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聯會務工作報告——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陽翰笙
各位代表，我受第四次文代大會領導小組的委托，向大會報告第三次文代大會以來中國文聯的會務工作。從一九六○年八月第三次文代大會至今十九年來，中國文聯與各協會經歷了大力發展、強迫解散、艱難恢復的曲折道路。我們的工作有成績，也有缺點和錯誤，現摘要匯報，請代表們審議。
一
在粉碎“四人幫”三年后的今天，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看，中國文聯在文化大革命十七年的工作，始終是遵循黨的革命文藝路線，按照歷次文代大會通過的章程所規定的任務，在郭沫若主席，茅盾、周揚等副主席和文聯黨組領導下進行工作的。中國文聯對加強文藝界的團結，密切與作家、藝術家的聯系；組織文藝界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組織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參觀訪問；為作家、藝術家提供創作條件，照顧作家、藝術家的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國文聯的工作成績，是林彪、“四人幫”的誣蔑、毀謗所抹煞不了的。
首先，文聯為幫助作家、藝術家提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為他們創造了學習條件。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文聯一共舉辦了十一期讀書會。前八期（一九六○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主要是學習剛剛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半個月一期，每期約二十人。參加學習的同志一致認為，通過這些學習，大家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文聯又舉辦了三期全國性的讀書會，每期四十天。先后有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的一百多位作家、藝術家參加學習，其中包括十五名被錯劃為右派的同志。這些讀書會是文聯工作同志們沖破了重重阻力才舉辦成的。學習的方法是“聽一聽、讀一讀、看一看、想一想、談一談”。在讀書會期間，傳達了周總理的五個重要講話，組織了政治、哲學、經濟等方面的五個講座以及文藝創作、文藝理論、外國文學等方面的九個報告。邀請的報告人主要有：薄一波、楊獻珍、艾思奇、孫定國、張愛萍、田家英、田漢、林默涵、張光年、趙樹理、侯金鏡、楊朔、陳冰夷等同志。此外，還閱讀了一些文件和資料，觀摩了一些戲劇和電影，并組織大家參觀展覽和短途旅行。每期讀書會，文聯黨組都鄭重宣布，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努力學習。
在每期讀書會結束前座談心得體會時，大家都心情舒暢，談笑風生，有的同志說：“集中聽了相當兩三年的報告”，“聽了在下邊根本聽不到的報告”，“真是豐收，滿載而歸”。有的畫家揮筆作畫以留念，有的詩人吟詩作賦以明志，有的音樂家即席放歌以抒情。大家普遍感到提高了思想認識，精神為之一振。年青的王蒙同志參加學習以后，向文聯黨組遞交了一份志愿赴邊疆的申請書，他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深入生活。我們支持他的志向，幫助他從北京調到了新疆。
這些讀書會的舉辦，效果好，影響大。很多同志紛紛來信，要求文聯繼續舉辦，持久下去。還有的同志建議文聯帶著讀書會的全部材料和錄音、拷貝等，到全國巡回舉辦讀書會，使廣大文藝工作者都有這種學習的機會。這樣好的建議，已經列入文聯一九六四年的工作計劃。遺憾的是，后來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一工作便完全中斷了。
文聯除了組織學習以外，還幫助作家、藝術家接觸生活、了解生活，采取“走馬觀花”、“下馬看花”等方式，組織了一系列參觀訪問。其中，有兩批作家、藝術家分別到廣西各地、東北三省參觀訪問。在東北參觀了鞍鋼、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小豐滿水電站，并到了圖門江、鏡泊湖等地。他們回來后，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詩詞、散文、繪畫和攝影作品。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宣部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劇協在廣州召開了話劇、新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上，周總理連續作了三次重要講話，分別闡述了文藝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學習政治與生活實踐、發揚藝術民主、解放思想、文藝規律、時代精神、典型人物、藝術的真實性以及知識分子的問題等等。在周總理的指示和關懷下，一九六二年四月文化部黨組和中國文聯黨組起草了《文藝八條》，提出了改進文藝工作的意見，發到全國各地文藝單位試行。
