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唐代詩人杜牧的這首《江南春》，是我們打小便耳熟能詳的古詩。南朝的江南寺廟林立、佛像眾多，卻在無休止的王朝更迭與歲月滄桑中煙消云散。
　　出人意料的是，自清光緒年間以來，成都萬佛寺、西安路、商業街，茂汶縣較場壩，彭州龍興古塔地宮中卻屢有南朝造像出土，填補了中國南朝石刻的空白，也暗示著南朝的成都與建康一樣，是一個梵宮琳宇鱗次櫛比、塔剎莊嚴的古都。
　　佛教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一路留下了諸多精美絕倫的石窟造像，從新疆克孜爾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盛唐以后，北方石窟相繼衰落，學術界的觀點則是“唐盛宋衰”，認為石窟藝術到了宋代業已衰落，再無值得一提的佳作。
　　誰能想到，接過中國石窟藝術接力棒的，卻是巴蜀。2010年，“天下成都”人文地理欄目推出“佛祖入蜀”欄目。作為“佛祖入蜀”續篇，“佛祖入川”分成都萬佛寺南朝造像，巴中南龕、北龕、水寧寺，旺蒼佛子崖、廣安沖相寺、營山透明巖、樂山大佛與它的孿生兄弟等章節，進一步為讀者勾勒出佛教石窟進入巴蜀的路線。
　　如今，敦煌、龍門、云岡石窟早已盛名在外，游人如織，充足的收入與良性的循環使得當地文管部門有更多資金用于石窟保護與研究，而巴蜀石窟大多藏于深閨，常年見不到一個游客，更談不上系統研究與維護了。北方的石窟，是中國上半部石窟史，是一部皇家石窟史，而巴蜀石窟，則是中國石窟史的續傳，是一部民間的石窟史，也是一部至今不為人所知的歷史。希望這些拋磚引玉的文字，能喚起大眾對巴蜀石窟的發現與解讀，不再讓它們在終年的凄風冷雨中慢慢變得模糊，乃至消失，最后被遺忘。
　　萬佛寺，一座湮沒在地下的千年古剎
　　清光緒壬午年（1882年）的一天，成都西門外半里萬佛橋，有個農民在地里勞作，突然，“咣當”一聲，鋤頭碰到一個硬物。挖出來一看，原來是個殘破的佛頭。這天，農民總共挖出了百余尊佛像，這件事很快就在成都城中炸開了鍋，官吏、文人、洋人、古董商、看熱鬧的百姓蜂擁而至。
　　時任四川成綿龍茂兵備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的王廉生（我國著名金文學家王懿榮之父）在《天壤閣筆記》一書中，記錄了整件事的原委，“鄉人掘土，出殘石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凡百余，乃撿得有字像三：一元嘉，一開皇，一無紀元”。有字的三件，元嘉這件，雕的是經變圖以及太子誕生、乘象入城等佛本行故事，開鑿于劉宋元嘉二年（425年），是四川迄今發現的最早有紀年的南朝佛像，后來便不知去向，若干年后才得知已漂洋過海出現在法國一家博物館展廳中了；開皇是隋文帝楊堅年號，這件隋代佛像被王廉生收藏，后來也下落不明了。而當年出土的百余件佛像，丟的丟，散的散，大多杳無音訊。
　　1937年，鄉民在萬佛橋又挖出佛像12尊，佛頭26個。1945—1946年間，前四川理學院在萬佛橋修校舍，據傳挖出佛像甚眾，可惜大多被砸毀，又埋入地下當地基了。1882年到1946年，六十余年間，萬佛橋時有佛像出土，那些深埋地下、肢體殘破的佛像，似乎想向世人講述一座寺廟的興衰，一個個梵音繚繞的故事，卻每每欲言又止。
　　1953-1954年，在一次基礎建設中，萬佛橋又出土了200余件佛像，一件經幢上，“大唐大中元年三月七日癸卯，再興寺大德，鎮靜軍和衙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楊公□，妻趙氏，男弘度于凈眾寺建立尊勝幢一所”的題記猶清晰可見。而1937年出土的釋迦像上，也有“中大通元年（529年），太歲乙酉……于安浦寺敬造釋迦像”的題記。
　　中大通是梁武帝蕭衍年號，這座湮沒在地下的寺廟，南朝叫“安浦寺”，唐代稱為“凈眾寺”。根據《四川通志》《益州名畫錄》的記載，我們最終串聯起了這座寺廟的歷史：古寺相傳漢延熹年間就已立寺，梁時為安浦寺，唐名凈眾寺。唐末“會昌法難”中，凈眾寺被毀，時至唐宣宗年間才再次復興。宋代更名為凈因寺，明代又稱竹林寺、萬佛寺、萬福寺，最終在明末清初毀于戰火，此后再不復見于史料記載。萬福橋出土佛像，后來定名為萬佛寺石刻造像。
　　填補了中國南朝造像的空白
　　2009年5月，四川博物館正式開館迎客，萬佛寺佛像也在半個多世紀后首次與觀眾見面，陳列在萬佛寺石刻館中。昏暗的展廳里，釋迦牟尼佛的殘軀，睜著杏眼、留著小胡子的阿育王頭像，頭戴寶冠、懸著繒帶的觀音菩薩、秀骨清像的佛頭、小巧精致的背屏式造像在燈光下清晰可見，恍若籠罩了層層佛光。兩年多來，我時常獨自一人來到省博，安靜地端詳著一尊尊肢殘體破的佛像。通常，我的身邊會走過許多人，他們往往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這些并不完整的佛像會代表著四川乃至中國南朝石刻的最高成就？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唐代詩人杜牧的這首《江南春》，是我們打小便耳熟能詳的詩句。這首詩描繪了一個鶯歌燕舞、桃紅柳綠、廟宇樓閣氤氳在朦朧的煙雨之中的江南，也道出了一個佛教空前興盛、寺廟林立的江南。
