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自覺”擺脫了“文化啟蒙”狀態下主體性喪失的被動地位，“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開始主動認知自身文化并以獨立自主的姿態積極投身于新時代的發展之中。

　　◎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完全有能力、有信心為探索出一套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方案”，為創造一套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更為公正的國際秩序作出自己的貢獻。而踏上這一征途的心態和底色便是文化自信。

　　晚清以降，中國向西方的學習經歷了“器物—制度—文化”三個由淺入深的階段：從單純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為變革自身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形態，最終演進為對中國文化的反思與批判。這一批判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仍未完結，其時的“新啟蒙”延續了歷史上數次文化啟蒙的思維方式，將中國文化置于后來者和劣等生的位置上，驅使其不斷追逐和效仿更為“先進”的西方文化。可是誰曾想到，在短短的幾十年間，過去的“劣等生”竟然創下了“中國崛起”的世界奇跡。隨著中國經濟的飛躍式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提升，“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成為全球性的熱門議題，而溯源至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便是其中一條重要的思路，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和重視也隨之日盛一日。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費孝通先生就曾提出“文化自覺”的概念。具體來說，“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反思·對話·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擺脫了“文化啟蒙”狀態下主體性喪失的被動地位，“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開始主動認知自身文化并以獨立自主的姿態積極投身于新時代的發展之中。以此為背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的“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的“文化自信”這一戰略任務也就有脈可循。“文化自信”既接續了“文化啟蒙——文化自覺”這一歷史發展路徑，同時也徹底揚棄了“啟蒙”壓力下的“劣等生”心態，并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以更加自信、主動和開放的態度加入到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當代世界之中。

　　習總書記在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95年中，中華民族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強起來、富起來的脫胎換骨的歷史性巨變。這一偉大成就不僅意味著物質上的財富與成功、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上的先進和完善，更化育出支撐我們不斷前進的文化基因。在中華民族深厚獨特的文化基因中，既有五千多年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又有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包括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正是建基于上述三者的有機交融，既葆有傳統文化的古老輝煌，又承繼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正確發展發向，更能始終保持面向未來的開放品格。

　　真正的文化自信并非一句輕松的口號，或是偶爾為之的“故作姿態”，而是通過不斷地打破舊有狀態，在持續向外開放的過程中汲取新鮮有益的質素，從而完成對自我的超越。歷史進程中的自信者、變革者與入世者無一不是敢于自我超越和不斷攀升的勇者。日本學者竹內好在探索近代日本的發展道路時，曾提出“回心”與“轉向”這一對概念，可以作為我們理解文化自信的參考。他指出：“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來，轉向則發生于自我放棄。回心以抵抗為媒介，轉向則沒有媒介。發生回心的地方不可能產生轉向，反之亦然。”（《近代的超克》）。如是觀之，文化啟蒙便是不斷“轉向”所謂的“先進”文化，無論如何勤勉地追趕“世界潮流”，最終都將失卻自身文化的立足之地，真正的交流、互動與生長也就不再可能。所以不論是全面西化，抑或是固守傳統，皆屬避世者“自我放棄”的一體兩面，進而封閉了現實中自我發展的無限可能。因為一味追逐“先進”，其實是以他者的發展道路為自家前進的參照標準。西方先進經驗當然有其可取之處，但必須內化為當代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才真正具有建設意義。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重要的是參與發展標準的制定，而非以某種外來標準“規訓”自己。當然，沉溺傳統，同樣如此。相反，文化自信正是在不斷“回心”的基礎上，通過與多元文化的互動與對話，營造一次次自我變革的契機。只有在堅持自身文化的立場、特色與訴求的前提下，亦即在自尊、自愛、自信的基礎上，才能開展有效的自我反思與多元互動，不斷革新和發展自身的文化。這便是習總書記在報告中指出的“不忘初心”同時又強調要“繼續前進”的深意所在。

　　文化自信雖是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新近增加的第四個自信，卻被認為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將文化自信內化為時代普遍的情感結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才有不竭的動力。如若沒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就只能流于空談，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一般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文化自然屬于“上層建筑”，需要與一時期的物質生產力水平相適應。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中國人的“自信力”也隨之上升。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上層建筑”也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甚至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歷史一次次證明，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只有以先進理論和先進文化為導向，才能超克危機，開拓新路，奪取勝利。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如果沒有對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如果失去建設自身文化的領導權，中華民族的有機體就被抽去了“精氣神”，從而陷入到“不知向何處去”的惶惑之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無法最終實現。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完全有能力、有信心為探索出一套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方案”，為創造一套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更為公正的國際秩序作出自己的貢獻。而踏上這一征途的心態和底色便是文化自信。我們既不能退回到封閉保守的老路，也不能步入盲目追趕他人的邪路，更不能陷入到唯我獨尊的“霸權”心態之中，而是要始終秉承習總書記提出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以更為獨立、開放的姿態，投入到創生新世界的偉大實踐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