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重大題材創作新探索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新探索
——評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
由河北省委宣傳部、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八一電影制片廠等聯合出品的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日前在河北革命老區武安、涉縣、西柏坡及石家莊等地巡映，反響熱烈。影片通過周恩來總理身邊隨行攝影記者的視角，講述了上世紀60年代周恩來在河北邯鄲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研究后，請示毛主席停辦公共食堂的故事。影片不僅成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的一次成功探索，也為當下我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提供了生動教材。本文特推出一組評論文章，以饗讀者。——編者
文化自覺與藝術自信
饒曙光
20世紀80年代以來，《周恩來》、《周恩來外交風云》、《周恩來萬隆之行》等影片無疑是中國電影史上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與此同時，周恩來的藝術形象也深入人心，觀眾已非常熟悉他的舉手投足、音容笑貌。那么，如何在銀幕上塑造既符合觀眾既定標準，同時又能有所突破、有所創新的周恩來的藝術形象呢？陳力導演的新作《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塑造好領袖人物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主旋律和歷史使命。《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以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自然災害為背景，講述了周恩來到河北革命老區伯延調查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得失和農村工作現狀的故事。影片不回避歷史，不回避矛盾，不回避災難，把那個特定時代的災患氣息入木三分地做了符合歷史真實的影像還原。而選取周恩來生命中短暫的四天四夜，聚焦其在特定時期甚至非常時期的工作情況、生活狀態，尤其呈現出導演“以小見大”、“以點帶面”的藝術構思。
隨行攝影師的視角，一方面可以作為旁觀者客觀記錄周恩來下鄉調研事件的全過程，感性描摹領袖人物的情緒情感，增加真實感和可信度，另一方面又能產生審美上的“間離”效果，超越簡單呈現歷史的層面而給人更豐富、更有“意味”的思考空間、想象空間。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對于歷史的呈現和表現都不僅是為了還原歷史，而是融入創作者主體對于歷史的思考，使其超越對歷史的還原而上升到對歷史的“追問”，并且以富有穿透力的表現給當下帶來思想啟迪和精神力量。歷史永遠是人的歷史。偉大的歷史人物總是穿越歷史，活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對歷史的呈現和表現，緊緊抓住當前社會關注的黨風建設中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熱點問題，充分發掘該歷史題材所蘊含的思想內涵及現實意義，將歷史的敘事巧妙地嵌進當代觀眾的現實視野中，獲得了深刻的、巨大的當下意義，產生了一部好的藝術作品應有的思想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
概念化、公式化、定型化、模式化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創作的痼疾，而領袖人物塑造無疑是創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飽滿的富有歷史感的鏡像中，《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把握住了周恩來內在的人格特質和精神氣質，為我們塑造出一個栩栩如生而又“陌生化”的藝術形象。具有生活質感的細節讓觀眾窺探到周恩來復雜的內心世界和情感起伏，領袖氣質與樸實人性高度統一，所折射的人格力量、人性魅力令人動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整部影片的群眾演員都不是在“演戲”，他們真的在哭，在笑，在生活。可以說，是伯延人民淳樸、慷慨和世代相傳的感恩之情啟迪、感染了導演陳力和主演孫維民，讓整部影片避免了廉價的煽情，實現了藝術風格的統一和平衡。
