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玫瑰永不凋謝——那些2013遠去的文化背影
每一個活著的人，或許都有對死亡的恐懼，但并不能真切體察死亡的意味。而當把目光投向2013年與我們告別的文化大家，他們的離去讓我們有機會反思生命的意義。在他們意味深長的人生面前，“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感慨顯得蒼白。于是之、趙無極、朱乃正、牛漢、王為一、紅線女、姚奠中、韓作榮、雷抒雁、張暉、紀弦、鄭振環、李俊、辛豐年、楊德豫、也斯、鄧偉……且讓我們暫時駐足，向告別這個世界的他們致敬。時間的玫瑰，永不凋謝。但光和熱，永不停止，因為新的時間，即將開始。
于是之（1927年7月9日—2013年1月20日）：我是一個演員
于是之離世前，18年失聲不能說話。即便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18年不能說話該是多大的苦痛，更何況還是于是之這樣一個以在舞臺上說話為畢生事業的演員。
于是之的名片印的是：演員于是之；于是之出書，書名是《演員于是之》；北京人藝影視中心拍攝他的長篇電視人物傳記片，片名也是《演員于是之》。于是之的潛臺詞是：我是一個演員。
而他分明是北京人藝和中國話劇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在《龍須溝》《駱駝祥子》《茶館》等劇中成功塑造的經典形象，永遠留存在話劇歷史中。但他卻說：“有人說我是藝術家，這純粹是拿小人物開心，我就是一個平民。”童道明曾問于是之：“表演藝術家，演員，你中意哪一個？”他答：“演員。”曹禺也說：“《茶館》是中國話劇史上的瑰寶，于是之是撐持這瑰寶的平民藝術家。”于是之始終認為，自己是在胡同四合院里生活著的平民，在聽到記者稱自己“大師”時，兩夜睡不安穩。
今天，北京人藝在培訓新人時，專題片《演員于是之》是必不可少的一課。這些年輕人有福了。
張暉（1977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無聲無光終有光
“如果他在的話，他一定會非常慚愧。他會說，他只是一個古典文學研究的初級從業人員，他所做的，只是一個讀書人的本分而已。”張暉夫人張霖在深圳讀書月2013年十大好書頒獎典禮上致辭，對張暉獲評“年度最佳作者”表示感謝。“不在了”的張暉恐怕沒有想到，他36歲英年早逝引發的有關話題，竟然持續了整整一年，并且余韻不絕。
青年學人的生存狀況和學術境遇一直是個話題和問題，張暉的去世將其再一次凸顯出來。收入、住房、職稱等困境，首先成為關注點，這些問題的探討當然是有益的，但若止步于此，則可能遮蔽更有意義的問題：好的人文學術何為？張暉的答案是：“好的人文學術，是研究者能通過最嚴謹的學術方式，將個人懷抱、生命體驗、社會關懷等融入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最終以學術的方式將時代的問題和緊張感加以呈現。”而“現在搞學問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現實問題，就連論文也寫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極為看不慣！”這樣的拷問可能讓很多人如坐針氈，但也正是意義之所在。
正是基于對好的人文學術的追求，張暉才甘于“在嘈雜的市聲與閃爍的霓虹中，面對無聲無光的石塔，日復一日地讀書寫作，只為輯錄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張暉早逝之所以讓人扼腕，既是因為走得太早，更是因為他這么年輕便在學術上取得豐厚的成就。
“誰說學術要與社會、人生分離的呢？”我將此名為“張暉之問”。在他看來，學術不是讓人來逃避現實的，而是讓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對現實的一種方式。用他的話說，學術還承擔著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務，你當然不能要求專力求真、求知的學者去太多地關注現實，但實際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學者也不會和現實絕緣。誠哉斯言。
趙無極（1921年2月13日—2013年4月9日）：服從于兩種傳統
“人們都服從于一種傳統，我卻服從于兩種傳統。”趙無極的感慨不是出于無奈，而是倍感慶幸。從中國走向法國、走向世界，從寫實走向抽象，趙無極融匯中西兩種傳統，走出一條無極之路。龐薰琹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寫信給著名東方美術史學家蘇立文，說趙無極將來會大有前途。趙無極的這條無極之路，驗證了龐薰琹的預測。
