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名人解讀屈原四人談
湘鄂贛皖四省圖書館聯盟系列活動：
歷史文化名人解讀屈原四人談
方志遠
孟澤
安德義
錢斌
屈原 資料圖片
方志遠 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著有《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明清江右商幫》等。
孟澤 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著有《中國歷史狂士》《無我有我之境》《兩歧的詩學》《王國維、魯迅詩學互訓》等。
安德義 語言學專家，儒學專家，《德義堂國學》總編、湖北省孔子學術研究會副會長，著有《逆序類聚古漢語辭典》《論語解讀》等。
錢斌 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曾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節目主講《千年一筆談》。
時間：5月11日 地點：湖北省圖書館·長江報告廳
汨羅江水清嗎——如何處亂世
演講人：方志遠
非常高興跟大家一起交流，剛才兩位學者的報告對我也是很大的啟示。說到屈原，我心里比較復雜。
首先，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我十分景仰他。剛才孟老師提到的屈原的《九歌》《天問》《離騷》等，我讀起來有頂禮膜拜的感覺。我個人認為，那是中國歷史上《詩經》以后、《史記》以前最偉大的文化遺產，沒有比這更偉大的作品。
但是坦率地說，對于他投江，選擇死亡，我是不贊賞的。我認為這是懦夫之舉，不就是被小人陷害嗎？不就是君主對你疏遠嗎？不就是被流放到遙遠的地方嗎？為什么要跳下去呢？
我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第一，受孟子的影響。孟子有一句名言：“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作為一個有抱負的人，當不濟的時候，當貧困潦倒的時候，不要失去一個字，這個字是“義”字；當我們發跡了，發達了，不能離開“道”字。
所以我想，當你屈原發達的時候，你可以兼濟天下；當你窮困的時候，你為什么不可以獨善其身呢？我想，這是孟子給我的感覺，使我對屈原的死產生第一種不理解。
第二，受《史記》中“漁夫”的影響。司馬遷《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給予屈原極高的評價，說他的品格、他的賦可以與日月爭輝，太了不起了。但是，司馬遷描述屈原來到江邊，來到遙遠的東方的時候，說了屈原遇見了一位漁父，兩人有一段對話。漁父說：“你不是三閭大夫嗎？怎么這么貧困潦倒啊？這么憔悴啊？你有什么難過的事啊？”屈原告訴他：“舉世渾濁唯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你說我活著有什么意思？
漁父說：大丈夫應該與時俱進，既然舉世渾濁，為何你不可以隨波逐流而揚其清？既然眾人皆醉，為何你不既和大家一起醉，又保持一種清醒呢？屈原說：我干不了這個事，我不能夠在這個渾濁的空氣中生存下去，我沒有辦法和小人同流合污。
我今天講的題目《汨羅江的水清嗎》，就是想說明一個觀點，在這個世界上，哪里沒有污染、哪里沒有意見不同的人？汨羅江水就那么清嗎？那里面的魚蝦就一定對你那么好嗎？可能未必。這是第二個導致我對屈原的死不以為然的原因。
第三，可能跟性格挺有關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在我的性格里面，好像沒有過不去的事情。有什么事情，睡一覺再說，天是塌不下來的，萬一塌下來，人人都得死，逃也逃不掉，擔心什么？
第四，可能和我們所處的時代有關。相對而言，我們還算是處在太平世道，衣食無憂地討論一個處于急劇變動時代有著強烈憂國憂民之心的屈原，對別人表示不同情、不理解，是否太不應該？
可見，對一個人物、一個事情的評價，觀點往往是由立場決定的。我們常常強調不要屁股決定腦袋，但屁股決定腦袋乃天下之通理。屁股是什么？是存在。腦袋是什么？是意識。所以，屁股決定腦袋乃是存在決定意識。要想改變意識、改變腦袋，除非是改變存在、改變屁股。