在《文藝八條》制訂過程中和試行前后，文聯召開了主席團擴大會議。會后文聯分兩次訪問了五十四位作家、藝術家，征求他們對《文藝八條》的意見。在訪問中，作家、藝術家反映，有些文藝單位開始貫徹、落實《文藝八條》，重視個人業務專長，注意勞逸結合，合理安排創作和教學時間等等，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多了。但也有的同志余悸猶在，怕又是雷聲大，雨點小，還是不敢自由地發表意見。
一九六三年四月文聯在京召開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周揚同志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指出了柯慶施所提“大寫十三年”口號的片面性，駁斥了“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的荒謬論點。周總理在這次會上作了題為《要做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的重要講話。周總理興致勃勃和代表們一起參加了閉幕式的文藝晚會。誰也沒有料到，那竟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和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最后一次歡聚！
一九六三年文聯、文化部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組織了中央農村文化工作隊，大批文藝工作者隨隊分赴山東、河北、安徽、遼寧等地，一面調查研究農村文化工作，一面為農民演出、服務，深受農民歡迎。
文聯和作協還聯合舉辦了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大型展覽。這個展覽曾到日本展出，受到了日本文化藝術界的高度重視。
為了促進作家、藝術家們提高思想水平，交流創作經驗，加強藝術實踐，文聯會同各協會先后舉行了一系列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曲藝、舞蹈、民間文藝、攝影等方面的座談會，以及各種觀摩演出和美術、攝影展覽。此外，為了便利文藝界人士之間的交往和業務上的聯系，還開設了“文藝茶座”。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文聯深入了解了一些知名作家、藝術家們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難，訪問了三百多人次，整理了近百萬字的訪問紀要，并將情況及時匯報中央有關方面。周總理、陳毅等同志對文藝界極為關注。周總理一再叮囑我們要關心、照顧作家、藝術家的工作和生活。文聯本著“自己動手解決困難”的精神與作家協會在河北省懷來縣共同辦了“文藝農場”。文聯和各協會的同志們積極主動輪流前往勞動，在懷來農場的土地上灑下了辛勤的汗水。農場收獲的糧、油、肉、蛋、水果等，分送給一些作家、藝術家，以改善生活。當時有少數作家、藝術家由于年老體弱或其他原因，沒有工作崗位，生活缺乏照顧，文聯的同志主動積極奔走，商請有關部門予以解決。當時物質生活雖然苦些，但我們的作家、藝術家都有一種與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毫無怨言。對文聯的服務工作，視為黨對自己的親切關懷，表示感激。
在對外文化藝術交流方面，中國文聯和六十多個外國進步文藝團體建立了密切聯系，進行了經常性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二
從文聯這一時期的工作狀況可以清楚地看出，文聯的工作盡管存在著缺點和錯誤，然而是不斷革新著和發展著的。一九六三年底，文藝工作受到毛主席的批評，我們立即開展了以檢查工作為主要內容的內部整風。就在我們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時候，“四人幫”那個“顧問”利用一九六四年七月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總結的機會，否定了一批有影響的戲劇和電影，實際上點了我會幾位副主席的名。后來，文聯和各協會不得不轉入政治運動，工作大多陷于停頓。這次運動，從批判廣州會議上的發言，到株連一般干部，戴帽子、抓辮子、打棍子，批錯了、傷害了不少同志。最后，文聯、各協會領導同志和大批干部離京，參加農村“四清”運動。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與江青一伙拋出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揮舞“文藝黑線專政”論大棒，首先向文藝界打來。叫嚷什么“文藝界有一條又粗又長又大又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要“徹底砸爛文藝界”。于是毛主席、周總理用心血澆灌和培育的中國文聯和各協會，以及各省、市、自治區文聯和各協分會，遭到了一場亙古未見的大災難，文藝刊物全部停刊，會務工作全部停止，工作人員被掃地出門。