　　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國的第一個高潮，由于依附王權，佛教興盛一時。在北魏，僧人曇曜在文成帝支持下興建云岡石窟，著名的“曇曜五窟”更是象征著道武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歷史上功勛卓著的帝王；而南朝佛教之盛一點也不落下風，南朝宋、齊、梁、陳四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齊高帝、齊武帝，梁武帝、簡文帝，陳后主無不大興寺廟、供養佛像，又以梁武帝最甚，竟放下皇帝不當，舍身到寺廟中當雜役了，群臣花了一億萬錢才把他贖回來。
　　在無止境的王朝更迭與歲月流逝中，南北朝最終成為歷史。北朝佛教遺跡在中國存世頗多，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天龍山石窟、克孜爾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都留存著為數眾多的北朝造像與壁畫；相反，南朝石刻除了江蘇南京棲霞山、浙江新昌寶相寺有少量龕窟外，在中國已不多見，而萬佛寺石刻諸如梁普通四年、梁普通六年、梁大通五年、梁大同三年、梁中大通元年、中大通三年等題記，填補了中國南朝造像的空白，也暗示著南朝時的成都與建康一樣，是一個梵宮琳宇鱗次櫛比、塔剎莊嚴的古都。
　　阿育王像
　　迄今只有成都出土
　　萬佛寺石刻，有釋迦牟尼佛、無量壽佛、阿育王、觀音、天王、力士、伎樂、供養人諸多類別，又以釋迦牟尼佛最為常見。釋迦牟尼佛多為大型圓雕，身著通肩袈裟或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在前面形成數道平行的圓弧紋，緊貼身體，宛如剛從水中出來一般。這種“曹衣出水”的風格，是北齊曹國人曹仲達最早創造的人物衣服褶紋畫法之一，對南北朝的雕塑、壁畫影響至深。
　　雕鑿于梁中大通元年（529年）的釋迦牟尼佛，也稱“鄱陽王世子造像”，高約2米，赤腳站立于方形座上，佛頭、雙手皆已不存，背后有一通銘文：“中大通元年太歲己酉……景光（太）景煥世子侍從鄱陽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釋迦像……”《南史》記載，鄱陽王蕭恢普通七年（526年）任荊州刺史時辭世，世子蕭范本要赴益州出任刺史，從建康出發行至荊州時，因鄱陽王辭世，暫居荊州服喪，后來才來成都上任，釋迦牟尼佛就是蕭范在成都任上建造的。學者袁曙光在《成都萬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一文中認為，古時“景煥”與“昭明”是通假字，景煥是否就是以文才著世的昭明太子蕭統？正是他編纂了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的一部著作——《昭明文選》。
　　萬佛寺還出土了7件阿育王像，其中5件殘軀，2件頭像，身著通肩袈裟，左手握著袈裟一角，頭頂有著碩大的束發狀肉髻，留著八字胡須，眼睛圓睜，帶有濃烈的異域之風。所謂阿育王像，其實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造釋迦牟尼像的簡稱，早在東晉年間便已在中國出現，南北朝、隋唐更是王室、僧侶信奉的神偶，又以長干寺的阿育王像最為著名。傳說此像是五位西域僧人從天竺古國獲得，后因戰亂神秘消失，東晉咸和年間，丹陽伊高悝見張侯橋下有異光，派人下水尋找，消失的阿育王像這才重見天日。后來，這尊阿育王像輾轉為陳文帝所得，天嘉年間，沿海兵亂，陳文帝向阿育王祈禱國運昌盛，據說阿育王發出道道神光，陳朝軍隊果然一舉蕩平了叛軍。
　　西蜀大地阿育王像的歷史，或許也早在東晉。《釋氏蒙求》記載，“曇翼學通三藏，為世推稱，后游蜀郡，刺史毛劇依重之，忽獲得阿育王瑞像一軀，日夕供養，其像每遇饑荒之時，輒見淚落如雨，似哭泣之狀。”無獨有偶，1995年，成都市考古隊在西安路發現一個石刻窖藏，出土的8件佛像全部為南朝造像，其中一件便是阿育王像，建造于太清五年（551年）九月三十日。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阿育王像雖在史書中頻頻出現，造像在中國卻極為罕見，僅龍門石窟唐子洞、簡惠洞，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發現，考古發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自晉代以來，在中國大地上時常自現、每每以奇異光芒提醒世人的阿育王像，常被視為祥瑞之兆；而一千多年后，它們卻在西蜀大地上頻頻出現。