孟子說“窮不失其義，達不離其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說的是一種處治世的人生態度，是一種超然的處世態度。
但是，一旦處于亂世、變世，我們的選擇將會是多種。于是我的眼睛里便浮現出屈原的后代，屈原的后來者，包括文天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在我們江西，組織幾十個人、幾百個鄉兵，和蒙古鐵騎來正面對陣，一個沖鋒不就把你打垮嗎？所以文天祥抗元，是每戰必敗，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是他要這樣做。太后降了，皇帝降了，軍隊散了，但文天祥被俘之后，堅決不降。
還有“惟楚有才”的譚嗣同，康有為跑了，梁啟超跑了，譚嗣同完全也可以跑。那個時候的清政府，軍機處頭天晚上做出決定，不要等到第二天凌晨，就有人把秘密泄露了。但譚嗣同沒有跑，他認為中國的改革為什么會失敗，就是因為流血的人太少，說空話的人多，辦實事的人少，敢于挺身而出作出犧牲的人少。如果要有人流血從我開始。
如果說屈原可以有其他選擇，文天祥和譚嗣同也可以有其他選擇。不是有句古話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是，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民族的一股正氣，正是由屈原、文天祥、譚嗣同們的死而傳承下來的。他們用他們的死，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燒不盡的青山。
我們做一種假設，屈原抱了塊大石頭投汨羅江，結果沒有抱穩，石頭掉下去，他自己浮起來了，被一個浪打到沙灘上。不是有句話，說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打在沙灘上”嗎？或者，屈原投江后，漁父把他救了起來。屈原蘇醒過來，嘆了口氣：唉，這個國家的事情，讓肉食者謀之吧，我自己過自己的日子算了！
如果是這樣，那會怎樣？那么我們今天這次討論的就不會是屈原了，可能是另外一個人。謝謝！
屈原：來自民國三十年梁宗岱的禮贊
演講人：孟 澤
很高興講講梁宗岱對屈原的理解，他在民國三十年五月寫作了長文《屈原》，我認為，這是屈原接受史上很重要的文獻。
梁宗岱，廣東新會人，生于1903年，就讀于廣州培正中學、嶺南大學，少年時便已獲得“南國詩人”的稱譽，出版新詩集《晚禱》。1924年赴歐洲留學，先后在瑞士、法國、德國、意大利的多所大學學習，得到保羅·瓦萊里和羅曼·羅蘭的賞識，他接受瓦萊里的建議，不以攻讀學位為目的，而以充分接受西方文化精華為職志，“九一八”事變后回國，任職于北大、復旦等學校，1944年回到父祖輩經營中醫藥的廣西百色，研制“綠素酊”，解放初陷入一起冤獄，輾轉多年后到中山大學教書，1983年去世。
梁宗岱并不是一個完成了多么偉大“功業”的人，但是，作為成長于“五四”時代的“新青年”，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以及輔成了他的思想和人格的中西文化教養，值得我們仔細理會。他打小聰明、好學、專注，還有幾分頑劣，性情天真而膂力過人，癡迷山野又流連市井，喜歡在風暴中展示自己的強健與野蠻，直到去世前一直堅持冷水浴，體驗過并且迷戀歌德在《流浪者之夜歌》中表述的境界：“一切的峰頂”。世俗輿情或以為他在男女之情上有欠莊重，乃浮浪子弟，其實他是單純透明的，旅歐七年，不會跳舞，甚至不懂得要親吻自己的女友，成婚后坦然把留學期間女友的名字嵌入孩子的名字中。更重要的是，梁宗岱服膺的是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人文主義精神，中學時代就對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多夫》上的話怦然心動——“我活著，是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所要做的——一個人”，對于羅曼·羅蘭題寫在送給他的《貝多芬：他的偉大的創造時期》《歌德與貝多芬》上的“為善的美”“生存不過是一片大和諧”，充滿好感，滿懷虔敬。