文藝工作者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摧殘和迫害是驚人的，特別是中外知名、久經考驗的作家、藝術家，幾乎通通被打成“黑幫”、“特務”、“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關進“大廟”或“牛棚”，輪番受到“揪斗”和“示眾”，有些同志被無辜投入監獄。到粉碎“四人幫”后的一九七八年我會恢復活動時止，文聯二百二十四名全委，已故者七十六名，其中大多數是受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的。這是林彪、“四人幫”令人發指的滔天大罪，是對文藝界欠下的一筆血債。與此同時，他們對文聯、各協會的機關干部也不放過，許多同志被打成“黑線人物”、“黑班底”，遭到批判、斗爭。隨后文聯、各協會的干部不論老病殘，一律被下放湖北咸寧和河北靜海文化部五七干校。廣大文藝工作者和文聯、各協會的干部，從改造自己世界觀的愿望出發，積極熱情地參加勞動鍛煉，但是林彪、“四人幫”是要把我們斬盡殺絕的。他們的一名同伙胡說了一句“文化部是‘五一六’的黑據點”，便在干校大搞“深挖‘五一六’運動”。他們采取逼供信的辦法，把許多同志打成“五一六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對他們實行專政。但是，謊言腿短，陰謀必敗，真相終于大白于天下：真正從事反革命陰謀活動的，不是別人，正是“四人幫”一伙。這就是歷史作出的公正結論。
林彪、“四人幫”全盤否定文聯和各協會的工作，他們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無限上綱，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舉辦報告會、讀書會，組織文藝界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他們誣蔑這是“猖狂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組織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參觀訪問，促進文藝創作，他們歪曲說，那是“網羅牛鬼蛇神”、“游山玩水”、“炮制反黨大毒草”；我們設置的文藝俱樂部，組織戲劇、電影、曲藝、舞蹈觀摩，舉辦文藝茶座和聯歡游藝活動，以及為作家、藝術家學習、創作提供便利條件的“西山文藝之家”，同志們都說這是辦了件大好事，但“四人幫”和他們那個“顧問”卻強加罪名，說這是“匈牙利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使中國文聯和各個協會從此蒙受不白之冤。文聯、各協會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是在周總理、陳毅副總理抓總的外事部門協助下進行的，他們也徹底予以否定，胡說什么：“路線錯了，不論內事外事，一切都錯。”他們這一套誣蔑不實之詞，理所當然地受到文聯和各協會同志們的堅決抵制。
林彪、“四人幫”砸爛文聯的罪惡活動，矛頭是指向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大家都知道，從第一次文代會到第三次文代會，都是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舉行的，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和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親臨會場作指示，以及親切的會見與合影，都給我們以極大的歡樂與鼓舞。第二次文代會前夕，由于各種專業活動主要由各協會進行，曾一度考慮可以不設文聯，但毛主席認為文聯有它的獨特任務，還是需要。第二次文代大會閉幕之后，根據新的形勢，文聯在過去工作基礎上，摸索出一套新的工作內容與方法，作出了一些新的成績，證明毛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而林彪、“四人幫”一定要把文聯、各協會置于死地，這足以證明他們才是真正反對毛主席的。
