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是獨特的“這一個”。過去，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我們對他的鄉土文學的獨特的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認識不足、珍視不夠。近幾年來，似乎又有人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他的文學成就說得超過了魯迅、郭沫若、茅盾，這又是另一種有失公允。其實，平心而論，貶之入地、捧之上天都不是實事求是。觀錫劇《三三》，筆者倒真佩服改編者的歷史睿智、文化眼光和審美才華，把小說《三三》的獨特價值成功地以錫劇藝術形式在舞臺上相當完美地呈現出來，創造了從小說的文學思維到戲曲的視聽思維的轉換，是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成功經驗。

　　沈從文小說的文筆優美，語言一流。讀之往往如讀詩一般，張弛有度，韻味無窮。有學者稱沈從文為文體家，其小說散文有音樂律動感。唯其如此，文學語言審美個性化程度愈高的小說，愈難戲曲化。因為小說以文學語言為載體形成敘事，沒有具象，作用于每位讀者的閱讀神經，激發讀者產生對應的相對復雜的空間聯想來完成鑒賞。而戲曲以視聽語言為載體形成敘事，即以歌舞演故事，是有具象的，作用于往往處于群體中的個體觀眾的視聽感官神經，激發觀眾產生對應的相對簡單的時間聯想（如觀錫劇《三三》知道是發生在民國年間）。所以，聰明智慧的從小說到戲曲的改編者，一定懂得從文學思維到戲曲思維轉換的妙諦：必須首先把小說原著的藝術之山的美學價值、認識價值及其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吃透、消化透，然后加以粉碎，留下一堆閃爍著原著小說藝術精靈的未經加工的創作元素，再按戲曲的審美創造規律利用這些元素重塑一座戲曲的藝術之山。成功的戲曲家不是匍匐在小說家膝下的“忠實的翻譯者”，而是“站在小說家肩上的戲曲再創造者”。且喜，《三三》從小說到錫劇，編、導、演都深諳此道。編劇楊蓉曾說：“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文學。但經典的文學不僅僅屬于它那個時代，它同時屬于后來一代又一代能夠感悟經典，并能與其享受藝術共感的受眾。”她要從前輩沈從文“用生命留下的文學的‘苦難蝕刻’里，尋覓和挖掘到歷史的舊影和記憶。”導演韓劍英明言：“大型錫劇《三三》在享樂主義泛濫的今天無疑是另一種聲音，它進行的是一種逆向的思考，是人與自然生態的對話，更是世俗與宇宙空間的對比。”“它以平實的農村小故事向今人展示了小主人公三三的小夢的美好，引發世人對當今社會與人生的反思，并折射出每個人具體而微小的個人夢將會匯集成美麗宏偉的‘中國夢’！有夢想的人是快樂的，幸福的！”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領銜主演董紅聲情并茂、如詩如畫地在舞臺上以出色的表演，實現了編導的上述改編創作意向。這是多么值得稱頌的一種清醒的文化自覺和可貴的文化自信啊！

　　錫劇《三三》忠實于對同名小說精髓的正確理解和準確把握。應當說，小說《三三》在那個時代與激進的革命文學相較，似乎還缺少時代感，但究其獨特的審美發現而言，關注到人生中與自然生態的對話確是相當超前的。請看三三對居住生存環境山山水水的眷戀，那難以忘懷的鄉愁；再看少爺的“城市病”的感傷和來到鄉間養病對山水生態的神怡，邂逅三三后情感的凈化；以及桃子進城返鄉的巨大反差和城鄉文化沖突所致的愛情悲劇……所有這些，都被錫劇《三三》以戲曲審美方式和審美優勢凸現在舞臺上。人生與自然生態的關系和矛盾，是“人生論美學”的題中之義，成功表現這一題旨的戲曲作品尚不多見。錫劇《三三》慧眼獨具，抓住這一題旨，做足文章，為百花爭艷的戲曲園地，再添奇葩，值得稱道。筆者曾聽寫過昆劇《南唐軼事》、話劇《李白》等多部優秀作品的當今著名劇作家郭啟宏感觸頗深地夫子自道：“中國古代文豪中，李白、杜甫等我都敢寫，但那位既能‘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又能‘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具有超前的當代人才認識到的人類生態意識的陶淵明我夠不著，不敢寫。”足見以戲曲方式表現這一題旨之難。

　　更值得稱道的是，錫劇《三三》在表現人生與自然生態的關系這一題旨時，并未脫離時代與社會去抽象地把人與生態的關系純凈化。編導注意到：“人生”的內涵是時代感與社會性的，不僅涵蓋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而且必然也涵蓋了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甚至人與自身的復雜關系。也正因為如此，“人生論美學”堅持以人為本、堅持以人生為美學研究的路徑，這較之于“生態美學”“生活美學”“女性美學”以及過去講了多少年的“認識論美學”“實踐論美學”要更具有統領全局的精準性。錫劇《三三》中，不僅有三三與少爺的悲劇，而且還有桃子的悲劇，都注入了鮮明的時代感和深刻的社會性。

　　基于此，筆者愿把錫劇《三三》看成是“人生論美學”倡導的創作實踐的一個值得珍視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