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離騷詩意 王闊海

    ◎　“五月五日是端陽，龍船下水鬧羅江。朝拜屈原一爐香，年年五谷用船裝。”童謠里所歌唱的，是百姓的理想，也是端午節作為節日得以傳衍的重要元素之一。

　　◎　端午是一個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偉大節日，在漢代以后逐漸成為全國性的共識，但它并不是端午的唯一源起，更不是端午的全部意涵。

　　◎　收納多源、合流眾脈是端午節的總特征。在不斷收納的過程中，端午的形態又逐漸容徙，并最終形成了一個歷經千年而不衰的節日傳統，滲透著中國人的文化理念與哲學內涵，為我們供給著取之不盡的精神食糧和安頓心靈的文化場域。

　　端午節作為我國的重要傳統節日，因其多義蘊藉而豐贍，僅從名稱上，就有夏節、端陽節、重午節、五月節、玉蘭節、天中節、女兒節、龍舟節、詩人節、菖蒲節、粽子節、端午節等十多種。起源上，有三代夏至節說、紀念屈原說、介子推說、效仿勾踐操演水師說、紀念伍子胥說、曹魏孝行說、吳越民族祭祀龍圖騰說、古代越人新年說、辟邪說、黃巢起義說、蒼梧太守陳臨說、伏波將軍馬援說等十多種之多。但概而言之，端午節有如下三大文化主題：（一）紀念圣賢說；（二）圖騰崇拜說；（三）惡月惡日說。

　　（一）紀念圣賢說

　　“五月五日是端陽，龍船下水鬧羅江。朝拜屈原一爐香，年年五谷用船裝。”童謠里所歌唱的，是百姓的理想，也是端午節作為節日得以傳衍的重要元素之一，即圣賢精神的滲透與支撐。中國古人講究順天應時，講究對自然時序之變化的應對，一個個的“節點”便是在提醒人們要懂得“避”，懂得敬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節日”，無“節點”便無源起，春節、清明、端午，無一例外。不過，有“節點”的“日子”與我們今天所謂的“節日”仍相距甚遠。民俗活動的形成，固定日期的演練，都需要一個甚至多個能夠說服人心的“故事”，也即學者所謂的“歷史化的敘事”。當且僅當如此，節日的各種風俗及其紀念意義才能有媒介與載體，才能經久傳衍而不衰竭。節日無“節點”無源起，無“傳說”不久遠。在端午所附會的眾多傳說之中，三個故事影響最廣：一是屈原的，二是伍子胥的，三是曹娥的，且尤以屈原的故事最為家喻戶曉。其他諸如勾踐的故事、介子推的故事、蒼梧太守陳臨的故事等，都是當地百姓紀念圣賢的情感表達與價值呈現，是端午文化內涵的元素構成部件。

　　民俗史告訴我們，這些人物故事的內容雖然不同，故事場地與發生時代也不同，但是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都具有精神上的感召力。屈原的憂國憂民、伍子胥的秉忠直諫、曹娥的孝行感天，是百姓之所以追憶他們的關鍵所在。與其他中國傳統節日一樣，端午節是應自然而生、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同時，它還承載著厚重而深摯的文化意涵與人文旨趣，展示著向死而生的大義人生、忠君愛國的拳拳之心、百善之先的孝義理念等等。而這些，正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核心，是我們民族文化之中能夠永恒傳承的精神價值。

　　（二）圖騰崇拜說

　　盡管當下端午的第一觸點是“紀賢”，卻并不意味著這就是端午節日文化的全部。聞一多先生認為，端午節的源起與屈原的關系不大，而與吳越地區的龍圖騰崇拜有關。他在其《端午考》《人民的詩人——屈原》《端午節的歷史教育》等文章中，反復提出端午節是吳越民族舉行龍圖騰崇拜活動的節日，這是端午源起的另一說法。這一觀點實質上與前述并不矛盾。雖然端午節后來確實衍化為全國性的節日，并以龍舟競渡、吃粽子為主要習俗，但是最初的起源，絕非各地相同、一因而就。不同地域擁有著不同的崇拜對象，有的是歷史中的人物，有的則可能是更久遠的圖騰遺存。