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一度把文藝隊伍搞得七零八落。但是，在這場生死搏斗中，除極少數賣身投靠者外，文藝界絕大多數表現是好的。文藝界同志根本不承認林彪、“四人幫”那個“文藝黑線專政”論。我們的文藝隊伍是在毛主席、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成長起來的，我們的文藝作品大多數是受群眾歡迎的，這明明是紅線，怎么會成為黑線了呢？因此，“文藝黑線專政”論在文藝界是根本沒有市場的。文藝隊伍雖然被打散了，但卻沒有被打垮，大家的心靠得更緊了，文藝工作者結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不怕“牛棚”、“大廟”和監牢再苦，不怕斗爭再險，硬是頂住了林彪、“四人幫”的淫威，同他們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爭，直到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率領全國人民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三
粉碎“四人幫”以后，文藝界和其他戰線一樣，開始撥亂反正。一九七八年一月，由中央宣傳部建議，經中央批準，成立了恢復文聯和各協會的籌備小組。籌備小組的任務有以下三項：
第一、負責籌備恢復文聯和各個協會；
第二、負責籌備全國性文藝理論刊物《文藝報》的復刊工作；
第三、負責籌備在適當的時候召開第四次文代大會。
籌備小組建立后，開始了恢復文聯和各協會的準備工作。一九七八年五月下旬召開了中國文聯三屆全委第三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粉碎“四人幫”后，文藝界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是文藝界承前啟后、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在這次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三百名代表懷著極大的義憤，批判了林彪、“四人幫”炮制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控訴了他們實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殘酷迫害文藝戰士、摧殘文藝事業的滔天罪行。大家懷著深厚的階級感情，對遭受迫害的同志表示誠摯的慰問，對被迫害致死的文藝戰士致以深切的悼念。
在這次會議上，同志們悲喜交集，一致表示要將憤怒化為動力，一定要奪回由于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而失去的寶貴時間，竭盡全力把文藝創作搞上去，把文藝工作搞上去，促進新的文化高潮迅速到來！
在這次文聯全委擴大會議的決議中，莊嚴宣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和中國舞蹈工作者協會正式恢復工作。《文藝報》立即復刊。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和中國攝影學會積極籌備恢復。
到一九七八年底，所有協會都已恢復，并調集干部數百人，恢復和新創辦刊物二十二種，各協會普遍進行了會員的重新登記，發展了一批新會員。對于一九五七年的錯案，也進行了復查。文聯與各協會曾劃過八十七名右派，經過深入細致的復查工作，現已改正了八十三名。其余四人，有兩名既無檔案，也不知人的下落；有兩名因有其他歷史問題尚待處理。此外，對因“右派言論”而處分的四十七位同志也進行了復查改正。對改正的同志，大多數已安置或調整了工作。
文聯在今年元旦舉辦了迎新茶會，這是首都文藝界十余年未有的盛會。會上耀邦同志代表黨中央向作家、藝術家發出熱情的召喚：為四個現代化唱出時代的最強音！
今年二月文聯在北京召開了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文聯工作座談會。根據新時期總任務和工作著重點轉移的精神，著重討論了地方文聯與各協分會籌備恢復的問題，并對召開四次文代大會交換了意見。
今年三月份，中國文聯與中宣部、中組部、文化部聯合召開了“全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這次會議的起因是茅盾副主席給林默涵同志寫了一封信，說希望第四次文代會能開成一個大團結的會；開成一個大家心情舒暢、真正百家爭鳴的會；開成一個向二十一世紀躍進的大會。他希望把全國知名的老作家、老藝術家、老藝人都請來參加這個會，最好應該來的一個都不遺漏。另外，他建議中組部過問一下對老作家、老藝術家落實政策的問題。耀邦同志非常重視這個建議，批示召開這個會議，把省、市、自治區主管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找來開會。要求各地迅速把全國知名作家、藝術家，特別是歷屆文聯全委和各協理事的政策落實好。會議產生了《聯合通知》，在會后下達各地，大大促進了全國文藝界的政策落實工作。
為了反映和宣傳對越自衛還擊戰的勝利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戰斗事跡，文聯于三月份組織中直和部分省市的七十余名作家、藝術家分赴廣西、云南前線訪問。訪問團以一個多月的時間，分作多路，深入訪問了參戰部隊、支前民兵、民工、工廠、學校、村莊以及俘虜營。他們訪問歸來后，在報刊陸續發表了報告文學、散文、詩歌，并舉辦了攝影展覽和畫展。
