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新音樂事業的開拓者李凌誕辰百年
中國新音樂事業的開拓者
——紀念李凌誕辰百年
1993年12月28日，文藝界在北京舉辦了杰出的音樂家李凌八十華誕慶祝會暨思想研討會。2003年11月3日，90歲的李凌因病去世、乘鶴西歸。2013年12月11日，由中國文聯、中國音協、中國國家交響樂團、中國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聯合舉辦他的百年誕辰系列紀念活動。
是什么人能夠讓人如此懷念，其情之濃、其情之誠，歷久彌堅，經久不減？李凌傳奇的經歷和操勞的一生，還有他堅定的信念和開闊的胸懷，以及他對新音樂運動和新中國音樂事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都將永遠載入史冊。
——編 者
李凌照片
李凌晚年與周巍峙（左）探討音樂問題
與黃友葵（前右二）、周曉燕（左一）、才旦卓瑪（左二）等友人在音代會上
彭麗媛:李凌老師是我的“伯樂”
□ 彭麗媛（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協副主席、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
李凌老師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眾多學生中的一個。李凌老師作為一個著名音樂教育家，作為一代名師，作為一個高尚的人，都讓我深深緬懷。在李凌老師百年誕辰之際，我十分懷念他，心中充滿了對他的欽佩和感激之情。
李凌老師是我國樂壇有名的“伯樂”，他愛才、識才、惜才，由他慧眼發現和提攜的人有很多，我是其中之一。當年，沒有他的極力推薦和執著推動，我是難以到中國音樂學院學習并長期深造的。那些往事，我至今歷歷在目。1981年初，我作為前衛歌舞團的歌手到廣州參加“羊城音樂會”，在所住的賓館遇到一位長者，他主動過來同我打招呼，非常和藹親切。他詢問我對聲樂藝術的理解和對未來發展的想法。他對我說，年輕人如果只憑自身條件好而不刻苦學習，只能是一個“歌匠”，要努力成為一個“家”。他建議我到中國音樂學院繼續加強學習。那時，我還不認識他，旁邊一位老師告訴我，我才知道他就是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音樂學院院長李凌老師。我很感動，向他表達了希望有機會學習的愿望。沒想到的是，李凌老師對此事特別上心，雷厲風行，一周之后我就接到了入學通知書。后來，他為了讓我再轉入本科深造，不辭辛苦從北京到山東去同有關方面協商，千方百計做通各方工作，我才有了在中國音樂學院8年學習的機會。這8年是我藝術生涯的一個重要階段，李凌老師起了不可替代的“伯樂”作用。
李凌老師做事認真負責，培養教育人很有水平，教學上既重基礎又重提高，既重外來又重本土。他把我引進中國音樂學院后，為培養我費盡苦心，結合我的特點和發展方向，為我量身確定了系統培養的整體思路，親自組織實施。他特地把一位聲樂專家從中央樂團選調到中國音樂學院來，要求這位老師好好輔導我。他還指導安排了諸多風格不同的名師來精心教導我。李凌老師獨具匠心的眼光和系統培養的方式，讓我接觸到更多藝術高人、領略到更多藝術風格，增益了己所不能。我后來在藝術道路上取得的成績，都離不開他的教導有方，離不開中國音樂學院的老師及在座各位老師前輩的悉心指導。我向所有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老師們的恩情我永遠不會忘記。
李凌老師也是我在為人方面的良師。他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以高尚師德、人格魅力、學識風范教育感染別人，我非常敬佩，也深受影響。他特別熱心腸，為人真摯，誨人不倦，助人為樂，但從不圖回報。我剛到中國音樂學院的第三天，他就帶我下了一次“館子”，讓我品嘗了地道的廣東菜，餐后還帶我欣賞了一場精彩的演出，那場演出我一直記到現在，那就是——郭蘭英老師“告別舞臺歌劇片段音樂會”。當時，他只有兩張票，他自己的女兒都沒機會去看。李凌老師教書育人、桃李天下，但總是淡泊名利、甘為人梯，我對此體會尤深。當我取得成績后，他從不宣揚他對我的精心培養、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每當我向他表示感謝時，他總是謙遜推辭，歸功于其他老師。
在李凌老師感召和影響下，我一直認為做一個好老師是人生一大幸福。現在，我也光榮地成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將永遠銘記李凌老師的伯樂之恩、栽培之恩，學習弘揚他的為人之道、育人之道，像他那樣做一名德藝雙馨的教育工作者。
談老友李凌
□ 周巍峙（中國文聯名譽主席）
我和李凌是1938年在延安認識的，那時候我在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給呂驥、張震當助理員，李凌和賀綠汀他們當時都在那里拉小提琴。
