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收獲》雜志社再度捧回“上海市著名商標”大匾。這已是該雜志連續4屆獲此殊榮。頒獎人夸贊，他們以最少的人數，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獲獎的背后，是這份純文學雜志自1986年起自負盈虧運營至今的事實。在純文學期刊的社會影響力與經濟效益均日漸式微的當下，已算是個不大不小的奇跡。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收獲》的生存和發展軌跡已經折射出當前純文學期刊生存的艱難，而它已經獲得的附加值和影響力，也為其他文學期刊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

　　《收獲》的生存之道：把心交給讀者

　　《收獲》活著。

　　聽上去，不算多大考驗。作為中國文學期刊的“金字招牌”之一，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創辦的《收獲》，是中國最早的文學刊物。文學圈內有一句話是，你在《收獲》上發表3部小說，就意味著你已成為一名真正的作家。

　　可與其它“著名商標”們相比，“《收獲》的經濟數據完全沒法比，我們十幾名員工，人家是十幾萬人的超大企業。我們獲獎，主要還是因為品牌，因為雜志影響了幾代人。”雜志社副社長王彪坦承。

　　一直堅持純文學立場的《收獲》，以“口味嚴苛”來形容也不為過。自創刊以來的56年里，這里首發了莫言、賈平凹等成名作家的新作，也是余華、蘇童、王安憶、馬原等人從名不見經傳到聲名鵲起之處。也因此，這本面目樸素的雜志，被稱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簡寫本、文學領域的制高點。

　　但如今并不是文學期刊的黃金時代。“就像潮水退去，留在沙灘上擱淺在那里。”《收獲》執行主編程永新這樣形容文學期刊的際遇。“文學邊緣化與文化斷層的存在，成為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考驗。”

　　《收獲》沒有撥款。它是國內最早取消行政撥款、靠自己力量生存的文學期刊之一。巴金曾為這份傾注其半生心血的雜志題詞，    “把心交給讀者”，希望《收獲》由讀者養活。有讀者看，雜志就有生命力。

　　《收獲》也不登廣告。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對雜志社刊登廣告的想法，巴金回復說，“不要靠廣告，你們也可以活下去。”他不愿意讓文學沾染商業，要保留這塊思想文化的凈土。

　　以不變應萬變。56年來，《收獲》堅持的，就是“出人、出作品”。

　　“必須保持最好的小說都發在這里。”程永新說，“應該說我們運氣比較好，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收獲》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一直都在。作家有重要的作品，首先會想到《收獲》。”僅以今年為例，賈平凹的《帶燈》、韓少功的《日夜書》、蘇童的《黃雀記》等重頭作品，通通發表在《收獲》。

　　憑借其高水準的作品，即便是在文學日漸式微的當下，《收獲》仍維持了穩定的10萬發行量。倚靠這個領跑全國的發行量，如今的《收獲》一直頑強地自主生存著。

　　在程永新看來，讀者的認可，才是一本雜志最根本的生存之道。“在選稿的時候，一定要堅持高水平，高門檻，選真正有水平的作品，這樣才能讓刊物形成持續的影響力，為雜志培養一批固定的讀者，支撐住雜志的生存。如今文學雖然小眾，但喜歡文學的人還是有的。總之，還是要靠作品說話。”

　　文學期刊：如何保護文學的根基

　　但絕大多數的純文學期刊，卻并沒有《收獲》那樣的幸運，而是始終掙扎在生存邊緣，八仙過海活下去。

　　《上海文學》主編趙麗宏指出，在夾縫中艱難求生的文學期刊，面臨著網絡的沖擊、數字閱讀的興起，還有娛樂方式的多樣化，如果完全依靠自有力量，要活得有聲有色，已經越來越不現實了。這也解釋了如下事實：有的文學雜志在正刊之外出“李鬼”，收版面費生財；有的干脆轉型刊登其它內容；有的黯然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目前一些老牌的純文學期刊還選擇在困難中堅守，也有些選擇了轉向，存活下來的大多數純文學期刊也都是靠政府撥款勉強過活。”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艾克拜爾·米吉提說。

　　“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有那么多文學期刊，每個省、每個地級市，甚至一些縣都有刊物。社會對文學的需求沒有那么多。”程永新說，如今能做到5萬冊以上發行量的文學期刊，鳳毛麟角。“做得好的，有一兩萬冊的樣子。很多就是幾千份，一個廣告也就幾千塊。有的靠企業贊助，有的背倚所在雜志社存活，有的每年國家撥款幾十萬，還是虧損。未來大批文學期刊，我認為還是會被淘汰。”

