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對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載黨和人民英勇奮斗的光榮歷史，記載中國革命的偉大歷程和感人事跡，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弘揚革命傳統和革命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值黨史學習教育正在蓬勃開展之際，本報自此期始開辟“館藏百年記憶——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欄目，通過細梳各大博物館里的一件件紅色文物，來回望黨走過的百年輝煌路，凝聚起在黨的領導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力量。
《共產黨宣言》，紅色的起點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 陳望道 譯
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 1920年8月
國家圖書館藏
1936年7月，毛澤東主席在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他的心中，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
《共產黨宣言》全面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獻，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標志。恩格斯曾指出：它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國際性的著作，是世界各國千百萬工人的共同綱領。《共產黨宣言》于1848年2月在倫敦以單行本出版。英譯文由艾琳·麥克法林女士翻譯，在1850年發表在憲章派領導人喬·哈尼出版的《紅色共產黨人》雜志上，首次標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產黨宣言》的作者。
1919年底，陳望道受上海《星期評論》之約，翻譯《共產黨宣言》。他參照英文版、依從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于1920年3月、4月間完成了這部經典巨著的翻譯，譯稿又經陳獨秀、李漢俊校對。但由于《星期評論》已停刊，發表宣言遇到困難。不久，上海的早期共產黨組織決定用“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將其出版。1920年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人的資助下，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誕生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又新印刷所。《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中國的出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直接影響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革命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面世后，很受讀者尤其是追求進步思想的青年的歡迎，印數僅1000冊的初版本很快贈送一空。為滿足讀者的需求，同時也為了糾正初版本書名將“共產黨”印成“共黨產”的錯誤，同年9月，該書再版。1958年國家圖書館為支援中國革命博物館開館，將所藏《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再版本贈送中國革命博物館。
雖然在陳望道之后，《共產黨宣言》又出了多個漢譯本，但首譯本所產生的歷史影響不可替代。陳望道是知名的教育家、修辭學家、語言學家。他出生于農民家庭，早年畢業于金華中學，曾赴日本留學，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等，并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1919年陳望道從日本留學回來后，就被陳獨秀邀請去了《新青年》做編輯（1920年）。陳望道從一開始就與新文化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1934年，當社會上出現“文言復興”的現象時，陳望道還發起了一場保衛白話文運動成果的“大眾語運動”。陳望道的譯文成于1920年，正是白話文運動風起云涌之時。作為一個修辭學家，陳望道的翻譯不同于嚴復和林紓所創立的翻譯傳統，有意識地運用“大眾語”進行翻譯，嘗試用所謂的“引車賣漿者言”的大眾語來創立新的書面語風格，希望每一個工人都能讀懂、能夠理解《共產黨宣言》。著名作家葉永烈在追溯這一“紅色的起點”時，曾有這樣一段記敘：羅章龍曾試圖將《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原著譯成中文，也深感“理論深邃，語言精練”。為了譯第一句話，羅章龍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對于這句話研究時間很長，覺得怎樣譯都不甚恰當，‘幽靈’在中文是貶意詞，‘徘徊’亦然。”羅章龍反復琢磨，結果仍不得不沿用陳望道的中譯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說明：“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泛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羅章龍思索再三，還是采用陳望道的譯文，足見陳望道譯文的功力和嚴謹。
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 陳望道 譯
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 1920年9月復制本
該版本糾正了初版本書名將“共產黨”印成“共黨產”的錯誤。
卷端有譯者陳望道1975年1月22日的親筆簽名。
國家圖書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