李凌是個很和善、講友情、講團結的人，為人正直，胸懷廣闊，從中央歌舞團到中央樂團再到中國音樂學院，是個從不空口說白話的實干家，所以大家把工作交給他都很放心。
李凌非常樸實勤奮，又心直口快，他的廣東普通話雖然有時候講不清楚，但寫了很多有影響的評論文章，一直筆耕不輟，直到病得很厲害的時候還常趴在小茶幾上寫作。他的文章，包括歌唱、器樂等方方面面，比較有影響的有關于“輕音樂問題”、關于“氣聲唱法”，那時候很多人是反對的。但我們認為通俗歌曲是群眾當中流行的一種很容易掌握的藝術形式，思想內容健康、有利于表達人民思想感情，就應該提倡。比如李谷一、谷建芬等這些人都是搞的很正面的東西。他所寫的文章在音樂史中占據了一定的地位，是非常寶貴的音樂史資料。
難忘的記憶
□ 才旦卓瑪（中國文聯榮譽委員）
在紀念著名音樂評論家李凌同志誕辰一百周年之際，與李凌老師的認識過程和受到的他的教誨，至今難以忘懷，追述記憶中的一些事，緬懷李凌同志崇高的精神，以表達我的敬仰之心。
1963年我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記得那年，中央歌舞團到前蘇聯、羅馬尼亞、蒙古人民共和國訪問，我有幸參加了出訪演出，李凌同志當時擔任中央歌舞團的團長，也作為演出團的負責人之一參加了訪問演出，我也就是由此認識了李凌同志，后來我一直稱呼他李凌老師。當時我還是一名學員，文化程度較低，對音樂的理解能力僅停留在感性的認識上，把握音樂的內涵還有待提高。在出訪演出期間，李凌老師非常關心我的每場演唱，因為，當時我是唯一的藏族演員，期待著我唱好民族歌曲。演出后，李凌老師告訴我，在國外聽到地道的藏族歌曲是很不容易的，你的演唱使觀眾無不喝彩，觀眾還說“聽了你的歌仿佛到了喜馬拉雅山”。李凌老師經常提醒我，要保持民族唱法，藏族歌曲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定要唱好，同時，針對我的唱法和對音樂的理解，他指導和講解如何掌握音樂、理解音樂，用深入淺出的道理講給我聽，使我受益匪淺，對我以后的聲樂藝術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1964年，我到北京參加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排練，李凌老師也參加了，他知道我在《東方紅》里演唱歌曲《毛主席的光輝》，排練時他經常指導我、鼓勵我唱好。李凌老師十分關心我的演唱和成長，他的教誨始終激勵著我對聲樂藝術的追求。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后，我回到了西藏，為社會主義的新西藏放聲歌唱。后來，我有時到北京演出，常到李凌老師家，大姐和女兒可親可愛，她們非常熱情，還關心照顧我的生活，有時我和其他藏族同事一起到李凌老師家請教和做客，我和李凌老師已經是熟人了，后來我們在中國音協共過事。1996年舉辦西藏首屆“才旦卓瑪藝術基金獎”大賽，時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的李凌老師在百忙中題詞祝賀：“獎勵民族歌唱藝術，豐富世界音樂文化”，他始終鼓勵我們弘揚民族音樂，為民族歌唱藝術作出貢獻。
每當想起這些，我非常感激一位漢族同志對一個少數民族歌唱演員那么關心，這不僅僅是對我個人的關心，而更重要的是他關心藏民族音樂的弘揚和發展，我十分敬佩李凌老師豁達的胸襟和為人，他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師，他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 徐沛東（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
李凌先生是我國著名的音樂評論家、音樂社會活動家、音樂教育家。他以超拔的智慧和膽識為中國的新音樂事業披肝瀝膽、奮斗不息！他的音樂思想曾對近現代中國音樂事業產生過重要影響，為推動中國音樂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李凌先生作為一位音樂社會活動家和國家藝術事業的重要領導者，一生投身于進步音樂活動、創建音樂院團、出版刊物、普及音樂教育等，做了大量的、深入的、開拓性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紀30年代，李凌在家鄉成立了臺山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團，開展抗日宣傳工作。1938年李凌從延安魯藝音樂系畢業后，于1940年同趙沨、林路、沙梅等人在重慶成立“新音樂社”、創辦大眾化音樂刊物《新音樂》，他對“新音樂運動”思想的深入闡述，在音樂界中建立統一戰線，產生過很大社會影響。
