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亞：《錢學森》讓我們與偉大的靈魂親近
電影《錢學森》劇照
3月2日，電影《錢學森》在全國公映。“第五代”導演張建亞最喜歡拍的就是商業片，但他執導的《錢學森》卻是一部純正的主旋律電影。當商業片導演遇到主旋律題材，究竟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電影《錢學森》在進行全國宣傳的時候，有記者讓導演張建亞用一句話來推薦這部電影，張建亞不假思索地反問記者：“你覺得自己現在活得好嗎？”記者愣住了，不知所措地望著這位年過60卻綻放著孩子般笑容的男人。張建亞略微頓了頓，繼續說道：“我拍這部電影，就是想讓觀眾看一看錢學森是怎么活過這一生的。”
為了宣傳《錢學森》，張建亞到北京、上海和廣州都走了一圈，接受了很多家媒體的采訪。在接受本報專訪之前，他特別強調，自己期望記者能夠通過筆調真誠的文章讓更多的觀眾走進影院觀看《錢學森》，卻很不希望媒體以八卦的方式炒作這部電影，因為這是對錢學森這位偉人的褻瀆。在張建亞看來，《錢學森》里的陳坤和張雨綺并不是公眾眼中的大明星，只不過是兩個普普通通的演員，他們和自己一樣，也是因為創作《錢學森》這部電影，而獲得了一次與偉大靈魂親近的機會。
“沒想到第一部人物傳記片拍的就是錢學森”
記者：西影集團為什么會找黃建新當《錢學森》的監制？黃建新又是怎樣找到您當導演的？
張建亞：最早是西影集團副總經理孫毅安找黃建新，說：“我寫了個《錢學森》的本子，想請你當導演。”當年建新拍過一部叫《背靠背，臉對臉》的電影，編劇就是孫毅安。孫毅安找到建新的時候，建新正在拍《建黨偉業》，忙得焦頭爛額，最后說我還是當監制吧。之后建新說他把全國的導演都數了一遍，最后選了我。那天建新給我打了個電話，問我想不想導演一部人物傳記片，我一口就答應了下來。
記者：您以前好像從沒拍過人物傳記片。
張建亞：對，這是我一直以來的一個夙愿。其實所有的電影都是在描摹人生，而以逼真地再現真實人物一生為主要目標的人物傳記片，是最考驗導演功力的。為什么要拍人物傳記片？無非是想讓觀眾看一看人家是怎么活的，并且能夠有所感悟。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建新讓我拍的竟然是錢學森的傳記片。
記者：當時您心里是什么感覺？
張建亞：戰戰兢兢，誠惶誠恐。要知道，錢學森用自己的學識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用魯迅的話說，他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梁。說錢老的智慧是中國的都太狹隘了，因為他的智慧是屬于全人類的，是全人類的科學家。記得開機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全體工作人員說，錢學森就像是一座高聳入云的豐碑，不會因為多我們一部電影變得更偉大，也不會因為少我們一部電影而不偉大。我們需要做的不是評判錢老的一生，而是盡可能拍出一部好看的電影，讓更多的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能夠通過我們這一扇窗，了解錢學森是怎么度過自己這一生的，并且還能意識到，原來中華民族擁有這么多偉大的靈魂。
“觀眾不相信導演，也就不相信錢學森了”
記者：可是把主旋律電影拍得好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
張建亞：我和建新是非常有野心的，在創作之初我們就決心一定要把主旋律電影拍成主流電影。什么是主流電影？所有人口口相傳、津津樂道，地鐵里有海報、網絡中有片花，觀眾愿意掏錢進影院看，看完了以后還能有所感觸，這就是主流電影。過去的一些主旋律電影無非是把口號標語膠片化、磁帶化，它們失敗就失敗在功利性太強，在觀眾還不知道你要講什么故事的時候，就已經把自己的訴求強加給觀眾了，唯恐不及地告訴觀眾我這個電影是要你學習什么。正確的口號說得越多，觀眾就離影片越遠，所以這樣的主旋律電影特別討厭。不管拍什么電影，導演創作的出發點都必須是跟觀眾站在一樣的高度，那些站在“上帝”高度上的導演注定拍不出好的藝術品。連藝術品都不是，又何談主旋律？
記者：那《錢學森》是怎樣跳出這種窠臼的？
張建亞：拍主旋律電影，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想告訴觀眾的事情都裝到電影這個藝術形態里去。完全符合電影規律，讓真心誠意地進入電影院的觀眾獲得一種享受，并且在此過程中接受創作者的觀念，這才是好的主旋律。
