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歷史，走進我們共有的精神家園
中國先民創造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留下了豐富厚重的歷史遺產。學習歷史，傳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遺產和精神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歷史素質和精神修養，增強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軟實力，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個重要方面。
歷史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是整個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這里，蘊含著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滋養著、培育著世世代代的中國人。要弘揚汲取這些寶貴財富，將其轉化為當前歷史運動的偉大力量，就要重視學習歷史，接受歷史積淀凝練的珍貴遺產——
彰往察來的歷史精神。中國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彰往而察來”（《周易·系辭下》）的思想，它反映了中國先民所具有的獨特的歷史精神。
人們通過史學而認識歷史，從而豐富了知識，積累了經驗，增益了智慧，這是人們得益于歷史教育的重要標志。但是人們認識歷史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了解過去，弄清“歷史的真相”，也不僅僅是為了提升自身的修養，同時也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現實和更清醒地觀察未來，把從歷史中得到的知識、經驗、智慧運用于現實和未來，“彰往而察來”的真諦即在于此。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內涵，首先表現在“通古今之變”的自覺意識。先民從經驗中或通過口耳相傳，認識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周易·系辭下》）的道理。司馬遷著歷史巨著《史記》，以“通古今之變”為其宗旨之一，申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從“通其變，使民不倦”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包含了豐富的歷史內容。而“通古今之變”更是成為《史記》以后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凸顯出彰往察來歷史精神在歷史撰述中的重要位置；同時，它也成為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重要特點。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內涵，還表現在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制度文明傳承演變的自覺認識。從唐代史學家杜佑的《通典》、宋代史學家鄭樵的《通志》到元代史學家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史學上謂之“三通”，再到清代所修的“續三通”“清三通”，展現了中國源遠流長的制度文明。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又一個突出表現，是中國史學家始終把過去、現在、未來視為一個連續不斷的整體。司馬遷說的“述往事，思來者”，已包含了這種思想。這種歷史精神，也表現在一些政治人物把自身的社會活動，置于“古”“今”“后”相聯系的歷史長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覺意識。如唐太宗的政治理念是“勉勵終始，垂范將來，當使后之觀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吳兢《貞觀政要·求諫》）這是從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來看待過去、現在、未來的聯系，反映了一個政治家把自己置于歷史的過程中加以約束和自律的意識。
綜觀中國史學家的歷史撰述活動，從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開創紀傳體“正史”之先河，到清修《明史》以至民國年間所修《清史稿》；從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鑒》，到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與畢沅主修《續資治通鑒》等，都是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具體表現。這切實而有力地表明：“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亙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歷史。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李大釗《史學要論》）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著作正是“有生命的歷史”的反映，而這一反映的連續性與豐富性乃是世界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創造。認識了這種歷史精神，就會更加認識到我們自身在歷史中的位置，進而增強我們的歷史責任感。
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中國先民自強不息、艱苦卓絕的奮斗史，反映了中國先民的革新進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象辭》），先民從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這一格言，成為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精神傳統。從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到盤庚遷殷，從“湯武革命”到周公制禮作樂，從春秋時期的鑄刑鼎、鑄刑書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變法，從漢武帝的強國之舉到漢光武帝和漢明帝的“建武永平之治”，從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措施到隋唐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從唐太宗時的“貞觀之治”到王安石變法的坎坷歷程，從元、明、清三朝政治體制的變革到清朝末年的維新運動和革命黨的興起等等，這些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貫穿著自強不息的革新進取精神。
在自強不息的奮斗中，中國先民從來充滿著自信，誠如魯迅所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見《魯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雜文》）“中國的脊梁”堅挺著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
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中國歷史悠久而又具有連續性，雖有朝代的更迭、分裂局面的出現，但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發展則是基本的趨勢。歷史上的人們從朝代興亡、制度得失、社會治亂、人才作用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并逐漸認識到這些經驗教訓對于現實和未來的重要價值，從而培育起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