　　釋迦牟尼佛、阿育王像多為大型圓雕，似真人大小，也稱為“等身像”，工程浩大，造價自然不菲，普通善男信女恐怕難以承受，一些精巧的小龕無疑是更為實惠的選擇。別看佛龕不大，卻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拿梁中大同三年（548年）比丘法愛為亡兄造的佛龕來說，殘高44厘米，寬37厘米，厚15.5厘米，在這樣一個狹窄的空間中，工匠卻雕鑿出了觀音、四比丘、四菩薩、二明王、二獅及獅奴，二象及象奴，最下面排列著八個伎樂，背屏上還浮雕著飛天與佛傳故事，象征著寺廟的殿堂背景，如此一來，小小的佛龕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佛國勝境。
　　中國最早的
　　“褒衣博帶”式造像
　　自1882年以來，四川各地陸續有南朝石刻出土，這其中又以1921年茂汶縣出土的南齊永明造像碑年代最早。1921年，茂汶羌族自治縣外較場壩中寨村，有個羌民在地里挖出一塊古碑，一起出土的還有些白色板瓦，當地人把這里叫“衙門口”，傳說明清年間曾是當地的土司衙門。造像碑出土后，羌民抬入較場壩“江瀆廟”中供奉，1929年四川松理茂懋汶屯殖督辦又將碑移入汶山公園。
　　1935年10月，四川軍閥李家銓的參謀黃希成指使幾個兵丁夜間將古碑盜走，砸成數塊，將其中造像較多的四塊運至成都，準備再運往上海轉賣到國外。成都“新新新聞報館”披露這一丑聞，立即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最后由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出面交涉，四川省政府才將古碑截留，后由四川博物館收藏，并于2009年首次在萬佛寺石刻館展出。
　　這是一通四面皆有造像與題記的造像碑，正面龕高120厘米，寬60厘米，龕中有一彌勒坐佛；背面長方形龕高123厘米，寬53厘米，龕中有一站立的無量壽佛（亦即阿彌陀佛）；右側雕有比丘、菩薩造像，以及一側題記：“齊永明元年歲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涼曹比丘釋玄嵩，為帝主臣王累世師長兄弟父母六親眷屬及一切眾生，敬造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
　　齊永明元年為公元483年，這也是四川現存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造像碑。尤為重要的是，我國早期佛教受印度健馱羅風格影響，造像多著袒右袈裟，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早期造像莫不如此。南北朝年間，受世俗服飾影響，一種著寬袍、系闊帶的“褒衣博帶”式袈裟逐漸興起。永明造像碑的無量壽佛、彌勒佛，皆身著通肩圓領袈裟，這也是我國最早的“褒衣博帶”造像實例：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褒衣博帶”式袈裟最早在南朝興起，再從中國南方傳入了北方，對中國佛教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0年，成都商業街出土9件南朝造像，其中2件有銘文，分別為齊建武二年（495年）觀音成佛像與天監十年（511年）釋迦像；1994年，彭州市拆除龍興古塔，在塔內地宮中發現數十尊造像，其中一件為梁中大通年間造釋迦雙身像；1995年，成都西安路發現的石刻窖藏，除了太清五年（551年）阿育王像，尚有齊永明八年（490年）彌勒像、中大通二年（530年）釋迦像、大同十一年（545年）釋迦多寶像、天監三年（504年）無量壽像等等。
　　南朝造像一般面容清秀，秀眉軒昂，杏眼修長，嘴唇微翹，一副病弱清瘦的模樣，即所謂“秀骨清像”。魏晉南北朝老莊玄學盛行，名士往往以自然秀美為高，欣賞一種瀟灑自由、清奇飄逸之風，“秀骨清像”正是對尚玄學、重清淡的六朝士大夫的入骨刻畫。公元413年，東晉大將劉裕在稱帝前派部將奪取成都，直到553年西魏襲取成都，一百多年間，成都一直歸屬南朝，這也難怪“褒衣博帶”“秀骨清像”會對成都造像藝術影響深遠了。而從某種程度而言，成都的南朝石刻同樣會讓我們走近南朝，走近那些羸弱、卻清淡不已的士大夫，走近那個動蕩不安卻梵音繚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