　　要撥款，其實也沒那么難。“一個省，沒有純文學雜志，臉面無光。而且，沒有文學雜志，本地作家怎么培養？”王彪笑著解惑，“再說，對政府而言，養活一本文學期刊的花費，真的沒多少。”言語中，這位常年跑發行的老出版人頗有羨慕之情，“在我看來就是一句話：按市場規律，沒法生存。按中國規律，生活得還挺好！”

　　即便是《收獲》，也不能說背后就完全沒有相關扶持。

　　如今，雜志社的十余人，使用的是由上海作家協會提供的幾間辦公室。上世紀90年代初，紙張價格猛漲，刊物又無法臨時提價，虧損嚴重的《收獲》分別向上海市作協和上海市文化基金會借了20多萬元后勉強渡過難關，后來還上。

　　更重要的支持發生在2011年。當年，上海市委宣傳部設立稿酬專項資金，專門用于提高本地區文學刊物《收獲》和《上海文學》的稿酬，每千字從原來的80元提到最高500元。“每年100萬元全部用于作者稿酬，相關部門每月都會來審核，編輯部不會拿一分錢。”程永新說，這能幫助作者獲得更加體面的稿費收入，也增強了期刊組稿競爭力。

　　如果沒有政府支持，在逆境中求生的《收獲》獨立提高稿酬的愿望，只能是鏡花水月。

　　“要繁榮文學，就必須從政策法規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勵并保護文學原創，否則原創文學期刊的處境會很尷尬。”《北京文學》雜志社社長兼執行主編楊曉升認為，“保護原創文學雜志就是保護文學的根基。”

　　現實出路：好內容是永遠的王牌

　　事實上，文學期刊的困境，其實不是個新鮮話題。多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純文學的生存危機，而純文學正是文學期刊賴以存在的理由。文學期刊的瀕危，其實只是純文學“門庭冷落”的體現之一。

　　“純文學的生存空間向來就不大，先天注定它本身就不能像通俗文學、大眾文學一樣受到廣泛關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軼說，純文學所擔當的角色，只會是“站在沒有太多人關注的、甚至是比較高的角度來客觀冷靜看待身邊發生的一切。”

　　人們的失落感，更多來自歷史的落差。

　　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輝煌歲月，也是文學期刊的燦爛時光，《當代》、《收獲》、《十月》都曾經是千千萬萬文學青年、文學少年的必備讀物。“我們經歷過文學的盛大節日，但現在我們也要面對文學邊緣化的現狀，這其實是個大趨勢。”程永新說。

　　而在劉軼看來，那段純文學的狂歡季，未必是常態。“有特定的歷史原因和社會文化背景。當時的純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大眾文學的文化身份。”

　　如今，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事實，幫助人們開始重新聚焦純文學，也更為關注文學期刊的命運。在艱難地挺直腰桿活著的同時，也有些潛在的新危機，不容忽視。

　　“喜歡《收獲》的讀者年齡都比較大。”程永新憂心忡忡地告訴記者，《收獲》特別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輕人，而不是成為一種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我們有很多努力，從內容到渠道上，重視微博宣傳、支持淘寶銷售、構思與豆瓣合作等。”

　　雜志也曾刊發郭敬明、安妮寶貝等年輕作家的作品。盡管眾說紛紜，程永新卻認為，“《收獲》的傳統就是非常關注年輕作家。我們知道文學是需要通過不斷地出新人、出新的作品來實現發展的。”

　　但總的來說，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一份自負盈虧的純文學期刊的生存之路，本身就是充滿糾結和掙扎的。“我們既要考慮文學的品位質量，還要考慮生存，不敢輕舉妄動。”程永新說。

　　事實上，《收獲》也不可能有更多余力來冒險。盡管成本越來越高，每本15元的《收獲》卻多年未敢漲價，“怕影響銷量。我們也盡可能每期多放字數，讓內容豐富一些，一本有近40萬字。”程永新說，“對未來的憂慮是存在的，但我們總堅信，好的內容還是人們所需要的。”

　　艾克拜爾·米吉提也指出： “一些重要的純文學期刊，既是文化名片，又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文化記憶；還有很多地方性純文學期刊擔負著豐富地方文化生活、培養地方優秀文化人才的重任。無論多么艱難，純文學期刊也還是要堅持辦刊初衷，一方面發表最好的作品，一方面培育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