《文藝報》從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在京舉行了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中國作家協會委托《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粉碎“四人幫”以后至一九七八年底發表的短篇小說，進行了一次群眾性的評選活動，舉行了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
今年三、四月份文聯、攝影學會聯合主辦了“四五”運動優秀攝影作品評獎活動。在《總理為人民、人民愛總理》影展第二部分一百八十八幅照片中，評選出優秀照片四十五幅，舉行了授獎大會。
此外，為了繁榮創作，貫徹按勞付酬的原則，文聯與國家出版局聯合召開了“文藝作品稿酬座談會”，邀請各協會和在京部分文藝刊物的負責人，對稿酬標準、印數稿酬、繪畫、樂譜稿酬以及編輯費等問題，交換了意見。現在出版局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見，重新修訂稿酬辦法。
各協會恢復活動以來，都先后多次召開專業創作座談會。劇協于去年五月份召開了戲劇創作座談會，去年十月份召開了戲曲、歌劇座談會。曲協先后在北京、哈爾濱等地召開了三次座談會及理事擴大會，學習周總理、陳毅同志關于文藝問題的講話和陳云同志對評彈工作的幾點意見。民研會與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聯合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座談會，重新修訂了“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編寫出版計劃”、“中國各民族文學作品整理、翻譯、編選出版計劃”、“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資料匯編編選計劃”，并對上述工作進行了具體分工。今年九、十月份，民研會與文化部、民委聯合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歌手、詩人座談會。
各協會開展了對業余創作的輔導活動。電影協會與總工會聯合舉辦工人業余電影創作、評論學習班，學員五十名，旁聽近百人，每周活動兩個半天。攝影學會舉辦了“攝影講座”、“中級攝影技術講座”。
許多協會組織作者深入生活，參觀訪問。音協組織作曲家到黑龍江、吉林長白山林區和延邊朝鮮族地區體驗生活。舞臺協組織專家沈從文、陰法魯、舞劇編導與演員等去敦煌觀摩，并為大型舞劇《絲路花雨》舉行座談，協助加工。美協組織兩批畫家分別到浙江、敦煌參觀、旅行。他們還不斷地舉辦畫展、美展，如紀念毛主席誕辰八十五周年美展，對越自衛還擊戰美展，何香凝、黃永玉、傅抱石個人畫展等。
隨著我國對外關系的發展，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也不斷加強。兩年來，文聯和各協會對外文化交流任務十分繁重，不僅有大量接待外國文藝團體的任務，還要接待許多外國文藝家的個人訪問，此外還有一些未請自來的客人。我們還曾組織作家、藝術家出國訪問，如以巴金同志為首的作家代表團訪法，以周揚同志為首的作家代表團訪日，九月份，以賀綠汀同志為首的中國音樂家代表團出席在澳大利亞舉行的國際音協理事會第十八屆大會和世界音樂周等。這些文化交流活動，不僅對于豐富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文藝是必要的，而且對于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進行反對霸權主義、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都有重大意義。
與開展上述活動的同時，中國文聯和各協會均以主要力量積極進行第四次文代大會的籌備工作。
第四次文代大會的領導小組，于九月六日經中央批準成立，原來恢復文聯與各協會的籌備小組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代表同志們，今年是建國三十年大慶，也是中國文聯成立三十周年。在這可紀念的喜慶日子里，召開了第四次文代大會。我們相信這次大會必將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鼓勁的大會。以這次大會為新的起點，中國文聯要更廣泛地團結文藝工作者，繼續組織他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組織他們深入群眾斗爭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必要的創作條件，以促進作家、藝術家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問世。同時，要進一步加強與各國的文化交流。我們堅信，中國文聯必將在過去成績的基礎上，做好大會交付我們的任務，為社會主義文藝的更大的繁榮和提高，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