我為什么要向大家描述梁宗岱的生平與性格？因為，我覺得，一個在開放性的、同時意味著巨大歷史轉折的文化時代里成長起來的人，一個天性飽滿而智力卓越的人，更能體貼同樣處在八面臨風、充滿憂患的轉折時代的屈原，更能懂得那種巨大的悲傷，深邃的發問，不可思議的忠貞，不能自已的向往與千回百轉的悵惘。在某種意義上，我甚至認為，只有李白才能懂得李白，只有屈原才能懂得屈原。
同時，一個時代，是否有新的氣象、新的價值理想，不僅體現在它是否有新的創造，同時體現在它對于歷史及其留存的篇章，有否新的創造性解釋。或者說，對于傳統（自我）及其經典的創造性解釋，是我們擁有新的氣象、新的價值理想的重要標志。
梁宗岱作為中國現代重要的人文主義者，一個有著類似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人格的思想者、藝術家，一個不僅具有想象力而且充滿行動熱情的人，他提供了關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新的闡釋。
他曾認為，我們民族有一個基本的弱點，就是要么全信、要么全疑；要么自尊，要么自卑；要么復古，要么非古，仿佛對自己的文化不走極端，我們就找不到出路似的。這妨礙了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和對過去的認識，也妨礙科學的發達。
通過梁宗岱對屈原的解讀，分明可以意識到：我們的藝術精神同樣不免有所“偏至”：倫理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取向，整體主義與一元主義的思維，壟斷因此多少損害了我們在藝術精神上的單純和誠摯，損害了生命感知與審美感知的豐富性與充分性，我們很容易把神話和宗教的內容歷史化，把歷史道德化，把廣闊的審美情感全盤納入政治的軌道，舍此之外，似乎不能有別的考量。
正是如此，我們曾經把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思、“上下求索”之情全部解釋成“忠君愛國”，用倫理范圍審美，以至高明如班固、朱熹，卻不免要責備屈原“揚才露己”“怨天尤人”，責備他不懂得追求“周公孔孟之道，而獨馳騁于變風變雅之末流”。觸發屈原不同凡響的思想情感的，也許確實是他對于楚王的眷念，確實是他對于楚國的政治現實愴然有懷。
但是，大家知道，藝術的創造，原本對應著人類不為世俗生活所限定的無遠弗屆的精神世界，解讀文藝，真正的目標和意義，不僅在于可以還原歷史的具體性和創作者創作過程的具體性，更在于去獲得關于人、人性的普遍領會，獲得超越具體功利性的審美覺悟。這也是經典之所以可以延伸到不同時空的重要依據。而我們在對屈原的觀照中，卻總是忽略了生命意志的深遠廣大，而且像蔣勛說的，強化了倫理，卻失去了愛，失去了那種可以使生命、使藝術光彩照人的愛，在道學家或者三家村學究的思維中，即使一件真正的藝術品，也往往成為目標具體的應時應景的產物，成為創作者功利主義訴求的寫照。這自然不應該是屈原作品的全部命運。
正是從這一點看，在千百年來有關屈子的文獻中，梁宗岱的《屈原》獨樹一幟，他對屈原的解讀，有著一種罕見的透徹和澄明，一種深入個人心靈和民族文化機理的感知力和召喚力。他說，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第一個條件，就是它是自主的，它是自己站在那個地方的，它能離開一切外在的考慮因素，如作者的身世、時代和環境，還能夠在其他時代的讀者心里引起共鳴。
屈原已經離開我們兩千年了，但他的作品還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為什么？我們和屈原所處的不是一個時代，我們也不喜歡楚王，或者說我們跟楚王一點關系都沒有。因為，一切最上層的詩，都是最完全的詩，是作者人生觀、宇宙觀的一個完整的體現，同時能夠滿足讀者的官能的需要、理智的需要、情感的需要。每一個偉大的創作者本身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帶有他特殊的疆界和重心，真正最有效的批評，就是摒棄一切生硬和空洞的公式，從作品本身直接去體察他對你的情感的激蕩和激發。
梁宗岱早年第一次接觸到一本研究屈原的書，便覺得失望甚至反感，在他看來，其中充滿了可怕的誤解，他甚至因此感嘆：一切變為民族經典的偉大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就是難免被后來的專門學者，或者道德學家穿鑿附會，乃至肢解，這種命運幾乎不可避免。
