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再沉重也要讓觀眾看到希望——談《懸崖》劇本創作
2008年我開始創作這部戲，當時的行業背景是，隨著《暗算》《潛伏》的播出，諜戰劇形勢一片大好，同時也面臨創作瓶頸。當時的諜戰劇有斗智斗勇的，也有比情商的。創作《懸崖》的時候，我的朋友借給我一部叫《合伙人》的美國電視劇，它也是諜戰題材的。這部戲給我很大啟發，它完全是從人性的角度切入的，寫了一些諜報工作者的命運、無奈和理想主義的破滅。這部戲的背景是冷戰時代，克格勃和中情局斗法，最打動我的是其情懷。后來，我琢磨，怎樣把諜戰劇寫出新意來。
在操作層面，我曾記得有朋友說過，以往好萊塢的所有經典影片，觀眾記住的永遠是其中的人物。因此，我覺得從人物身上尋找突破更有意義。過往的不少諜戰劇，在情節上下的工夫很多，經常強調幾分鐘有一個高潮，要跌宕起伏之類的。但是，這些所憑靠的基礎是什么？觀眾對此走心了，這些情節的設計才有意義。沈從文寫小說也是貼著人物寫的，劇本創作亦然，我便著重從人物入手。
下筆初，開拍前，我對這部戲的風格期待和構思都偏“淡”，偏冷峻。一般來說，作為一個諜報人員，氣質一定是隱忍的，不能整天看起來都心潮澎湃的。沒有情感支撐的表演就變成灑狗血了，這太不符合邏輯。我喜歡淡而有味的表演，比如馬龍·白蘭度、羅伯特·德尼羅、艾爾·帕西諾，這些演員的表演冷峻、節制、深沉。我想這也是和現實生活中的邏輯相互呼應的。在生活中，大多數人是不喜形于色的。《懸崖》的演員表演一定是要入心的，要超前考慮到角色內心，這樣才能演出來。這是《懸崖》主要人物周乙最起碼的感覺。
談及周乙，我在他身上傾注了很多情感。他跟以往的那種諜戰劇中的英雄人物要有所不同。比較常見的諜戰劇中，諜報人員都是英雄人物，對敵人充滿了仇恨。但我想把周乙寫得特別一點。是什么支撐他面對這么多苦難和不幸？面對內心的糾結？是愛。這是他與往昔電視劇中諜報人員形象不太相同之處。周乙是精神上的殉道者。沒有強大的精神信仰是做不了間諜的，他還要有強大的心理修復機制。我覺得周乙是復雜的、善良的、純潔的，支撐他的是對祖國命運的擔憂。因此，他才去做這些讓內心矛盾的事，讓自己痛苦的事。他本不愿意殺人，但是卻不得不殺害阻撓破壞地下工作的人。有了上述的精神肖像，劇本的基礎就有了，人物漸漸豐滿了，整個故事就有了。
在其他角色的把握上，我主張“不臟”。老百姓不愿意看臟的東西，沒有誰喜歡看雞鳴狗盜之徒的東西。相較來說，觀眾可能更喜歡大梟雄之間的斗法。因此，周乙和他的對手，只是立場不同。對手強大，才能彰顯周乙的更強。《懸崖》其實寫的是人的境遇，尤其是當人面臨艱難抉擇時的狀態，一言以蔽之，人是這部劇關注的根本。
除了人物，講故事的態度也很重要。周恩來總理曾說過，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讓我們記住仇恨，而是讓我們記住教訓。因此，我不想簡單地用仇恨的態度去描繪那段歷史，我要站在一個更高的視點上，來講故事、設計人物。在寫作中，讓人物更立體、豐富、真實，角色也不再簡單地分為好人和壞人。
寫年代戲，不能違背常識，在情節設計上，盡量追求真實。我是黑龍江人，小時候，老人給我講了很多關于偽滿洲國的故事。我又翻看了很多日本人寫的回憶錄，到博物館看保存下的素材、資料。在博物館里我發現一個足球、一個電熨斗，還有一張報紙。我仔細看了這張報紙上的明星海報，其實，跟今天的電影海報有很多相似點。當年偽滿洲國報紙上也有很多八卦信息。這很穿越，它讓我嗅到了那個時代的氣息。我寫作時就跟裁縫似的，把捕捉到的歷史碎片用自己的想象編織起來，還原一個現實的世界。整個故事走下來，我覺得結尾開放些更好。在我的劇本原稿中，周乙被捕后，在車上，想著人生，想著過往美好的事情，很從容地跟看守人員要了根煙。相對來說，這樣設計還是比較溫暖的。個人感覺，藝術要給人溫暖和心理上的撫慰，即使再沉重，也要讓觀眾看到希望。
（本報記者張成采訪整理）
（編輯：孫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