趙無極的老師林風眠曾感嘆，在巴黎靠畫畫謀生幾乎不可能。趙無極不僅打破老師的預言，而且成為身價最高的華人藝術家。他在西方出人意料地活得很好，活得精彩，活得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這里的“活”絕不僅僅指金錢。在他身上，中國遇見了西方，西方遇見了中國，并且互相激活，變成了亦東亦西、不是東西、融匯東西的好東西。正如他自己所言：“隨著思想的深入，我逐漸重新發現了中國。我最近的畫作自然而然地反映中國。或許悖謬的是，這種深遠本源的歸復，應當歸功于巴黎。”
趙無極身后，家人爭搶天價遺產成為家庭悲劇，讓人不勝唏噓。但趙無極這個“服從兩種傳統”的藝術家，已經成為傳統的重要部分，成為任何人都搶不走的人類文化財富。
朱乃正（1935年11月—2013年7月25日）：黑白分明 不計東西
去世前兩天，朱乃正將“黑白東西——朱乃正藝術思行研究展”的100多幅作品捐給了中國美術館。黑白分明，不計東西，這既是朱乃正的藝術主張，也是命運之詩于冥冥之中寫就的最后一句，雖巧合，但亦頗有深意。
說到黑白，難忘一本名為《昌耀詩，乃正書》的毛邊詩集，漆黑的封面，漆黑的毛邊，讓人為之一震。在青海生活21年的朱乃正，揮毫書寫摯友、飽受命運折磨的青海著名詩人昌耀病中寄給他的詩，并精心出版這本收有他的手書和昌耀詩歌的詩集。“從地平線漸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車。//從北斗星宮之側悄然軋過者/是青海的高車。//而從歲月間搖撼著遠去者/仍還是青海的高車呀。”“高車”是昌耀詩歌中卓然獨立的意象，修遠、剛毅盡在其中。朱乃正正是從青海駕著“高車”回到北京，抵達他藝術的高地。
關于朱乃正，馮遠的回憶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青年畫家馮遠在火車上翻看畫稿，素昧平生的朱乃正主動跟他一路聊天，火車到京后朱乃正又主動提出帶馮遠去拜訪盧沉、周思聰。兩天后，朱乃正果然帶著馮遠去了盧沉、周思聰家，同樣素昧平生的盧沉、周思聰，熱情地給馮遠做示范、講畫理，還分別作畫贈給馮遠。這種為師者“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樂也”的赤子之心，不正是今日所缺乏的嗎？
下一次，當你在中國美術館看到朱乃正捐贈的油畫《國魂——屈原頌》，不妨停步多看一會兒，因為那頂天立地的屈子像中，有著朱乃正的靈魂鏡像。
牛漢（1923年10月－2013年9月29日）：他曾經苦苦跋涉
“倔強的詩人”、“一個被詩神看重的誠實的孩子”、“可依賴的人”……讀了這些詩人、朋友的評價，牛漢的形象立刻生動可親起來。倔強、誠實、可依賴，無論是對走過無數坎坷、被風吹過被雨打過被烈日頭曬過被冷風刀刮過的牛漢那一輩人來說，還是對今天的人而言，都是金子般的品格。
牛漢是“七月詩派”重要詩人。正因為“重要”，才在“反右”和“文革”中飽受磨難。但牛漢從未放棄對光明的信任和追求。“恍惚之中聽見一聲/石破天驚的咆哮/有一個不羈的靈魂/掠過我的頭頂/騰空而去/我看見了火焰似的斑紋/和火焰似的眼睛/還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在名詩《華南虎》中，牛漢通過摹寫動物園中的華南虎，表達了對自由的不屈抗爭。
雖然牛漢是詩人，但我以為，他留給后世的最重要文本，非晚年回憶錄《我仍在苦苦跋涉》莫屬。在這本回憶錄中，牛漢不回避、不躲閃，臧否人物、評點歷史都發乎本心、直指要害，而這正是詩人氣質使然，處處可見他真的是一個“誠實的孩子”。“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如一粒游動的塵埃，但它是一粒蘊含著巨大痛苦的塵埃。也許從傷疤深處才能讀到歷史真實的隱秘的語言。我多么希望每一個人都活得完美……為此，我情愿消滅我的這些傷殘的詩。我和我的詩所以這么頑強地活著，絕不是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為了對歷史進行報復。我的詩只是讓歷史清醒地從災難中走出來。”記住牛漢的感懷，或許我們就會少受傷害。
王為一（1912年3月8日—2013年10月8日）：中國電影史的活化石
王為一逝世于102歲高齡。“中國電影史的活化石”走了，為人們留下《八千里路云和月》《珠江淚》《七十二家房客》《南海潮》《三家巷》等經典電影。
作為我國電影藝術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王為一“活化石”之稱名副其實。青年時代的王為一曾與趙丹一起出演著名影片《C夫人的肖像》，與史東山聯合導演了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可謂導、演“雙棲”。上海人王為一卻在廣東生活大半輩子，成為粵語電影的拓荒者、南國電影流派的開創者。