20世紀是一個所謂“疑古”時代，除了過于政治化的指認、過于道德化的檢討導致歪曲的理解與推崇外，還有“別出心裁”的對于屈原作品是否屬于屈原的不斷懷疑。梁宗岱覺得，這種懷疑，大多很沒意思。因為，他們不懂一個偉大的人，也有他的單純，也有他的復雜，也有他的高亢，也有他的低沉，也有他自己解不開的矛盾，他的內心一定是復合了宇宙、天地、人生等所有的悲歡哀樂，所有的沖突。沒有矛盾，怎么會有屈原？所以屈原作品里面的不協調，甚至互相沖突的思想、情感，并不是我們懷疑它們的依據。
何況屈原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開放的充滿了危機和可能的時代，各種思想和意識形態全部集中的時代，何況屈原是我們中國詩史上開創的祖師，在他之前，中國的詩歌是短章促節，是他發展出了一種委婉曲折、回腸蕩氣的詩體——騷體，在這個過程中，他怎么可能沒有嘗試？沒有失敗？
按照梁宗岱的理解和邏輯，《九歌》當然是屈原的作品，而且是屈原的年青作品，這對屈原來說很重要，正如《新生》對于但丁很重要一樣，沒有《新生》就不會有但丁的《神曲》。那么，沒有《九歌》就不可能有后面的《離騷》。所以，如果剝奪了屈原對于《九歌》創造這個名分，那么《離騷》的存在就是一個更大的謎，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
自然，屈原最偉大的篇章是《離騷》。梁宗岱認為，《離騷》的黃鐘大呂里，有《九歌》的明媚和青春，有《天問》的懷疑與晦暗，古樸如浮雕，也有《九章》里的思想與經驗。《離騷》是囊括屈原全部生命全部風格的整體，像《神曲》一樣，它是象征主義的，最抽象的理智和理想，化為最親切的想象和最實在的經驗，像《神曲》一樣，詩人把他對理想的愛和對女人的愛合二為一，但丁的貝雅特麗齊，他的哲學和神學，屈原的“香草美人”，則是他的家園，他的君國，他的宇宙天地。
梁宗岱說：但丁和屈原，像隔著世紀和重洋的同一顆星球誕生的孿生子，同樣生長在國家多難之秋，同樣遭到放逐，放逐后他們又把全部的心血灌注在他們的作品里，鑄成光榮的偉詞，成為灌溉兩個民族的精神養料。你不能想象撇開屈原的東亞的文化和詩歌，正像你不能想象，近代歐洲的詩歌和文化，沒有但丁。他用米開朗琪羅獻給但丁的詩句描述屈原：“沒有比他的放逐更大的虐待，世界上也沒有比他更偉大的人。”
按照梁宗岱的理解，說屈原的自沉是出于極端的悲憤或絕望，并不高明，因為屈原的詩處處告訴我們，他唱得最沉痛處就是他最依戀生命的時候，他是最純粹的人，也是最豐富飽滿的人，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失意者，更不是一個身世凄涼精神落魄的政客，他有常人難以企及的愛與理想。因此，他對于生的眷顧，強烈到不能不一遍又一遍地叮囑自己，叮囑自己不要輕易放棄自己。反之，每提到死，他卻出以極堅決極沖淡幾乎可以說淡漠的態度。他的自沉顯然并不是愚夫愚婦般出于一時的短見和忿懟，他的死完全是出于他意志的絕對自由，而且，是經過冷靜理智的審思熟籌的。他的生的意志那么強烈那么蓬勃，對于現實又那么惓懷那么熱誠，巨大的憂傷，巨大的痛苦，意味著一個生命力豐沛的主體，無法設想，一個只剩下憔悴和愁苦的人，可以承擔屈原那樣深邃廣闊的精神世界。
因此，屈原的自沉對于他是一種“就義”——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定心廣志，吾何畏懼；同時是一種“理想”——雖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遺則，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以為鄰。
好了，這就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梁宗岱對屈原的禮贊，掛一漏萬，也許還把自己的想法附會成了梁宗岱的意思。其實，我最想表明的是，對于經典的創造性解釋，一定伴隨著解釋者新的思維方式與新的價值理想。否則，就只能盤桓在古人的陰影之下。謝謝大家！
屈原對后世知識分子的影響
演講人：安德義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出自《易傳·系辭》，我們從屈原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來看，他有很多正面的形象。
