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敘事的別樣風景
與傳統的書寫套路不同，《陜北紅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堪稱紅色敘事譜系中的“另類”。對于一位生長于沿海都市的60后作家，那些遙遠的陜北老區往事，無論其年代還是地域，都不可能給武歆提供任何與“紅色敘事”有關的直接經驗。然而武歆具有發現和融合的能力，他善于擇取散落在革命歲月深處的“邊角料”，展示其碎片式、鱗爪類的“潛流狀”生活形態，探尋歷史真相，表達倫理關切。這種“輕”處理的敘事策略，產生了曲徑通幽的陌生化效果。
武歆與紅色敘事結緣，始于已改編成38集電視連續劇的長篇小說《延安愛情》。2010年以來，作為中國作協首批“定點深入生活”的作家，武歆曾數次在陜北老區“出沒不定”，風塵仆仆，一路輾轉于吳起、志丹、米脂等地，尋覓、觀察、走訪、吸收、體驗，并查閱海量資料，既“當局者迷”，又“旁觀者清”，從而收獲了與傳奇、民俗、口傳、神話、奇幻等詞匯有關的內容素材，自是百感交集，欲罷不能。小說中的“我”，即一路被大家稱作“武老師”，剝開歲月沉積的外層，潛入歷史和心靈的內核，見微知著，舉重若輕，并以足夠的敘述耐心，將形形色色的故事置換為現代小說文本。
《陜北紅事》共有六章，拆解開來，可看作六個精致的中篇小說。故事千奇百態，而又自成一脈，在同一個主題敘事的背景下分進合擊，相互印證。可以看出，武歆確定了“寫什么”之后，在“怎么寫”的環節上可謂煞費苦心。由于年代久遠，故事經過民間百姓親疏有別的口口相傳，其來龍去脈與前因后果通常都有數個版本和說法，枝蔓繁雜，旁逸斜出，撲朔迷離，影影綽綽。武歆從邊緣潛入，由縫隙滲透，一般不進行主觀評價，只提供客觀的事實和疑點，反而增加了敘述的內在張力。
比如《對峙》。1935年，“陰陽師”上官丘埋葬過一名因傷而亡的紅軍傳令兵，由于死者的一只黃色牛皮包與尸體無法剝離，他便把傳令兵和牛皮包一同掩埋。事后紅軍團長段興安帶人數次找到上官丘，要求他提供死者的葬處以配合掘墳，均遭拒絕。這種緊張“對峙”延續了十幾年。段興安掘墳是有道理的，與傳令兵一同掩埋的黃色牛皮包里裝有重要文件，只有掘墳才能挽回損失；上官丘拒絕配合也是有道理的，“陰陽師”掘墳刨墓有違職業操守，更可能遭天譴而家破人亡。十幾年后，當上官丘決心配合掘墳時，段興安卻已犧牲。上官丘臨死前花高價請人仿造了一只黃色牛皮包，并叮囑傳之子孫，當年的對峙也演變為一段佳話。
小說不去展示兩軍對壘的正面戰場，也沒有摹寫叱咤風云的鐵血英雄，而游走于鄉土尋根與民間認同之間，捕捉“庸常”中的異常，凸顯日常里的無常。很難說其間有多少是紀實，有多少是虛構，在陜北老區歲月語境里，故事被不斷肢解、切換，又被不斷拼接、還原，既有結實的敘述密度，又有疏朗的流動感。
《統萬城》的故事發生在俗稱“白城子”的統萬城遺址，更像一個傳奇的愛情寓言。大戶子弟折雙秦愛上了貌美手巧的蓮莘。蓮莘雖為民女，但很有主見，不管媒婆如何踏破門檻，內心的擇偶尺度從未動搖，“她不愿服從于任何男人，哪怕這個男人能夠上天入地”。蓮莘拒絕折雙秦的理由很簡單，“我們倆不是平等的人”。為實現“平等”關系，折雙秦加快傾家蕩產，早日讓自己成為一貧如洗的窮光蛋。他四處施舍、行善、捐助，還拿出一大筆錢冒險救活了七位奄奄一息的八路軍戰士。鑒于其種種善舉，邊區政府甚至想讓他參選參議員。他的心思卻只在蓮莘身上，并無其他興致。他的求愛很真誠也很笨拙，幾至家破人亡，仍被蓮莘拒絕。絕望時他加入了八路軍，身心有了變化，終獲蓮莘的芳心，并一同奔向延安。這個故事算不上驚天動地，卻也驚世駭俗。
小說脈絡疏密相間，敘述節奏疾徐有序，并常常有意游離主線，或隱或現，時斷時續，且不說破，點到為止，即使真相已白，卻仍留下缺口和“破綻”，供讀者反芻和回味。同時，武歆的敘述善于營造懸疑氛圍，將其揉入旅途細節，鄉俗見聞，風景點染，器物狀寫，用看似松散而隨意的白描串連，卻化作內在引力扯動故事脈絡。
陜北的蒼天厚土不僅有秦磚漢瓦、王朝廢墟，更屹立著現代中國革命圣地，由此引起武歆的一次次敘事沖動。他認為陜北老區不應退出革命歷史記憶，特別是那些“發生在陜北的‘紅事’，非常具備‘陌生化’的特質”。所謂“紅事”，并不等同于人們一向理解的“史詩敘事”“戰爭敘事”“英雄敘事”，應呈現更為開放和豐富的闡釋空間和敘事語境，這也是其生命力和魅力之所在。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曾說過：“如果思想家不能涉及政治斗爭中的真理價值，就不能負責任地處理活生生的整體經驗。”這意味著，有敘事抱負的小說家同時也應是有價值訴求和理想堅持的思想家。《陜北紅事》就是堅實的印證。
（作者為《文學自由談》雜志執行主編）
（編輯：蘇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