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在北京電視臺舉辦的第二次 “笑的晚會”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方琯德（左一）在開場白中說道：“其實我不是喜劇演員，我是一個悲劇小生。”

最早的“春晚”（上）

◆徐天

　　趙忠祥回顧這臺“最早的春晚”時說：“當時我的那種感覺，就像足球學校的一個年輕運動員看馬拉多納一樣。”

　　1962年1月20日，農歷臘月十五，大寒。

　　位于北京廣播大樓東4樓的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一樓的600平方米大播送室，被布置成了“茶座式”。二樓導演室里，晚會導演王扶林通過耳麥忙著與攝像師、燈光師等溝通。各部門準備就緒。

　　8點整，王扶林一聲令下：開始！

　　一把折扇出現在鏡頭前，上書四個大字：笑的晚會。

　　負責切換的副導演金成半個世紀后告訴記者，由于當時欠缺特技手段，為了營造滿屏的效果，折扇被緊緊貼在鏡頭前。

　　扇子忽然收了起來，露出了一張胖胖的苦臉，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方琯德慢條斯理地開了腔：“大家說我是一個喜劇演員，因而找我來報幕。其實我不是喜劇演員，我是一個悲劇小生，專演林黛玉型的悲劇角色……”他自嘲說，自己從出娘胎到現在都不會笑。

　　這時相聲演員馬季從茶座上站了起來，表演了開場節目《笑一笑》。方琯德的苦臉稍有好轉。然后，他的臉在逐個節目之后發生變化，直至哈哈大笑。

　　坐在觀眾席上的年輕播音員趙忠祥也樂出了聲。讓他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他會登上1983年首屆春節聯歡晚會的舞臺，擔任男主持人。

　　“當時我的那種感覺，就像足球學校的一個年輕運動員看馬拉多納一樣。”他如此對記者評價這臺“最早的春晚”。

　　“讓百姓笑”

　　“笑的晚會”肇始于1961年的“新僑會議”。

　　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逐漸進入尾聲。6月，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新僑會議”，倡導“雙百”方針和文藝民主。會議在沉寂已久的文藝界激起了巨大波瀾。

　　北京電視臺馬上行動起來。

　　北京電視臺是新中國首家電視臺，隸屬于中央廣播事業局，于1958年開播。每晚播出，都是直播。

　　節目只覆蓋北京地區。1961年時，北京市740萬常住人口中，約有1萬家庭有了電視機。那時候，買一臺天津產的9寸或12寸北京牌黑白電視機，普通人家需要花三四個月的工資。如果哪戶人家有了電視，到了晚上，就會搬到屋外，院子里幾十人圍著一起看。

　　7月初，北京電視臺編輯部副主任（相當于副臺長）孟啟予主持了編輯組長會，落實“新僑會議”精神。

　　她傳達說，針對當時干部群眾普遍精神緊張、情緒不大好的狀況，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提出，廣播電視節目要輕松一些、愉快一些。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則進一步提出，電視應該比廣播離人民生活更近一點，要創辦一些在電影院和劇院買票看不到的節目。

　　文藝組組長、不到30歲的笪遠懷將領導的話記在了心上，召集手下的編導們開會落實。文藝組不到10人，都是年輕人。

　　為此，負責戲曲的楊潔（后來的《西游記》的導演）等人別出心裁地搞了一個“丑戲集錦”，負責音樂、歌舞的黃一鶴和鄧在軍（1983年春晚的導演）將“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搬上了屏幕，并做了頗富創意的電視化處理。

　　但笪遠懷覺得，種類還不夠豐富。他決定要辦一個相聲晚會。“既然要讓大家笑，那就叫‘笑的晚會’吧。”他告訴記者。

　　“買票看不到的節目”

　　當時的中國相聲界，最有名的是京津兩地的相聲演員，北京有侯寶林，天津有馬三立，“相當于相聲界的兩個碼頭”。這兩個碼頭的演員從來沒有在電視上合作過，這不就是外面“買票看不到”的節目嗎？

　　文藝組一個早年師從侯寶林的年輕人宋洪負責聯系天津曲藝團，沒想到對方一口答應。同在北京的中央廣播說唱團、北京曲藝團就更好溝通了。

　　笪遠懷將節目按照青年在前、資深人士在后的順序做了編排，京津兩地節目穿插進行，唯一的群口相聲作為壓臺節目。

　　1961年8月30日這一天，非年非節，只是一個普通的星期三。

　　白天，幾個團的相聲演員來到了臺里。對天津來的演員沒有任何接待，甚至沒有安排住處。演員們簡單地走了一遍場。

　　當晚8點，“笑的晚會”在大播送室（臺內人習慣稱“大播”）開始直播。臺下的幾排椅子上，滿滿擠著參加晚會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們。

　　觀眾開懷大笑的情景被在場的攝影師陳鐸用鏡頭記錄了下來。

　　多年后因主持《話說長江》而為大家所熟知的陳鐸，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下屬的中央廣播電視劇團工作，身兼演員、攝影師和音樂編輯數職。當時局里一共有兩臺祿來福萊克斯相機，陳鐸持有其中一臺，常出入晚會現場拍攝照片。

　　那天，他一邊幫著音響師調話筒，一邊拍照。“拍這種晚會有要求。為節約經費，不能超過兩個膠卷，每個膠卷12張片子，必須上交。”陳鐸告訴記者。

　　因為當年尚無錄像技術，所有節目都是直播，三次笑的晚會都沒有錄像帶留下，甚至也沒有節目單留存，陳鐸保留下來的照片，就成為少有的影像記錄。

　　晚會播出之后，觀眾寫來了100多封來信，大加贊揚，要求再辦。這是他們第一次在電視中看到如此集中的名家相聲。

　　但導演笪遠懷卻在演出后，找到了孟啟予，大哭了一場。

　　當時的導演，遠遠沒有現在晚會導演的威風，聯絡、接待都是自己做。演出散場之后，所有人都走光了，現場的折疊椅沒人收拾。他找不到人幫忙，自己把所有的椅子都收拾完，覺得太委屈了，太累了。

　　這大概是“笑的晚會”中唯一一個哭了的人。

　　打破第四堵墻

　　因為晚會在臺內外反響熱烈，臺里決定在1962年春節前再辦一次。

　　文藝組辦晚會實行輪流制，這一次輪到組里負責曲藝、話劇口的王扶林來辦。“外面買票看不到”的創新理念，依然是這次晚會的方針。

　　王扶林和笪遠懷是同班同學，都畢業于上海市立戲劇專科學校（現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入校后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做話劇小品練習。王扶林為了挑選話劇類節目，常去中央戲劇學院看學生演的小品。

　　他想，如果將這些小品搬到晚會上，才是百姓真正“買票看不到”的節目。他在戲劇圈內打聽，各自單位的聯歡晚會上哪些表演最詼諧。

　　節目很快確定了。除了上次的相聲演員之外，還敲定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等單位的演員。為了不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相聲和小品穿插編排。

　　這是小品第一次登上屏幕。王扶林還創造了另一個第一：茶座式的演出現場。

　　這一創意來源于一部國外的片子。1961年末，孟啟予從國外考察回國，帶回了東德電視臺一部電視賀歲片。這個節目沒有固定舞臺，演員們邊喝咖啡邊當眾表演。“他們和觀眾之間沒有‘第四堵墻’，做到了參與和互動。”王扶林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