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串連中國文化的紅線
國家形象是國內外公眾對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總體認知與態度，它不僅表現為國內民眾對該國的總體認知與態度，更表現為國外民眾對這個國家的總體印象與評價。它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創新力、傳播力而形成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力量。而其間，一個國家的文化形象亦是國家形象建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在國家軟實力提升和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如何建構我國良好的國家形象，實施中國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戰略，對增強國家的文化競爭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有著十分突出的意義。
中國的書法藝術，是中國文化的纜繩，它是一條綿延數千年不斷的紅線。正是這條紅線，把整個中國文化統一了起來。中國的書法藝術沉積著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歷史，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書法史就是一部中國文化史的縮影。中國書法藝術既是中華文化的象征，也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觀。中國書法所展現出來的中國文化之玄妙，恰好是世界各國所缺乏的。這誠如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文化學者許嘉璐先生所說：“書法走向世界是當今世界的需要。中華文化一貫強調身和心的協調、人與人的和諧、國與國的和睦，這些觀念恰是拯救當今世界的一劑良藥。而這種文化的理念是通過各種具體的文化形態體現出來的，例如文學、詩歌、哲學等，其中也包括書法。中國的書法正是中華文化核心理念的一種生動的形象的體現。中國書法的元素，以及書法所寫的內容，無不體現了中華民族追求和諧、平衡、多元化的理想。”
當下，處在國家形象體系建構中的中國書法藝術跨文化傳播，呈現的問題首先是中國書法藝術嚴重的“他塑”現象。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文化藝術話語格局中，中國書法藝術很多時候只能被“他塑”為“東方的”、“殘縮的”或“封建與極權體制下”的“沉默他者”。中國書法藝術界的“含混”和“失語”，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西方的輿論機制將中國書法藝術進行前述的那些“定型”，使中國書法藝術處于“被塑造”的不利境地。在這些國際文化藝術話語的建構過程中，中國書法藝術基本處于被動的局面。另外，中國書法藝術的跨文化傳播在“自塑”過程中，也存在著主體性嚴重缺失和跨文化傳播乏力甚至錯位等諸多問題。一方面，在國際文化藝術話語的建構過程中，“中國書法藝術”多是“沉默的對話者”。很多時候是有“對話者”之名而無“對話者”之實，缺乏對自身文化形象建構的主導權。另一方面，中國書法藝術的跨文化傳播依然宣傳色彩濃厚，跨政體、跨意識形態、跨文化、跨語言的傳播觀念滯后，傳播途徑單一，傳播效果不佳。這些，都嚴重制約著中國書法藝術走向世界的進程，從而弱化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制約了中國形象的提升。
究其問題的根源，以下兩方面的問題需要我們予以高度重視。首先，國外對中國書法藝術形象的塑造和研究依然擺脫不了“本文化中心主義”的窠臼，正如西方著名學者馬克林所說，“在這個世界文化話語體系中，這個研究的主體是西方，客體是中國”，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凝視暴力”，并導致了中國書法藝術走向世界步履維艱。其次，中國部分學者雖然開始試圖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卻又往往走入了借助西方話語系統去“發聲”的誤區。于是，在“爭奪國際文化藝術話語表達權”的過程中，依然缺乏清醒的“主體自覺意識”。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如何在中國書法藝術形象的塑造和傳播過程中得以體現，依舊是我們需要正視的突出問題。
為此，我們要在增強國家軟實力，建構良好國家形象基礎上盡快制定并實施中國書法藝術的跨文化傳播戰略。首先，突破西方“本文化中心主義”的桎梏，確立“文化相對主義”，即對某一文化的評判并不以另一種文化的標準來衡量的基本原則，在跨文化傳播的視域中重新考察中國書法藝術整體形象的建構與傳播問題。作為一個正在走向世界中央的后發大國，如何站在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路線圖”的雙重維度“向世界傳播中國的書法藝術理念、講述中國的書法藝術故事、建構中國的書法藝術形象”是我們力圖解決的核心問題。其次，探究跨文化傳播視域下中國書法藝術傳播的當代意義，建立中國書法藝術的世界審美價值體系。這意味著我們要用跨文化傳播的理念重新考量中國書法藝術在人類發展歷程上的新內涵。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因為過去數百年的戰亂積弱，我們已喪失了20世紀的文化話語權，我們不能也不應當再放棄或錯失21世紀的文化話語權。為此，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充分體現人類普遍文化藝術審美價值的中國書法藝術價值體系。最后，制定卓有成效的中國書法藝術傳播戰略，尋求中國書法藝術跨文化傳播的有效途徑。我們要從國家軟實力戰略，特別是國家形象戰略的“統觀”視野來盡快制定和實施中國書法藝術傳播的“國家戰略”。特別是要從跨文化傳播主體、跨文化傳播內容、跨文化傳播路徑、跨文化傳播效果這四個方面全面設計出中國書法藝術跨文化傳播戰略的實施路徑和操作方法，實現中國書法藝術融入世界并走向世界的真正意義上的“有效傳播”。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