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而數任，余隆或許是當今中國最忙的指揮家。肩挑中國愛樂樂團、上海交響樂團、廣州交響樂團三團音樂總監重任，同時是上海夏季音樂節聯合總監和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并于2015/16樂季起，出任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客座指揮。

　　去年，已過知天命之年的余隆，先后獲得第四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和“中華藝文大獎”等殊榮。

　　頭發一絲不亂，帥氣的西裝優雅得體，穿梭于各種場合，他的衣著都一絲不茍。實際上，在交響樂界舉足輕重的余隆，為人與穿衣一樣有章法。

　　確實，如果沒有章法，余隆無法指揮樂隊演奏出和諧的樂曲，更無法“指揮”得動自己過于充實的生活。余隆是個音樂活動家，這與指揮家的行當本色是相通的。指揮家的任務并不是單純地舞動指揮棒，他需要縱覽全局。

　　在他的辦公室里，一張被裱在鏡框中的200元收據十分顯眼。原來，余隆執掌的上海交響樂團規定，排練遲到罰款100元，排練中手機鈴聲響罰款200元。“我下飛機趕排練，忘了關手機鈴聲。手機響了，罰款200元。大家照章辦事，千萬不要找理由，不要給自己留后路，這樣樂隊才有規矩。”余隆說。

　　余隆反復提及“標準”和“規矩”。“建立標準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職業化，都是以最簡單的方式去解決最復雜的問題。在我們的行業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壞的，要么是對的，要么是錯的，千萬不要給自己找解釋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說，‘這件事是不好的，但是因為……’所以這些不好的事情就應該容忍？”

　　樂團建設需要規矩，上交實施三年考核制，首席樂手若考核成績不佳，降為普通樂手，普通樂手發揮出色，升為首席。同時，上交打亂樂手座位，除了各聲部首席外，其他樂手座位不固定，根據曲目編排。“所有人都想往前坐，以前還有人半夜拿著琴放在座位上占座，時間久了，大家意識到，還是要靠技術說話。沒有真本事，搶到前面的座位，也拿不下曲目。”

　　商演演出也需要標準。“現在很多商演談判，就像菜市場討價還價，贊助商隨意指定曲目，塞入關系人員。樂團應該建立固定標準，對節目有話語權，有底線。喪失了話語權，如同部隊繳械。”余隆說。

　　如今，自律已經成為余隆的習慣。學習音樂需要持續不斷的堅持。余隆坦言，起初學習音樂并非出于興趣，而是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做得并不好。技術的訓練是非常痛苦的過程，而大多數人在幼年時無法體會音樂結構和邏輯上的美感，當明白的時候又過了技術訓練的年齡。外公看到余隆無法成為鋼琴家，就建議他改學指揮。當時的余隆有些沮喪，現在他釋然了。成為指揮家需要機緣和努力，更需要更為全面的能力。

　　作為樂團藝術總監，余隆不僅要負責指揮業務，還要維持樂團的正常運營。現在，他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對他來說，睡得少是優點也是缺點。他有更多的時間工作，然而睡眠不足對身體的傷害也不言而喻。余隆說，以前，指揮家是個長壽的職業，而現在，壽命卻越來越短。“努力工作，少睡覺，多干活。在年富力強時要多為社會作貢獻。人的價值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是對社會的貢獻，這兩方面是統一的。別人睡八個小時，我只睡五個小時，別人用一分力，我用五分力，我沒有什么其他竅門。”

　　“大家經常叫我德國人，”余隆的玩笑中透著驕傲，“因為我總是不停地強調’紀律’和‘規矩’，但我以為，這就是成功的秘訣，沒有規矩，不成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