陳力導演擅長把重大題材還原到生活常態，在生活常態中凸顯人物性格，同時賦予其更多的歷史內涵和人文內涵。而為了與當下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實現有效對接，進而產生更多的認同和共鳴，《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也自覺考慮到當前電影受眾的觀影需求并進行了創作調整。影片中很多揭秘性的段落和細節，一些富有新意和娛樂輕松意味的敘事編排，無疑都是為了與當下觀眾契合共鳴所做的努力和嘗試。但創作者有相當清醒的文化自覺，在構建歷史題材真實和虛構的關系時，陳力自覺地把立足點落在尊重歷史，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對歷史進行哲學思考和追問，力求從歷史中尋求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陳力導演也有強烈的藝術自信，執導《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時，她發揮自己借用多元文化景觀豐富影片內涵，進而深化主題思想的藝術能力，讓觀眾真正進入審美的境界而不僅僅停留在單純娛樂的層面。比如影片中落子戲、民居、拽面的民俗表現，乍看是文化景觀，但實際上不僅是景觀，還凝聚了歷史和獨特的文化，為人物的喜怒哀樂提供釋放空間，增強了影片的文化內涵，也增強了影片的藝術感染力。嫻熟的敘事使影片故事流暢而清晰，電影鏡頭語言的運用達到了新的境界，整體的電影化程度有了新的提升。
不可否認，當下中國電影市場過度娛樂、非理性消費的傾向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抑制。電影有責任去表現和傳播核心價值觀，要想擔起這個責任，創作者自己首先要真誠，并且不為名利所誘，不為眼下的市場和票房所動。有生活，有感動，有堅守，有信念，是陳力一貫的藝術追求和藝術理想。有如此的文化自覺和藝術自信，才會有主旋律題材電影的不斷突破。
以人物活化歷史
許柏林
生活把歷史越拉越長，歷史把人越拋越遠。可是，有的歷史人物卻穿越歷史，活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原因在于那些歷史人物不僅僅完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歷史事件”與“歷史擔當”，更重要的是他或他們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當歷史將人物的事件、細節逐漸隱去的時候，卻將人物的人格、細部呈現出來。這種呈現如同雕塑一般，既有面部的表情，也有背部的肌廓，更有心靈的張力。《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就是這樣一部生動刻畫周恩來的感人影片。
周恩來帶領調查組到伯延公社實地調研的四個晝夜，令人心酸、深思，也令人欣慰。這四個晝夜的故事核心是如何發現和掌握農村的真相，以及種種“假象”是怎樣發生的。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重大的歷史拷問，拷問體制、拷問決策、拷問智慧、拷問真誠、拷問良心、拷問信任。影片從“拷問”社會發展的真實情況展開敘事，一步步推動劇情發展。盡管入村之前樹上無葉、鄉干部和村民們慌里慌張的神色已經被明察秋毫的周恩來刻在腦中，但是，為什么農村的實情實意就不能大白于面前呢？這種既清晰又復雜、既單純又豐富的情節設置，使影片呈現出引人入勝的藝術感和身臨其境的歷史感。
我們說，描述人的一生相對容易，切割人的片段來展現和解釋人的人格特質則相當困難。而四個晝夜的故事則出神入化地雕刻了周恩來“撫慰山河”的偉大人格。“撫慰山河”這種人格是內在的、連續的、主客觀融合的，是有山性有水性的、將人格與事業整齊劃一的，是宏大與細微的融合，是自我與人民的契合。影片中，周恩來通過四個晝夜對民情的體察，對社情、黨群關系的洞察，對自己內心的檢索，終于掌握了最真實、最有民意基礎的基層情況與農民的心愿，再經過組織程序及時有力地糾正了脫離農村發展實際的吃大鍋飯等盲目現象。影片活化了那個時代的農村景象、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精神面貌。老黨員郭百歲、黨委書記郭鳳林、不滿的農民張二廷、老奶奶以及連弟等人物身上都透著歷史與時代的氣息。正是這種對歷史生活的本質把握和再現，活化了周恩來的生活場景、歷史氛圍以及人物關系，使得周恩來的形象富有生活與時代的質感，凸顯出他“主動而不主觀，主持而不主宰”的人格特質，亦即一種“撫慰山河”的偉大品格。