陳坤問我，想演好錢學森要把握哪一點，我說就八個字：真才實學、無私奉獻。在影片里我們努力地追隨錢老的靈魂，卻不作任何的概括和判斷。我們是跟觀眾站在同樣的“全無知”的角度上，一起去認識、去仰望錢學森這位偉人。現在的觀眾是很挑剔的，稍微有一點兒強加的東西，就會讓他們覺得影片離自己很“遠”。哪怕我有一丁點兒讓觀眾出了戲，他們就再也不會相信我了，更不會相信錢學森這個人物了。
比如說，要讓觀眾信服錢學森，當年在狂風中“兩彈結合”的場面就絕不能一筆帶過，這樣形象的場面能讓觀眾以最直觀的方式感受到錢學森的偉大。于是我們以1：1的比例制作了兩枚導彈，一枚17米，一枚22米，最后拍出來的鏡頭特別壯觀、宏大。電影一定要用形象說話，我始終是以真實的標準要求自己的電影。“兩彈結合”這樣的場面不拍則罷，拍了就一定要讓所有人信服。
記者：除此之外，您還做了哪些商業化的嘗試？
張建亞：再舉兩個例子。我們的剪輯師是個香港人，在美國學的電影。他憂慮地對我和建新說，自己不太了解錢學森，怕剪片子的時候無從下手。建新告訴他，我不在乎你了不了解錢學森，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錢學森》剪成一部好看的電影，這就足夠了。你作為剪輯師，不必考慮電影的主題，也不用理會它要向觀眾傳達什么思想，你要做的，只是把影片剪得更精彩、更好看。
再比方說音樂。在影片中，《我的祖國》等音樂旋律優美，特別有利于觀眾接受。但實際上，錢學森和蔣英聽的都是海頓、亨德爾創作的那些非常具有哲理性的音樂。我拿著錢老聽的音樂清單去請教音樂專家，他們說其中有些音樂在中國連演奏都沒演奏過，很多一流的樂團都演奏不了那么深奧、富有哲理的音樂。這些音樂是很牛，也能體現出錢學森和蔣英的高雅品位，但勢必會影響觀眾的接受。所以我們最后還是選擇了斯美塔那、門德爾松創作的那些易于觀眾接受的音樂。
“再‘接地氣’的偉人也不能被庸俗化”
記者：但現在的問題是，有些媒體可能過于注重宣傳影片的商業性了，反而那些您最想表達的東西，卻少有人問津。
張建亞：這正是我接下來想說的。前兩天在上海交大放映《錢學森》的時候，現場氣氛特別好，但突然有個記者站起來問陳坤：“你對演員白靜被殺有什么看法？”這樣的問題真的讓人感到憤怒。后來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我的開場白就變成了：拜托各位媒體記者，你可以侮辱我、侮辱陳坤、侮辱張雨綺，但千萬不要侮辱錢學森，錢學森是我們應該仰視的人。
還有很多媒體把《錢學森》定位為一部“揭秘”電影，說影片揭露了多少國家機密。一些記者盯著我問，影片到底揭了多少秘？我反問她你認為一部電影能揭露什么國家機密嗎？說白了，這些所謂的揭秘只不過是炒作的噱頭而已。拍《愛情呼叫轉移》的時候，媒體再怎么八卦我都嫌不夠八卦，但對于《錢學森》，任何一個八卦都讓我特別不開心。
記者：甚至還有人建議將影片改名為《讓導彈飛》。而“陳坤和張雨綺演繹的傳奇愛情故事”，幾乎成了《錢學森》最重要的宣傳方式。
張建亞：對于這種宣傳，我其實挺傷感的。我拍錢學森這樣的偉人，希望人物能夠“接地氣”，但我不希望他被庸俗化。所有人都在說創作要“接地氣”，但我即使接到地的根兒，錢學森也是我們永遠需要仰視的偉人。我可以通過一部好看的電影讓所有平民百姓都順暢地接受錢學森這個偉人，但絕不能容忍錢學森被庸俗化地解讀。要知道，現在這個社會實在是太需要樹立一些光明、正面的形象了。
記者：拍完《錢學森》，您一定有很多感觸。
張建亞：第一個感觸是很難，很累。為了拍這部電影，我真的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但當有記者問我電影拍得難不難的時候，我卻說不難，因為再難我能難得過錢學森從美國回到中國嗎？難得過從零開始的錢學森只用了5年時間就讓導彈上天、用了8年就實現“兩彈結合”嗎？我自認為《錢學森》是一部誠意之作。觀眾不進影院我沒有辦法，但一旦他走進影院，我就要讓他感到物有所值。觀眾在看完電影后沒有覺得上當，同時還有所感悟，其實并不是因為導演的技巧有多么高超，而是因為創作者很有誠意。
第二個感觸是，我真的很感謝孫毅安和黃建新選我做《錢學森》的導演，因為他們給了我一次親近錢學森這個偉大靈魂的機會。拍完電影回上海前，我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扔了，但有關錢老的資料，我一件不落地全部運回了上海，因為我真的舍不得扔。
（編輯：孫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