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民族電影也是民族文化的生動展示——“民族文學與電影”研討會綜述
維吾爾族電影《烏魯木齊的天空》劇照
蒙古族電影《額吉》劇照
“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句看似老生常談的話，卻直指電影藝術的“頑疾”。作為中國電影創作的一個重要類型，民族電影如何才能更好地向民族文學汲取養分？這也是我國電影創作者始終在思索的問題。9月5日，由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北京國際電影節民族電影展和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聯合主辦的“民族文學與電影”研討會在京舉行，20余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深入探討了民族文學與電影的關系、民族電影中的文學品質和文化精神等問題。
一位優秀的作家是否一定能創作出優秀的電影劇本？根據歷史經驗來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有人認為小說與電影一個偏重于抽象思維，一個偏重于形象思維，正是這一差別造成了許多著名作家在創作劇本時“馬失前蹄”。中國作協影視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范詠戈談到：“當年莫言的小說《紅高粱》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并大獲成功后，張藝謀又請他寫了另外一個劇本，但這個劇本寫好后卻被張藝謀否定了。莫言在總結經驗時說，自己創作這個劇本的時候考慮得過多——他不僅按照早已選定的演員來描寫人物，甚至連導演的機位設置與鏡頭運動方式都寫進了劇本，最終的結果卻是‘費力不討好’。”范詠戈說，“莫言得出了一個結論：電影導演讓作家寫劇本，看中的是他們用文字敘述故事、描繪人物、營造意境、傳達思想的能力，如果作家丟棄了這些優勢，轉而去琢磨視聽語言、演員表演等自己并不擅長的問題，寫出來的劇本注定不會成功。”
很多民族電影創作者都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種看似“永遠”正確的理念，卻遭到了著名文藝評論家高爾純的質疑。“這句話的偏頗之處就在于抽離了‘民族的’成為‘世界的’的必要前提條件，把可能性說成了必然性。”高爾純表示，“只要表現出民族特色的作品就一定能具備舉世公認的審美價值嗎？就一定能夠走向世界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高爾純看來，“民族的”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作品必須展示出深厚的文化積淀和鮮明的民族特色，且這種展示必須是真實的、一手的；第二，展示的內容應當是民族文化中最優秀、最閃光的部分，而不能以未經美學加工的本民族文化糟粕來滿足觀眾獵奇的心理；第三，在充分表現本民族特殊性的同時，還要盡可能在作品中融入世界各國人民都能理解的文化因子、關注全人類都在面臨的共同課題，從而使民族電影成為與世界觀眾交流的‘國際語言’。”高爾純總結道。
北京大學教授李道新十分認同高爾純的觀點，他以《與狼共舞》《撞車》等奧斯卡最佳影片為例，證明優秀的民族電影其實是沒有“國界線”的。“我們在觀看《與狼共舞》等電影時，非但不會感覺影片將美國的少數民族放置在了一種需要被保護甚至需要被拯救的狀態中，反而會在了解這些少數民族的同時逐漸對他們產生一種深深的認同感。”李道新表示，“優秀的少數民族電影其實都是在盡力地‘捏合’主流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讓二者在一種看似雜亂的狀態中產生一種化學式的呼應乃至相互認同，在此條件下所產生的情感迸發，反而會比獵奇式地表現少數民族文化更加感人。”
陸川的《可可西里》、劉杰的《碧羅雪山》等影片的高品質，已經證明了漢族導演完全可以創作出優秀的少數民族電影。但在著名電影評論家王人殷看來，民族電影還是應該以本民族的導演作為主導。“我觀看了很多民族題材電影，有一個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蒙古族的電影要比其他少數民族電影更加成熟。這其中原因有很多，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蒙古族導演為主導的創作隊伍，而創作主體與本民族的血脈關系是非常重要的。”王人殷說，“在以《季風中的馬》《額吉》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電影中，民族文化意識是非常鮮明的，我們能夠通過觀看一段段厚重的民族生存與奮斗史，深刻地理解蒙古民族是如何在遼闊的草原和奔騰的馬群中，生生不息、世代相傳的。”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