陳力導演繼續著重大題材《誰主沉浮》、《湘江北去》的宏大敘事之藝術追求，同時，又探索完成了本片的藝術突破。影片質樸、大膽、深刻地做了社會與歷史的揭示，同時，將筆墨與鏡像聚焦在周恩來的情感細節與心靈性格。其嫻熟的電影敘事使影片故事清晰而背景復雜，社會與人物的關系單純而多重交結。這是影片成功的藝術之道。孫維民的表演“外冷內熱、不事張揚”，是一次偉大的心靈與人格的攀登。周恩來的情懷、膽識、洞察力、原則精神、靈活性，在緊張而清晰的戲劇矛盾中，被演繹得惟妙惟肖。演員在表演上對人物內心節奏的把握得當，同導演一道成功完成了影片敘事的張弛有度、扣人心弦。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因為抓住了人物的性格與靈魂，抓住了歷史與人物的結合點，所以實現了電影藝術對歷史的表達，活化了歷史。
影像背后的情懷
趙衛防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以新的視角塑造周恩來形象，并且在中國電影中第一次全景展示了三年自然災害那段獨特的新中國歷史，在歷史揭秘、與當下觀眾的訴求對接以及情感類型的營造等方面取得突破，引發了當下觀眾的共鳴。
歷史揭秘是當下華語電影的趨勢之一，這其中大多是如《一九四二》這樣的對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苦難進行揭秘的影片，而對新中國成立后某些特定歷史階段的表現則諱莫如深。但是，像三年自然災害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在許多國人心頭是揮之不去的，特別是對那些未親身經歷過的年輕人而言，更像是一個歷史的謎團。《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正是以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表現對象，特別是展現身處這一歷史時空的中國百姓、基層干部以及國家領導人，面對人為的和自然的災難時都有怎樣的表現、進行了哪些思考和掙扎。影片不回避歷史現場存在的問題，而是真實表現總理面對民眾痛苦時的復雜內心世界，表現基層干部的無奈、善意欺瞞與貪腐，鏡頭更是直接對準了光禿禿的樹枝、加了樹葉或野菜的稀糊糊、吃后解不出大便的雜合面窩頭、餓得浮腫而穿不下鞋子的村民。這些影像無疑比口頭講述更有震撼力，更能讓觀眾感同身受。
然而，揭秘歷史并不意味著專注于民族的苦難進而挖掘人性之惡，或糾纏于歷史的細節進而滿足公眾的獵奇，這樣的影片雖可能有一定的圍觀價值，但卻失于積極能量的傳播。作為首部呈現三年自然災害歷史的影片，《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中的民眾痛苦，更多是通過共和國總理的眼睛來看到的，尤其是表現了周恩來看到后的反思與行動，接下來便促成了農村公共食堂以及其他重大政策的調整，民生得到了保障。而對于基層干部掩飾真相的史實，影片更多是以“不給國家添麻煩”、“愛總理”的角度來表現的，這種傳遞社會價值與歷史信息的方式，無疑帶有更多的情懷擔當。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雖然是展現歷史及歷史中的人物，卻契合當下公眾的某種心理訴求。影片中的基層干部不管出于何種原因，一直在掩蓋苦難的真相，同時還有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干部及家屬多吃多占的現象，而了解真相的群眾卻被關了起來。周恩來深入民間調研，揭開真相，并讓中央也了解真相，及時調整了政策。這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當下民眾渴求社會福利公平公正的一種心理投射。將歷史和當下社會的心理訴求進行對接，影片由此獲得了深刻的現實意義。