你可能不知道王為一的名字，但1963年拍攝的影片《七十二家房客》你一定不陌生。這是粵語電影史上的經典，也是王為一的代表作。但該片歷經波折，直至“文革”結束，《七十二家房客》方才以普通話和粵語兩個版本公映，受到熱烈歡迎，尤其是香港評價甚高，有“《七十二家房客》竟在當時救了粵語片一命”之說。《七十二家房客》在香港上映創下了當年最高票房，嘉禾公司進而拍攝《鬼馬雙星》，再創票房新高，使本以為無望的粵語片咸魚翻身，并成為香港主流。
101歲的時候，王為一還表示：我還要拍電影。看到如今中國內地電影的良好勢頭，這個拍了一輩子電影的百歲老人，可以放心地歇歇了；但香港電影的頹勢，是否又讓他揪心呢？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 申遺第一人 北京守望者
198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的侯仁之了解到《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應該立即加入《公約》。1985年回國后，他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提案并為國家所采納，中國最終成為“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侯仁之因此有了“中國申遺第一人”的美譽。如今，中國成為世界遺產名列前茅的國家，從政府到民間對文化遺產的認識都有了極大的提高，侯仁之功不可沒。
侯仁之另一個頭銜是“北京守望者”。自20多歲求學到京，他這一生都與北京結下不解之緣。初到北京的侯仁之強烈感受到北京“極其偉大的歷史文化的‘訴諸力’。它不但訴諸于我的感官，而且訴諸于我的心靈，我好像忽然把握到關于‘過去’的一種靈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這實在是我少年時代所接受的最偉大的一課歷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難忘懷的”。基于對北京的深厚情感，他在北京城的起源和城址選擇、歷代水源的開辟、城址的變遷沿革、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和規劃設計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并為北京古城的保護而奔走呼吁。
而匯集侯仁之30年研究成果的三卷本《北京歷史地圖集》即將出版之際，侯仁之卻走了，他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之作，留下永久的遺憾。
每一個在北京生活的人，都該感念侯仁之；而那些肆意破壞北京文脈的人，希望你們在侯仁之的名字面前感到羞愧。
紅線女（1924年12月25日—2013年12月8日）：“紅豆”恒久遠 “紅腔”永流傳
香港維多利亞港的星光大道上，有紅線女的手印。我曾俯身與她的手印相握留影。如今，紅線女隱身天際，留下永遠的星光。
紅線女原名鄺健廉，從藝時取藝名“小燕紅”，后同班藝人靚少鳳給她講了“紅線盜盒”中紅線勇敢盜取金盒、為主人逼退敵手的俠義故事，建議她起藝名“紅線女”，鄺健廉欣然接受。從此“紅線女”廣為人知，鄺健廉倒鮮為人知了。從小清新“小燕紅”到俠女“紅線女”，折射出紅線女的俠肝義膽、敢于擔當。抗戰期間加入抗戰劇團堅持演出愛國劇目、抗美援朝時將在新加坡義演所得捐給志愿軍買飛機、耄耋之年積極參加文藝志愿服務、腰痛走不了路依然登臺為觀眾演出……所有這些，正是俠肝義膽的體現。
“活著，再活著，更活著，變成了勞動人民的紅線女。”毛澤東為紅線女的題詞，既是高度的評價，更體現了老百姓對她的喜愛。周恩來將粵劇譽為“南國紅豆”，更是對紅線女對粵劇所作貢獻的詩意稱頌。
“她發病前20分鐘，還在跟我談《永恒的舞臺》這部戲的進展。”“直至去世前的星期六，89歲高齡的她還在工作。”一個永不止步的紅線女，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紅豆”恒久遠，“紅腔”永流傳。
姚奠中（1913年5月21日—2013年12月27日）：章太炎最后一位研究生走了
聽聞姚奠中先生辭世，翻出書架上的五冊《姚奠中講習文集》。書頁翻動之間，仿佛聽到這位百歲老人的人生步履。“國學大師”這樣的頭銜，我并不愿意戴在姚奠中的頭上，想來他也不需要。
姚奠中是章太炎七位研究生中最年輕的一位。1934年，22歲的姚奠中自故鄉山西考入無錫國專，隨后赴蘇州章太炎開辦的“章氏國學講習班”，投入章門研習國學。研究生尚未畢業，章太炎去世，姚奠中便為預備班授課，抗戰開始后又自辦國學講習班。抗戰期間，他輾轉多省大學任教，直至1951年后進入山西大學直到去世。所以，“學苑育英人”這一樸實無華的稱呼，更適合姚奠中。
當然，這并不是要抹殺他國學的成就。但以畢生之精力，追求學術（國學）、藝術（詩書畫印），同時教書育人，能不讓人感佩？
（記者 康偉）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