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是徐則臣“花街”系列故事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背景意象。在《北上》中，它被賦予了獨立的也更加豐富的涵義。古老的運河不僅見證著中華大地悠遠的歷史歲月，更重要的是，它為小說帶來了強烈的歷史感，打通了看似明晰的時間界限，使故事中流動的時間可以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多維度中穿梭，將蘊藉于小說中的繁復意義串聯起來。無論對于徐則臣來說，還是對于長期被指摘小說缺少歷史感的“70后”作家集體而言，《北上》都算得上是一部重要的收獲。

　　小波羅一行1901年沿運河北上，構成了小說敘述時間流動的起點。小波羅循著馬可·波羅當年的歷史足跡，歷經艱辛，尋找“消失”的弟弟馬福德，最后客死他鄉，演繹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尋親往事。或許，一行人沿河而上，已經預示著他們的路途不會一帆風順，甚至危險重重。小說開篇，謝平遙在無錫接替受傷的翻譯李贊奇，和挑夫兼廚師的邵常來及船夫等人，陪同小波羅繼續北上之旅，先是在揚州妓院遭到嫖客襲擊；接著被孫過程一伙盯上并劫持，險些喪命；最后小波羅被河匪所傷不治身亡。

　　盡管小波羅在旅途中一再重申自己的意大利國籍，但其隱在的一個他者身份在小說中要更為突出，即中國人眼中的外國人。他所經受的一系列磨難以及生命的提前隕落，都與這重身份密不可分。小波羅無論是尋親，還是尋找或者遭遇其他，就目的和結果而言，對小說情節發展的影響其實并不大，關鍵是他作為一個外國人尋找的過程本身。可以說，小波羅的尋找過程實際上是再現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歷史的過程，是將當時充斥在民間的反洋情緒集中展現的過程。

　　小說通過具體的事例，細致述說了反洋情緒爆發的緣由。孫氏兄弟家破人亡的凄慘經歷，更是把仇恨的矛頭直接指向了以傳教士為代表的外國侵略勢力。但作者并未順勢將小說流于一種肆意的以暴制暴的情節敘述之中，相反，人性的光輝沒有被仇恨催生的黑暗完全遮蔽和吞噬：身懷國仇家恨的孫過路不忘謝平遙曾經的一飯之恩，冒死釋放了小波羅，孫過程也在兄長的要求下，盡心護送小波羅北上。他們的仁義與寬恕，既體現了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是對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的深刻反思。葉兆言的小說《花煞》也有對反洋情緒淋漓盡致的展現。《花煞》依托的不是真實的歷史事件，作者虛構了清末一個位于南方的城鎮“梅城”（類似于魯迅《阿Q正傳》中的未莊），描述了地痞流氓胡大少率領一幫烏合之眾攻打教堂殘殺教民的經過，但這種由反洋情緒演變而成的失控的集體暴力行為，失去了《北上》著重強調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他們參與破壞活動，不是源于個人民族意識與愛國精神的覺醒，而是渾水摸魚和挾私報復的陰暗心理在作祟，是一群人被誘發出邪惡本性后的罪惡狂歡。

　　這兩部題材相似的小說意欲表達的主題顯然不盡相同。如果說葉兆言是借虛構的歷史碎片揭露暴力背后潛藏的人性的丑惡，那么，徐則臣則通過有關小波羅一生的故事傳達了個人對戰爭與暴力的一些思考和理解，特別是當作者把另一個重要人物馬福德直接放置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現場進行考察，這種用意似乎更加明顯。對于這場戰爭的性質無須贅言，史書已有定論，小說也通過馬福德及好友大衛詳盡的陳述與懺悔再次給予了說明。但耐人尋思的是，作者在戰爭描寫之外穿插進一段纏綿悱惻又似乎不合時宜的愛情故事。作為侵略者的馬福德與中國女性秦如玉的邂逅、相愛與婚姻，同血腥的戰爭背景顯得如此格格不入，也與常規戰爭敘事的套路迥然不同。

　　在當代小說的戰爭敘事中，戰火可以激發出愛情的火花，但常以“美女愛英雄”或“革命＋戀愛”的一般模式將范圍限制在同一陣營或階級。像路翎的小說《洼地上的“戰役”》，萌生跨國戀情的志愿軍戰士王應洪與朝鮮姑娘金圣姬，始終站在同一陣營；再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與白茹，或是《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楊曉冬與銀環，構成男女雙方情感基礎的潛在關聯，首先必須是革命者的共同身份。當然在個別情況下，小說女主人公也會因政治上的“不夠成熟”錯選婚戀對象，但作者在情節的后續推進中會做及時的匡正和糾偏，如宗璞的《紅豆》中通過江玫與齊虹最后決絕的分道揚鑣，使有著革命覺悟的青年最終回歸到革命隊伍中來。而類似《北上》這般的情節設置，讓立場截然對立特別是涉及國家與民族矛盾的男女互生愛慕，在文學史中卻極為少見，因為這種人物關系的設定，無疑很容易被誤解成有意或無意地觸犯普遍意義上的愛國精神的底線，將個人情感凌駕于不可侵犯的民族大義之上。而民族間的矛盾又往往會被無限衍生擴大，并具現為構成民族的單一個體間的矛盾，在作家王火的小說《戰爭和人》中，愛國青年童家霆與漢奸之女、有一半日本血統的歐陽素心難以結合的愛情，就是在抗戰的緊張氛圍下，潛藏于人們內心深處的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直接造成的悲劇。