　　當然，原始的龍圖騰若作為全國端午節的源起，也有其難以自圓其說的種種跡象，而若作為吳越地區的端午節源起，卻未必沒有這個可能。我們都知道，即使在今天這樣一個“地球村”時代，人們依然認為“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何況在遙遠的上古時期，當時的人們生活在一個相對“狹窄”的天地，節俗自然也會因地乃至因時而不同。就像一條大河有很多源頭一樣，如果不同地域精神領袖的故事是端午節這條大河的不同源頭的話，那么“吳越民族的龍圖騰崇拜”或者“崇拜的遺存”至少可以算作這條大河的另一個源頭或支流，并滲透著這一地區的民眾對包括人自身在內的天地萬物的認知。東漢以后，民族的大融合與文化涵化的結果是端午節的各種習俗與意蘊的交接與互補，屈原、曹娥乃至于伍子胥等人物的傳說，在這里交匯，并重組了端午節的節日文化內涵。

　　（三）惡月惡日說

　　上古之時，先民依天象、物候修善歷法，形成文化，并認識自我、天地、自然等萬物。“年”之形成，清明等二十四節氣的出現，皆為此因。端午時逢仲夏，在五行之中屬于“火旺”相，過旺則成“毒”。物候方面，仲夏端午是蚊蟲孳生、疾疫流行的開始，對人類來說，更預示著“毒”與兇險的存在，“惡五月”觀念相應而生。云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玄戈》中記載：“五月，東井、七星大兇，胃、參致死。”漢人王充在其《論衡·說日》中解釋道：“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也就是說，上古先民據星象去分析，“五月”是“兇月”，大為不吉，需要防范。上行下效、互相推衍之后，五月不吉之觀念迅速滲透到了民間。宗懔的《荊楚歲時記》里有云：“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重五之日更是“惡日”無疑。

　　端午除毒習俗最早見于《夏小正》，主要是蓄采草藥、以除毒氣。隨后，蘭湯沐浴、登高辟邪以及“不舉五月子”等習俗也應運而生。端午早期習俗之蓄采眾藥與蘭湯沐浴，是一種保健求生的“主動”選擇；“不舉五月子”與登高遠游，是祛邪避疫的“有效”手段，它們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即五月五日是“兇日”，大不祥，需要用特殊的行為方式去化解。有什么樣的行為舉止，必有相應的價值觀念促之而成。對兇日的認定，是上述端午習俗的共同思想特征。人們對兇險的擔心，對季節變化帶給人身體與心理上的種種不適，都反映到了端午的習俗之中，這些也正是端午賴以形成并最終成立的心理與文化基礎。

　　端午是一個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偉大節日，在漢代以后逐漸成為全國性的共識，但它并不是端午的唯一源起，更不是端午的全部意涵。多數學者又認為端午源起于季節更替的不適所引起的“恐怖”，然而僅有“恐怖”的心理，還不足以形成包蘊豐富、習俗多姿并影響深遠的端午節。事實上，收納多源、合流眾脈是端午節的總特征。在不斷收納的過程中，端午的形態又逐漸容徙，并最終形成了一個歷經千年而不衰的節日傳統，滲透著中國人的文化理念與哲學內涵，為我們供給著取之不盡的精神食糧和安頓心靈的文化場域。

　　總之，從時間的軸線去溯源端午的節日文化，層累的記憶與復合的主題使得端午節在人們的心中日益聚集。從空間的坐標去比照端午文化，則顯示出不同地區與不同族群的差異化選擇。而無論是相通的記憶還是相異的選擇，端午節的多元文化主題永恒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