化多樣性符號大大損失，猶如文化恐龍般的文化活化石、文化活奇跡在存活數萬年后毀于一旦，多民族的文化圖景失去了繽紛和斑斕，從未中斷的古老文明失去了它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文化證明，祖先的天才、祖先的智慧、祖先的創造、祖先的技巧技藝隨風而去……文化的存在、傳承、創造，一旦被置于瀕危和離去的境地，人類的生存就必然發生危機。無視文化的瀕危，等于在全球化中坐以待斃、束手就擒。在人們對此渾然不覺時，大喝一聲，不僅是文化自覺先覺，更是文化的一種新啟蒙。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羌族聚居地處于震中部位，因而遭受前所未有的災難，自然災難給羌族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陷其于極度瀕危之中。因為對文化有生命痛感，馮驥才在第一時間想到了地震災難中羌族文化遺產的命運與羌族災民的生死存亡的關系，想到了如何救援生命、救援羌族文化。他組織策劃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救災行動：發出倡議，組織考察，調研研討，設計救援，實施重建。一本《羌族文化學生讀本》及時出版問世，一份《關于四川汶川地震災后重建中保護羌族文化遺產的建議》及一文《要想到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館》在全國引發廣泛關注，也得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和中央抗震救災領導小組的高度重視，許多建議納入了相關的文件、規劃、政策之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瀕危名錄中采納和采取了相關建議。(這是人類歷史上對突發災難引發文化瀕危、文化危機而采取有效舉措的首個中國案例)，是馮驥才文化瀕危應對策略的一次極其生動、有益、有效的實踐。當然，他組織實施的各種文化搶救與保護工程都說明，他的搶救瀕危，不僅是吶喊，更是行動，是行動之后成批成片的文化成果。
2012年年底，由國家建設部、文化部、文物局、財政部實施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工程，公布了首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馮驥才在此一工程中任專家委員會主任。在此之前，他向有關方面提交了專項提案，并在公開場合受邀與共和國總理就傳統村落保護進行對話。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傳統錯落的困境與出路——兼談傳統村落類文化遺產》，指出了這類遺產保護的獨一無二性，提出了一系列的保護舉措和思路。
以上，鮮明地彰顯了“文化自覺”的思想。顯而易見，搶救瀕危文化，正在極大地促進文化自覺的實現。(向云駒)
（編輯：孫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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