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巴黎國際藝術城負責人蘭格斯

　　明年，2015年，即將迎來巴黎國際藝術城開放運行50周年。從藝術城的海報、網站到城里的各種標識，都在提醒入住者，藝術城已經風雨兼程走過50載。從1949年開始有建立國際藝術城的創意，到1965年第一棟主建筑落成，1972年在蒙馬特設立32間大工作室，1985年至1995年10年間在第一棟建筑旁邊新增3棟建筑作為原先工作室的補充，隨后又陸續對4棟老建筑進行維修改造，最終形成了如今總面積16000平方米、300余間工作室的總體格局，入住國際藝術家接近2萬名。這些不斷變化的數字背后，還隱藏著更大的變局，這與2010年臨危受命入主藝術城的負責人蘭格斯密切相關。在他眼中，50周年不是回顧與紀念，而是展望與暢想，未來的路在哪里？

　　“這么多年來，藝術城在藝術家與各個國家、藝術組織之間編織了一個非官方外交的網絡。它的雙重優勢在于，在巴黎的心臟位置搭建了一條與世界溝通的道路，從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國際文化聚集與交匯的勝景。”蘭格斯覺得回看藝術城走過的路，“每一天，每一件事都閃耀著明亮的光芒”。“無論世界的藝術中心在哪，紐約、倫敦、巴黎或是柏林，這里，藝術城都會是一個觀看的窗口，透過它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藝術家怎么看待歐洲、怎么看待巴黎，通過它將世界各地最新鮮的文化信息進行交流匯總。我一直希望這里不是一個島，而是一個橋梁。”蘭格斯說。

　　世界在改變，藝術城必須變化了，它不能停留在過去，這點蘭格斯深有體會。“相比之前，我們更多的與政府部門、文化藝術組織的官方、半官方機構合作，最近出現了更多個人化的交流。更多的個人申請者，會將他們的個人信息與創作計劃發到我們專門的審核機構。”蘭格斯的話語只透露了改變的一小部分，更大的改變在于對藝術城管理的理念上。“我不太喜歡強迫入住者按照一個統一規定進行創作生活，他們可以有更自由的空間。可以畫畫，可以思考人生，可以開放工作室，但沒有什么是必須要做的。藝術家不一定要在藝術城舉辦展覽，他們可以跟美術館、畫廊合作，到更大的空間去展示自己。盡最大可能開放自己，藝術城提供的是柔性、靈活的管理模式。”蘭格斯說。但是這種柔性、靈活并不代表沒有規則。相反，從入住手冊到公共工作室租用再到各種懲罰措施，類似科學化的酒店管理模式開始出現在藝術城，只是如何更加完善與有效還需要更多時間的磨合，畢竟管理藝術家與管理一般游客是有本質區別的。

　　對于中國，蘭格斯有著特別的情結。他研究中國的古代哲學，喜歡分析傳統中國山水畫。對于來到這里的中國藝術家，他的心態則比較糾結。一方面，他可以理解中國藝術家多以藝術城為中轉站，更多時間是到歐洲各國去巡游。另一方面，他又強烈建議中國藝術家可以安心地住下來。“我認為，中國在藝術城購買工作室的文化藝術組織可否考慮下，改變這種機械式的每批兩個人、每次兩到三個月的派駐模式，而是按項目、按創作計劃，有目的地做一些短則半年長則一年的長期駐留，這無論對藝術家還是對藝術城都有利。”蘭格斯話語還有一個隱情，那就是他希望挽回藝術城不斷削弱的在巴黎藝術界的影響力，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靠藝術城入住藝術家的創作。

　　談及未來規劃，蘭格斯表示，他希望可以有更多、更大的多個藝術家可以一起工作的工作室空間；藝術城里的空地廣場可以建個咖啡館，不僅讓入住藝術家有個聊天的地方，也會對公眾開放，加大彼此間的交流與了解。與此同時，他認為，藝術城還需要更多更好的長期項目，讓入住的藝術家在這里真正創作出一批有影響力的作品，而藝術城則要努力使其成為一個更寬廣的藝術網絡中更重要的節點，只要藝術家入住這里都能從中找到自己與這個世界的聯系。

　　采訪手記

　　與法國人說英語，難免讓人頭疼。但更頭疼的是反復溝通與確認會面時間。在法英混雜的交流中，記者感到了法國人的改變。他們反思世界上并不只有法語是最美的，法國人也必須去了解外國人如何生活與如何看待自己，從而才能更好地了解自身，并在這個世界立足。傲慢的高盧雄雞正在改變，這種變不只是經濟增長的乏力和不斷的“政治地震”，而是骨子里開始向世界學習。當然，讓人印象頗深的還有，采訪結束時，蘭格斯對記者說，中國最大的改變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可以流利地用英語或法語與外國人面對面交流。而據記者了解，就在采訪前不久，一個中國年輕學者曾經用法語給他解釋了一個困擾他許久的中國古代哲學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