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崇尚廉潔，則必有人標(biāo)榜清風(fēng)兩袖以惑眾邀名；百姓看重民生，又有人力挺親民旗幟以撈取口碑；作風(fēng)正派是眾所欽敬的君子之風(fēng)，于是就有人假唱艱苦樸素，或奢談家庭和美，作風(fēng)正派，婦賢子孝，以眩人視聽，自抬身價。

　　“說的比唱的好聽”。有時有效亦有限，能騙人一時，卻不能騙人一世。生活教育了蕓蕓眾生，不論什么人唱多么紅多么誘人的高調(diào)，都必須聽其言而觀其行。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yīng)當(dāng)剝?nèi)ァ?/p>

　　東漢時期崇尚節(jié)義，于是也就有了假唱“孝行”的盜名者。樂安民趙宣葬親之后，就住在雙親的墓道里，為父母服孝20多年，鄉(xiāng)親們稱贊趙宣的孝心，州郡也因此而多次以禮相請。趙宣在官民之中均有很好的口碑。陳蕃任樂安令后，慕名拜訪了“孝子趙宣”，他發(fā)現(xiàn)孝子趙宣在服孝期間，生有五子。按照當(dāng)時的禮數(shù)，既是行服，就必須斷絕欲念，否則就違背了孝行。這個趙宣，既想以“住雙親墓道”的特別孝行揚名，騙取榮譽與信任，又暗地里做下了有違禮數(shù)的事情，是個不折不扣的欺世盜名的偽君子。陳蕃大怒而發(fā)其罪。

　　自古至今，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乃是一些人的常態(tài)。兩千年前的孔子曾總結(jié)過自己的教訓(xùn)：“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獲得的教訓(xùn)至今仍有價值。不過“做”與“行”也有真假與表里之別。樂安民趙宣在雙親的墓道里住了20多年，表面上給人的印象“行”得很好，可是偏偏新到任的樂安令陳蕃親臨現(xiàn)場探看，查出趙宣人雖住在墓道里，心卻欲念不絕，生有五子，表里不一，欺世盜名。這件事告訴人們，不但要聽其言而觀其行，還要察其“行”的表里是否一致。或許這也就是觀察鑒定一個人的最大難點。

　　有的人在大庭廣眾的場合講大道理或針砭時弊時，是戴著面具的，人們看見的不是其真面目，只有在人們的背后，在他與老婆說悄悄話謀取一己之私的時候，才摘掉了面具露出真相。人們在對這類人做出人格判斷時，第一不要光看他們都說了些什么，而要看他們實際做了些什么。第二不光是看他們表面上做了什么，還要洞察他們背地里還做了什么。如果人們稍加細心，就很容易發(fā)現(xiàn)有相當(dāng)一些人的言行之間矛盾重重，說是揚紅，實際行黑；或說抑黑，實際是以黑抑黑。所以認識人比認識任何事物都更難。因為人是動態(tài)的，人的陰陽比任何動物植物的陰陽更復(fù)雜多變。“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盡管各自表現(xiàn)的程度不同，卻是人間最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這就要求我們在認識一個人時，必須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研究他的各種行為和他的本性。不能僅憑一時一事判斷一個人的品行與人格，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和生活。

　　對于這個問題，孟子曾出過一個主意，即“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其實在孟子提出這個主意的時代，事實上很難做到。一是當(dāng)時的君主都是獨裁者，不可能那么尊重民意；二是當(dāng)時信息條件不允許，真正聽到國人心意的速度很慢。今天不同了，一是政府是為人民服務(wù)的政府，聽從民意本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二是通訊條件便捷，只要真心想聽到民聲，互聯(lián)網(wǎng)上可以很快搜集到國人的心愿。

　　應(yīng)該指出，聽“民聲”應(yīng)是大眾之音，要防止以小眾之聲冒充“大眾”。古人云：“毋私小惠而傷大體，毋借公論以快私情。”所謂公論，即是公眾輿論，也就是廣大民眾的輿論。小恩小惠往往只是些許甜頭，甚至是個空心湯圓，有的人一時看不破真相，便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因小恩小惠而付出了“公論”的代價。人們應(yīng)該記住古希臘哲學(xué)家德謨克利特在《古希臘羅馬哲學(xué)》中說的一句話：“一篇美好的言辭并不能抹煞一種壞的行為，而一種好的行為也不會為誹謗所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