從政治思想角度講，他忠君、愛國、愛民、敬神，這是他的重要的四個方面。他的政治才華，博聞強識，“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是個著名的外交家——“入則與君王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從人格上講，他獨立不遷、橫而不流、耿介正直、秉德無私、才華橫溢、彪炳千古。
他的藝術成就，達到浪漫主義詩歌藝術的頂峰，異彩紛呈、獨樹一幟、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空前絕后。他對后世的影響，開創詩歌騷賦一體，催生了漢賦的繁榮，構成獨具特色的荊楚文化。
如此一位既有完美人格，又有政治才華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卻“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葬身魚腹，以悲劇結束他的一生。
他的悲劇，給后世留下了什么樣的思考？除了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素之外，除了君王不明是非、昏庸無能之外，我們能否從屈原本身尋找他之所以成為悲劇人物的原因。這樣思考，對我們修身養性或許有一些教益，找到一個支撐點。
當我們把儒家、道家和屈原三家放在一個平面上去談，儒家就用孔子、道家就用老子、屈原就叫屈子，他們三家在處理進退關系的問題上，各有不同。儒家知進知退，道家以退為進、屈子知進難退。
孔子對顏回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任用我時，把治國平天下的大道推行于世；不能任用我時，就將這些治國平天下的大道，藏之于身。尤其是孔子對南容說：“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這也是“達者兼濟天下，退者獨善其身”，要我進的時候我就進，要我退的時候我就退。儒家是能進能退，進則欣然領受，退則毫無怨言。
老子說：“弱之能勝強，柔之能勝剛，柔弱勝剛強”，他又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尤其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沒有哪個堅強的人抗拒過柔弱的人，沒有哪個男人真正戰勝過女人。
我們再看屈原，屈原說：“亦余心之所善兮”，我心是向善的，“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如果能突然死掉，就不愿意同流合污。“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方”和“圓”是不能彌合無間的，“方”和“圓”之間差別很大，“周”指彌合無間。“孰異道而相安？”不同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異道而能相安嗎？不同的道是不能相安的。
他說：“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伏”就是保持，保持清白，為清白而死，“固前圣之所厚”，就是前圣所看重的東西。“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芳與澤其雜糅兮”，就是芳草與污濁的東西雜糅在一起，所以“唯昭質其猶未虧”，就是說他自身是處污泥而不染，他的光明的品質，在污穢的環境中是不會受到污染的，他“指九天以為正，雖九死猶不悔”。這就是他能進不能退的一個特征，這也是屈原悲劇產生的原因。
屈原的人格是內方外方，品質固然耿介高潔，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常碰壁，滯礙難通。人生要接受打磨和挫折，磨到圓通、圓和、圓融的地步。但屈原不能接收這種打磨和挫折，當然屈原也不必接受這種打磨，如果接受了這種打磨，他便不是屈原。于是他選擇了寧赴湘流，葬身魚腹之中，這既是他的選擇，也是他輝煌的悲劇。謝謝大家！
從科學史的角度去剖析屈原
演講人：錢 斌
接到了湘鄂贛皖歷史文化名人座談的邀請，并且在湖北談的就是屈原。接到這個題目，我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感受——絕對不是喜悅，而是惆悵。