　　顯然，《北上》大膽的愛情構思，既是對這種由民族整體牽罪至具體個人的民族主義的否定與反撥，也寄托著徐則臣一種帶有浪漫主義情懷的以愛情對抗暴力的美好理想。需要強調的是，在戰爭這一特殊環境下孕育的愛情，其功能與意義歸根到底還在于克服戰爭，而不僅是單純地專注于男女情感的發展。秦如玉在小說中的主觀象征要大于現實指呈，明顯超出了一個普通女性的文學價值。她代表了中華民族對異國文化的包容與接受，喻示著不同民族之間交好的希望與可能。隨著馬福德的子孫（馬思意、胡念之等）一代又一代地遺傳著其外族特征突出的相貌，小說把這種可能性化作一種流淌在民族血液里不容置疑的既定事實。

　　《北上》與嚴歌苓的小說《小姨多鶴》也存在諸多相似。《小姨多鶴》講述了日本女性竹內多鶴的故事。抗戰結束后，滯留中國東北的少女多鶴淪為中國人張儉傳宗接代的工具，但多年朝夕相處的共同生活，使兩人精神隔絕的關系逐漸浸染了愛情與親情的質素，兩人之間或者說民族之間的矛盾，通過與《北上》相似的情感這一特殊方式實現了和解。兩部小說重要的關捩處或許在于，盡管徐則臣和嚴歌苓同樣是理想主義縈繞于心，但徐則臣又有回望現實，認清現實殘酷性的一面。所以，他最終承認了理想主義在與現實的沖突中所展現的無力與不切實際，正如馬福德的愛情在遭遇日本侵略者的踐踏和蹂躪時，隨即煙消云散一樣。愛情是美好的，但美好的東西往往又是最為脆弱和易逝的。秦如玉的無辜慘死以及馬福德向日軍瘋狂復仇的行動，把象征著抵制戰爭、向往和平的愛情終結在了1934年。

　　然而，理想主義并未從此終結。徐則臣說過，“我是個頑固的理想主義者，說出來可能會招致笑話。理想主義者現在多么像樁丑聞。但它的確是我能夠堅持寫下去的根本動力之一，我希望能看見一個個理想主義者在我筆下，沿著他們自己的理想之路向前沖，沖得義無反顧無所畏懼理所當然。”《北上》與徐則臣以往作品的差異，或許就主要體現在對于理想主義的具體呈現之上，而呈現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小說時間的跨越所帶來的強烈歷史感。當《北上》的故事跨過時間的洪流從1934年直抵當下生活，小波羅和馬福德從馬可·波羅那里傳承而來的有關運河的理想，作為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種，保存在羅盤與相機等小波羅的臨終贈物之上，在新世紀繼續被傳承，并造就了一批新的理想主義者。因此，我們看到了面對運河船運事業的式微流露出傷感留戀情緒的邵秉義，看到了以收藏與運河有關的歷史文物為嗜好的周海闊，看到了對運河有著近乎與生俱來的親切與熱愛的謝仰止。他們與《夜火車》中癡迷乘火車任性出走的陳木年，以及《如果大雪封門》中生于南方卻一直憧憬北方大雪的林慧聰等人，共同構成了徐則臣筆下理想主義者的形象譜系。但相比陳木年與林慧聰，《北上》在邵秉義等人的身上投射了歷史斑駁的影子，他們與先人們隔空相望，成為理想的見證和傳承者。盡管他們生活在距離小波羅的時代近百年后的現代社會，對于先人們飽浸愛恨情仇的歷史細節已經不得而知，但是，先人們執著于理想的信念卻沒有因此中斷，就像那條湍流不息的運河，無視世事的滄桑巨變，無視歷史時間與現實空間的巨大阻隔，一直安靜從容地兀自流淌著。

　　在《北上》的腰封上如是寫道：“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實際上，小波羅與馬福德的故事明顯超越了一個民族秘史的范疇。《北上》宏大的空間格局是徐則臣以往的小說所不能比擬的，他在詩意濃重的“花街”與繁華喧鬧的北京之間，構筑起了連接彼此的充滿歷史記憶與生活實感的運河世界。學者王宏圖對徐則臣的小說有過如下論斷：“如果單單書寫運河領域的故事，徐則臣將只是個以描繪鄉土民俗民情見長的作家，難以具備今天在文壇的影響力。”也許是一種無意的巧合，徐則臣在蓄力四年之后為我們呈現的恰恰是一部著力書寫運河故事的小說，但他的確又有所改變，小說所書寫的不單單是發生在運河周邊的“花街”等地的故事，因為在故事之中，他展現了更加開闊的地域視野，平添了歷史跳動的脈搏，傾注了對民族、戰爭與苦難的思考，融入了個人長期堅守的理想主義。從此，讀者對徐則臣的小說印象可能會發生徹底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