李凌先生作為音樂評論家，實事求是、眼光深遠。在發表的數百萬字的音樂評論中，以犀利的筆觸記載著對不同歷史時期中國音樂活動的獨見和論說。他始終堅持不懈地為爭取我國社會主義音樂藝術多樣化的健康發展而奮爭，反對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實踐中的偏激情緒，鼓勵和扶持不同體裁、風格、個性的創造性發揮，從而形成了鮮明、獨特的李凌式評論風格。在出版的《新音樂教程》、《音樂雜談》（1-4集）、《音樂美學漫筆》、《歌唱藝術漫談》、《秋蟬余音》等著作中都有深入闡釋，例如在文集《音樂流花》中，他評論了150多位中國音樂家的藝術創造，闡釋他們的創作個性，贊揚他們的特殊成就或指出某些不足，其著眼處常在于發揚藝術家的個性、促進音樂的百花齊放。雖然經過幾十年的風云變幻和歷史考驗，但至今仍有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仍能給當代人以許多啟發，這在中國現代音樂批評史上實屬難得。
李凌先生作為音樂教育家，致力于創辦音樂教育機構和表演團體。在籌建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歌舞團、中央樂團，恢復中國音樂學院，創辦社會音樂學院、中國函授音樂學院的過程中，都有他的辛勤勞作和不可磨滅的功績，將音樂教育的星星之火燎原中華大地。
李凌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的音樂思想家和勇敢實踐的實干家，始終受到人們深深的尊敬！他待人寬厚、薦人舉賢、團結同志的作風更成為音樂界的美談！總之，李凌先生的一生是為爭取我國音樂事業健康發展而努力奮爭的一生！今天，我們在這里舉行紀念李凌先生百年誕辰活動，不僅是對以他為代表的老一輩音樂工作者的紀念，更是對當前氣象萬千的音樂生活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古人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認為，用這句話來概括李凌先生的品格是不為過的。
《跋涉人生》自序
□ 李 凌
《跋涉人生——李凌音樂人生回憶錄》2013年12月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
有一次，畫家王琦同志帶來了他新出版的《藝海風光——王琦回憶錄》，還對我說：“你的生活也很豐富、經歷也很曲折，為什么不寫一本呢？”我想我的身體不太好，已到八十多快到九十歲了，很難有精力。關于寫我個人人生總結的事情就這樣拖下來了。
我于1978年發現胃癌，總后勤部原副部長賀彪同志熱誠關懷，幫我請了著名外科醫生陸維善大夫，在301醫院動了大手術。切除了胃臟的五分之四，并清除了心臟、肝臟附近有關的淋巴腺，愈復得比較好。
不幸，1992年底又患上了腦血栓病，來勢兇猛，頭痛難忍、牙關張不開、不能說話、右手右腳不能動彈，更談不上揮筆寫字，經常會發作短暫性的病變。稍有勞累，相關癥狀就會出現，短則一刻多鐘，長則一個星期。年年三四次住醫院治病，1994年辦了離休手續。
自1995年直到2000年，生活比較閑逸，短暫性腦病也不發作了，雖然視力猛退，但又耐不住經常提筆寫出文章，如：賀綠汀、江定仙、張文綱等。《煥之與我》以后，2000年夏天突發腦溢血，在腦干部位裂開了像大拇指那么長的裂口，醫院發出了病危通知要家屬簽字，大家說我命大，經過一個多月的搶救治療，又逃出了鬼門關。2001年夏天，又患腦血栓及住院后期的感冒發燒，經過醫生、家人的精心治療和護理，我又奇跡似地平安出院回到家。于是，上級領導，周圍親朋好友，還有我的家人，都異口同聲勸我停下筆，學會去過那種悠閑的養老生活。有些記者同志來訪，看到我家種有多種盆草花卉，看到我常滯留早市，購得廉價衣衫，自縫自制衣著，就把這些宣揚出去。似乎……但這些閑活哪能鎖得住我的“筆癮”？近十年來，我陸續寫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秋蟬余音》《樂海晚霞》《音樂流花新集》《音樂流花新集——再版增訂本》。寫得也很艱苦，都是由種種病患伴著我一起“爬格子”，哪怕是在雙目失明，只能用左手摸著尺子，右手握著筆，讓一個個字順著心意涂寫在紙上，那不成形的大大小小的字體為整稿的老伴帶來不少麻煩。寫文章時的那種文思潮涌之勢是無法遏制的，這才是我生活中最大的歡樂，只要我一坐下來，握起手中筆，好似小河流水沿著彎彎曲曲的山澗流向眾河匯流的大海中去！啊！那千人萬民匯集的人生海洋，對我的吸引力是太大了。
我常在家中從這房走到那房，口中喃喃地喟嘆著：“沒有生活了！”“沒有生活了!”那種花植草、縫制衣衫等活動是無法填補我的失落感的，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似乎都在呼喚著“我要工作，我要干！”在我們音樂事業的藝壇上，那些老將的經驗，那些新苗的崛起，那些樂種的被冷落，該鼓噪的，該商榷的……唯有拿起筆來，才能暢我臆腑，廣集眾思，老而時習之，或許也能在社會上起一些小小推動前進的波瀾。我以此為樂，樂而忘老矣！
九十歲，早就“古來稀”了。但只要生命不息，戰斗不止，魯迅先生的名言，依然點燃著我朝前走，我就下定決心寫我的《跋涉人生——李凌音樂人生回憶錄》。
寫于2003年6月30日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