因為如果從中國古代法醫學的角度來關照屈原，古人的三大自殺方式——投繯（上吊）、服毒、投水（跳水自殺），這三種死法里居然有兩種（服毒和投水）和屈原有著文化關聯。所以，從法醫學的角度來說，屈原這個名字是籠罩著一層死亡陰影的。
中國古代有一種鳥叫鴆鳥。《離騷》中有這樣一句：“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鴆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說屈原看見女戎國的美女，便托鴆鳥為媒，鴆鳥不肯并且遠離了他。接著他又想托另外一種鳥為媒，但又猶豫狐疑，怕它完成不了任務。
那么，鴆鳥究竟是一種什么鳥呢？這種鳥大概比貓頭鷹大一點，渾身紫黑或紫綠色羽毛，脖子像禿鷲一樣伸出來，眼睛也充滿了血絲。這種鳥以蛇蝎為食，而且特別喜歡吃毒栗子。因為以毒物為食，所以鴆鳥就非常毒了，甚至它的巢周圍幾十步以內都寸草不生；它排下的糞便滴在巖石上，巖石上就會有一個個的黑點。
到了宋元以后，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人們可以在礦物質里提取毒性更大的毒物，如砒霜。不過，雖然人們用了砒霜，但是鴆在歷史上太有名了，于是它就有了點文化意義——即使我們是用砒霜自殺，但也還是稱為“飲鴆”。
嚴格來說，這個和屈原的關系并不太大，只是他將鴆鳥的信息記載在《離騷》里而已。不過卻給我們一個提示：大家平常看楚辭，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文學方面的東西；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可能看到的卻是科學方面的東西。楚辭里面記載了大量的南方的物產和社會情況，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
而投水和屈原的關聯性就大了。屈原有志報國，卻遭到楚王的放逐。當白起攻破楚國都城的消息傳來，屈原覺得自己的理想破滅了，只有以死明志，于是抱石投汨羅江而死。據說他的遺體沒有浮上來，百姓們怕魚蝦糟蹋屈原的遺體，就將飯團投入江中，這就是端午節包粽子習俗的來歷。
屈原一定不是第一個投水的，你看他自我了結得那么徹底，肯定是跟別人學的；屈原一定也不是最后一個，在他之后投水而死的人成千上萬。但是屈原肯定是最有名的一個，因為他的投水影響了后人自殺的行為模式，是有文化意義的。
這文化意義何在呢？我們從歷代統治者對屈原的封崇說起。最早給屈原弄封號的是唐朝的哀帝。哀帝給屈原封了個什么號呢？叫“昭靈侯”。“昭”是昭示的意思；“靈”呢？靈就是“播明靈”，也就是對民間祭祀屈原的認可；“侯”是屈原的爵位。哀帝為什么要給屈原這個封號呢？因為唐王朝這時候快完了，國家需要忠臣，這樣才可以安寧、和諧。但哀帝這個愿望沒有實現，他封了屈原后三年，唐朝就滅亡了。五代十國時候后晉有一個石敬瑭，這個人在歷史上臭名昭著。他封屈原做“威顯公”。公比侯的爵位要大一些。“威顯”是什么意思呢？這是說屈原剛直不阿的品行。到了宋朝，宋神宗封屈原為“清烈公”，這個封號一直延續到清末。其中“清”指的是屈原的品行，“舉世皆濁我獨清”嘛；“烈”指的是屈原的個性，清剛、忠直、敢于擔當。由于歷代統治者不斷地給屈原以封號，不斷肯定屈原的某些行為，某一種精神，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我們對屈原的基本認識。我們認為屈原是一個偉大的人，是一個愛國的人，是一個品行端莊的人，我們去崇拜和敬仰他，我們去效仿他，乃至于效仿他的某一種行為（投水），雖然這種行為未必值得效仿。
這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科學史的角度去剖析屈原。
今天我們在這里講屈原，講一講我們愛國精神的一個楷模，講一講這位中國詩壇的詩祖，講一講這位世界歷史文化名人，講一講這位端午節的紀念主角，其實我們是在汲取傳統文化的養分。只有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切入進去，我們才能得到傳統文化更為全面的滋養。
（本場講座由湖北省圖書館李茜主持，本版錄音資料由許楊巧、張娟、夏文凱、楊婉整理，對他們無私的付出致以誠摯的敬意。)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