中國百姓對鞠躬盡瘁、一心為民的周恩來一直都有著深刻的愛戴之情，這種情厚重而獨特，充滿了經典性又具有傳承性，當年的“十里長街送總理”感動了一代代中國人，直至當下。《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就自始至終蕩漾著民眾對總理的這種溫暖而感人的感情，但又非過分、刻意的煽情，而是表現得蓄而不發、斂而不揚。如老奶奶請周恩來夫婦吃拽面時，不是親自送去并看著總理吃，而是派孩子送去；片中甚至沒有出現周恩來吃拽面的鏡頭，而是用臺詞一帶而過；而周恩來給老奶奶賠付棺材的戲也處理得很簡潔。這些最容易煽情的戲，都被導演刻意收斂，以追求一種含蓄、積累的效果。一如陳力導演的另一部優秀影片《愛在廊橋》，隱忍而含蓄，卻能在最后爆發出濃烈的情感能量，《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也遵循這樣的情感表達模式，最后伯延百姓送總理的一場戲，將前面累積的情感爆發出來，大家趕來村口送周恩來，流著淚簇擁在總理身邊，畫外音響起了對“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大愛追述，激蕩人心，把整部影片推向了高潮。
群眾路線的生動教材
王榮麗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走進西柏坡巡演，我在感動和激動中觀看了影片。幾天來，電影中的經典鏡頭和動人情節始終縈繞在我的腦際。陳力導演以女性的細膩視角，捕捉和刻畫了周總理親民的工作截面，展示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與人民的血肉聯系，集中詮釋了為民、務實、清廉的主題，是當下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的一部好教材。如何轉變工作作風，深入群眾，密切聯系群眾，把群眾冷暖掛心上，周恩來總理為我們樹立了光輝典范。
密切聯系群眾，就要真正撲下身子，深入群眾。與某些領導干部蜻蜓點水、走馬觀花，甚至只坐在辦公室看材料寫調研報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周恩來有弄清真實情況的決心，“只要有一個問題不清楚，我就不會離開。”他走街串巷，深入農戶，坐在老奶奶的炕頭問寒問暖，拉著第一任老支書的手親切喚“老哥哥”；他苦口婆心開導干部，和群眾交朋友，讓“落后分子”坦誠直言。影片通過這樣的鏡頭，告訴我們的黨員干部如何與群眾打成一片。
密切聯系群眾，就要憂民所憂。“見不得你吃苦容不下你憂愁，老百姓的事再小也要掛心頭”，《天下百姓》的歌詞寫出了共產黨的民生情懷。然而，當下個別黨員干部當官做老爺的思想嚴重，崇尚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與之相比，總理的憂民情懷讓人難忘。西柏坡時期，他得知一名戰士因雨大窯洞坍塌被埋，立即拿起馬燈沖進雨幕組織人員搶救。影片中，總理讓鄧大姐給孕婦送藥，讓秘書找來馬車運水。他看著吃了拉不出屎來的野菜團子和被饑餓的村民吃光了樹葉的光禿禿的樹枝，那種沉重而辛酸的樣子，讓人體會到了他與人民休戚與共的感情。一場沖毀白薯秧的暴雨后，周總理坐在房門口，沉思的神態和深邃的目光把他焦慮又愧疚的內心展露得淋漓盡致。影片反復出現深夜總理伏案研究材料、書寫報告的靜態畫面，無聲勝有聲地凸顯出他憂國憂民的責任承擔。
密切聯系群眾，就要尊重民情民意。知民情，解民意，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才能為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接地氣的、最符合時代需求的現實基礎。在調研期間，老百姓的吃飯問題是當時最急迫的問題，總理的一句發自肺腑的話擲地有聲：“不了解你們的真實情況，我們拿什么調整政策啊？” 在伯延的第四天，周總理與毛主席通話后，向大家宣布：“大食堂還要不要辦下去，伯延人民自己說了算！”爾后，各家各戶升起了炊煙，解散了食堂，老百姓重新有了吃飯的自主權。這個政策的調整，告誡我們新時期的黨員干部，制定政策必須來自人民、惠及百姓。
密切聯系群眾，就要清廉自律。“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兩個務必”一直是我們黨密切聯系群眾、清廉自律的警世鐘。影片中，周恩來在伯延和鄉親們一起捧著稀粥吃窩頭，一起下地插白薯秧，同吃、同住、同勞動。為了表達對總理的歡迎和愛戴之情，第一天中午村支書郭鳳林特意安排了“豐盛”的午飯，當周恩來看到桌子上有紅燒肉、炒雞蛋時，邁進門的一只腳又退了回來，他讓把飯菜分給群眾，堅持同大家一起吃公共食堂的稀粥。當老奶奶用自己的壽材換白面，為他做了一碗拽面時，周恩來看著冒著熱氣的面，感動地說：“這碗面必須吃。”他囑咐隨行的工作人員，用他的錢買回壽材，待離開村莊后還給這位老奶奶。這兩頓飯，總理的腳一退一進之間詮釋了一位共產黨人清廉自律的品格。
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影片中伯延人民送別周總理的熱烈場面令人振奮，一雙雙手緊緊地握別，一張張臉滿含熱淚，人民和總理間深厚的情誼深刻地詮釋了一句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