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花鼓戲《平民領袖》進京演出 再現領袖與人民的血肉聯系
甘征文創作、汨羅花鼓劇團排演的現代花鼓戲《平民領袖》近日進京演出，向黨的十八大獻禮。從接受美學來感知，《平民領袖》仿佛具有一種心靈呼喚術，特別是當買賣的吆喝、大片的重音、網絡的喧嘩輪番轟炸我們的耳膜時，這種聽似遙遠，實則近切，大音去巧、大義潛藏的呼喚，無疑是一曲“回延安”的安魂彌撒，一闕喚起紅色記憶的沁人新詞，一聲不可亂音迷耳、消解使命的警世嗩吶。
《平民領袖》在家庭劇、諜戰片、都市言情、職場秘笈、官場勾斗、皇宮戲說等影視戲劇充肆文化市場的現實境遇中，顯得有些不合時令，不肯討乖，甚至有點老套。這種人民性特征十分鮮明的戲劇表演，在以往歲月的回閃中能找到回響。
它把延河里流淌的人民之歌唱得更加響亮。甘征文與農民大眾血脈相連的深情數十年從未割斷，并不斷深化，從《八品官》到《趙鄉長轉圈》，再到《平民領袖》，他每一個時期的創作都自覺而持久地為民代言、為民寫戲、為民傳詩。在《平民領袖》中，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期邊區百姓的日常生活、勞動場景、內心沖突、純粹情感都得到了藝術的舞臺再現，主角史鐵匠與百姓群體都是戲劇中最地道、最活躍的人民主體，他們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一起用生動的實踐創造著屬于自己的歷史。劇作家敏銳把握到這一歷史時期的“人民性”開始成為文藝創作的本源和歸宿，他意識到“歷史內容”是忠誠的黨性和鮮活的民間性的融合，是創作主體的情感、人民大眾的情感和領袖人物的情感三者溝通無礙、融成一片，從而使這一出人民之歌獲得了充沛的情感動力、廣泛的群眾認同和保持歷史高點的人民立意，而這種人民立意在現實境況中，決不是脫離時代的落伍，更應該是這個時代的迫切所需。
它藝術再現了領袖人物和人民大眾建立血肉聯系的和諧狀態。甘征文把領袖和平民直接置于現實矛盾之中，并形成內心沖突的焦點，然后通過幫助推磨、結伴打鐵、拉扯家常、牽驢同慶等完全日常生活化卻充滿喜劇性的行為將矛盾化解，將關系融和，從而在有限的舞臺空間內最大限度地表現領袖人物的為民情懷、人格魅力，最大限度地發掘人民大眾所蘊含的質樸本性、生活詩學和樂觀豁達的個性特征。《平民領袖》由此達到了領袖的智慧、力量與人民的智慧、力量完美融合的境界，它對勞動者和勞動本身的由衷贊美形成的純正戲劇品格，其意義也往往被追求財富增值和“新奇特”感官刺激的人們所忽視，它在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具有一種特別的啟示意義：是把勞動當做個人財富實現的手段，還是把勞動當做一種健康享受和共創社會價值的內心需要；是選擇使勞動者畸形的現代化，還是選擇使勞動者走向自由的現代化。
忠實于生活辯證法，對藝術家也是一次大考。《平民領袖》是藝術家準備充分、激情不減的粹煉之作，在嫻熟運用戲劇結構并調動多種表現元素處理一個廣為人知的領袖人物的真實故事時，他把誤解產生的矛盾性和這一矛盾深處的歷史語境作了大開大闔的呈現。借史鐵匠的一句“毛澤東為何不遭天雷打”的咒語，點燃了戲劇沖突的導火線，也就是情節推動的起爆點。這句咒語，是一個特定歷史語境中的一句耐人尋味、發人深思的民間“極言”，由它把分排的五場戲緊湊地串聯了起來，對戲劇人物應符合的生活辯證法進行了強光聚焦和透視，革命領袖寬闊無邊的胸襟、思想家的深邃眼光、與人民血脈相連的歷史結緣和深情都在矛盾推進中作了多棱折射，也就把“人民美學”戲劇化推向了一個舞臺高點。
花鼓戲只有走開放的現代性之路，才能避免衰落的末路。《平民領袖》借用喇叭叔吹奏的陜北音樂，渲染舞臺情緒，嘗試新的串場，并與花鼓音樂形成一種對位的互補關系；借用舞劇所長的生產舞、持槍舞、秧歌舞、騎驢舞等，豐富花鼓戲的造型表演和背景烘托，并在表現陜北風情時不失花鼓戲的湖湘韻味；對棒錘打鐵一場戲的動作設計上升到勞動美舞的高度，并穿插大段對唱與詼諧對話，將花鼓戲原有的亦莊亦諧、亦白亦唱、亦念亦作的表演特質進行了盡情釋放；另外，毛澤東唱詞、對白中對民間俗語、熟語信手拈來，不失身份、不失其真、恰到好處的運用，甚至還有他思想穿越、預言式的道白，都讓我們體味到戲劇語言自由發揮的奔放張力和可以意會的現實關懷，也為這出現代花鼓戲平添了不少民間意趣和有待深入的百姓話題。沿著這些探索進入更廣大的自由王國，將尊重人民的審美情趣、地方劇的美學風格與多樣化的表現手法再融合、再提升，應該是花鼓戲走上開放的現代性和無邊的現實主義的創新之路、延展之路。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