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語文教材修訂版將《南京大屠殺》替換為《死里逃生》引爭議

　　【觀點】 語文教育是全民的、全年齡的教育

　　語文課本上的《南京大屠殺》一文被換掉了？語文出版社日前宣布，一年級至九年級共18冊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修訂版已進入《2016年義務教育用書目錄》，同時透露了修訂版對原來教科書的改動。人們最關心的莫過于增減了哪些內容。有媒體報道，修訂版將七年級教材中《南京大屠殺》一文替換為《死里逃生》，引發不小爭議。許多網友表示，南京大屠殺是國人不應忘卻的歷史記憶，不能從教材中抹去。語文教育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回應，修訂版是將原來溫書林的《南京大屠殺》替換為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一書節選的《死里逃生》，南京大屠殺這一題材并未撤掉。他表示，《死里逃生》“不僅寫了南京大屠殺的慘無人道，而且刻畫了一個普通中國婦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慘無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雙全、勇敢反抗的事跡，反映了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堅強決心和英勇無畏的精神”。

　　這一說明引發了更廣泛的爭論。反對替換者認為溫文紀實性強，張文文學色彩濃，前者側重控訴暴行，后者側重記述反抗，前者宏觀，后者則顯片面，考慮到學生的年齡階段，溫文更宜，且《死里逃生》之名不妥，不如《南京大屠殺》直觀具體，給人印象深刻。支持替換者針鋒相對，稱張文是宏觀歷史的具體化呈現，生動鮮活、易于理解，歷史課文偏紀實，語文課文偏文學，無可厚非。更重要的是，作者張純如在研究南京大屠殺過程中患上抑郁癥，飽受日本右翼勢力報復，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她的事跡和對待歷史的態度，對青少年有教育意義。

　　這場爭論參與者數千，通過微博點贊評論轉發，瀏覽者不計其數，其中涉及問題極為復雜，包括如何銘記歷史，歷史記憶如何有效傳達，語文教材的選文標準，課文的功能，語文教育側重什么等等。但爭論各方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共識，那就是通過語文教學，南京大屠殺必須更牢固地被銘記，我們應該擔負起逝者、民族曾經遭遇的不幸。雖有少數言辭過激，但總體而言，這是一場充滿愛國情懷的爭論。

　　懷著親眼分辨高下的目的，筆者瀏覽了兩篇文章。誠如爭論雙方所言，溫文有數字，有事例，有當事雙方回憶，有第三方見證，時空交錯，相互對照；張文記述受害者經歷，其驚險、恐懼、艱難、痛楚令人感同身受。在閱讀中，我漸漸放棄了比對的初衷，因為我像每一次接觸南京大屠殺的有關敘述一樣，又感受到了血淋淋的文字帶來的疼痛、憤慨，從而領悟，這也許才是這場爭論的真正價值所在。兩篇語文課文，在從不同角度教育青少年的同時，也警醒了每個參與爭論的公民，勿忘國恥。

　　“魯迅的文章應該保留哪些篇目”“金庸的小說是否可以課堂講授”，關于語文教科書的爭論似乎永遠存在，永遠難以達成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語文教育，也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共識，那就是語文教育關乎中國傳統文化，關乎民族的未來。選入教材的文章給人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包括但不限于文學歷史，也涉及道德修養、思想品質，乃至人格、理想等等，它在撰寫之初，不是僅僅寫給青少年的，它的教育對象也就不限于青少年。對于青少年來說，語文教育主要通過教師在課堂上對文本的講解實現，對于成年人來說，針對一篇文章展開思想交鋒，從而獲得新知，或許也是語文教育的重要一端。由此看來，語文教育不是九年義務教育階段能夠徹底完成的，它可以貫穿人的一生，語文教育應該是全民的、全年齡的教育。

　　拓展語文教育功能的，是網絡公共話語空間，它擔當了人與文本、人與人、成年人與青少年對話的平臺，這種爭論雖然喧嘩，但與網絡上常見的粉絲為偶像罵戰，或因階層、性別立場等差異產生的口水仗不同。在歷史面前、教育面前，參與爭論者盡管各執一詞，卻是傾向于理性與無私的。在網絡這個一貫被認為非理性的空間中，我們可能極少見到這樣的時刻，普通公民不止關心自己的孩子，也關心祖國的下一代，比起個人喜好，更在乎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的延續，引領這種蛻變的，正是“語文”。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這樣描述。失去了有公心、有責任心、有正義感的網民，那么我們的網上精神家園必然將崩潰傾倒；得到了一個又一個有理性判斷、有責任意識、有社會公心的網絡公民，那么我們共同的網絡家園就必然健康興盛。筆者不敢斷言，前文所述爭論是不是越多越好，但至少可以肯定，它的出現對提升網絡公民獨立思考、理性對話的能力，樹立對民族國家社會的責任心是有益的。雖不是課堂，卻真正教育了每個人，這樣的教育若能以適當的形式延續下去，將有助于我們離健康興盛的網絡家園更近，離客觀公正的理性社會也就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