這種理性精神，本源于政治實踐。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善于運用以史為鑒的思想教育西周的貴族們，告誡他們不要貪圖安逸，強調：“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尚書·召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思想在當時的詩歌中也有所反映，即：“殷鑒不遠，有夏后之世。”（《詩經·大雅·蕩》）可見其在當時有廣泛的影響。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家們從社會劇烈變動、政治權力不斷再分配的歷史中，總結出了一條帶有普遍性的歷史經驗，即“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戰國策·趙策一》）這一思想成為后人重視歷史經驗教訓的座右銘。
把以史為鑒的思想提升到理性精神層面，是秦漢更迭這一重大歷史變動對漢初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的啟示。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是劉邦受到陸賈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的批評和見識的啟發，令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經驗教訓，著成《新語》一書。（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朝代建立之初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它不僅對漢初政策制定有直接關系，而且對后世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其次是賈誼的《過秦論》對秦朝興亡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與陸賈《新語》在理論上有相得益彰的作用。《過秦論》從秦孝公時秦國的興起到秦二世秦朝滅亡，論其興亡之故，提出：“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賈誼《過秦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從陸賈提出的“逆取”“順守”到賈誼概括的“攻守異勢”等結論，把以史為鑒的思想上升到理論層面而成為一種理性精神。
再次是司馬遷在《史記》巨著中，以史家之筆反映了這種理性精神，并進一步有所發揮和深化：一則明確地提出考察歷史進程的變化，“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二則對以史為鑒提出了辯證的認識，認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是表明，歷史經驗可以作為“自鏡”，但又不可照搬。至此，自西周以來的以史為鑒思想，已形成為一種理性精神，并貫穿于后來的歷史發展中：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吳兢《貞觀政要·任賢》），“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冊府元龜·國史部·恩獎》），這是唐太宗的史學觀，也是他的以史為鑒觀。
——“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鑒者”入史（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撰成一部編年體巨著，宋神宗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鑒》”（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這是司馬光和宋神宗的史學觀，也是他們的以史為鑒觀。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在論及以史為鑒與政治的關系時指出：“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這是指出人們對待以史為鑒應具有自覺性和真誠之意。他又說：“故論鑒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王夫之《讀通鑒論·敘論四》），這是指出了對待以史為鑒的辯證認識，即不僅對“得”與“失”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何以亦得”與“何以救失”的可能性。這是王夫之的史學觀與以史為鑒觀。至此，中國古代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發展到了高峰。
思齊內省的自律精神。史學也是人們自我修養的教科書，史學中蘊含著教導人們如何學會做人的人生哲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把史學的這個特點和作用作了概括：“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這段話，既說明了史學是人們認識歷史的路徑，又說明了史書所記載的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對于后人的道德修養、自律精神的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史學的主流是以紀傳體史書記歷代史事與人物，這些史事和人物都會對后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那些杰出的歷史著作所產生的影響尤為深遠。如魯迅評論《史記》：“固不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游俠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力）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即欲養（好）士’也。”（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卷）這種“思齊”“內省”的自律精神，正是一些歷史人物“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內在因素，是“以富國安人（民）之術為己任”（《舊唐書·杜佑傳》）的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史學家對于史學之影響人生道路的認識，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系統的認識。李大釗說：“凡學都所以求真，而歷史尤為然”（《史學要論》）。他認為，認識歷史愈深刻，愈能開闊人生的視野，愈能認清歷史的前途。李大釗進而指出：“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杰為國家為民族舍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劇，壯劇。我們后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愿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這是由史學的研究引出來的舜人亦人感奮興起的情緒”（《史學要論》）。當今，這種自律精神對于今天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廉政文化，更是必不可少的。
歷史的進程總是不斷向人們提出新的啟示。1840年以來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中國歷史，是中國由危機走向新生的歷史；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實現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我們不僅要傳承自古以來的優秀的精神遺產，更應當發揚近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的精神成果，從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中汲取寶貴經驗和前進動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