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感興趣的是土地與人的關系——王全安談電影《白鹿原》
有時候你站在攝影機前，突然會產生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你會發現自己拍的這個東西既不是電影的，也不是文學的，而是一種“臨場”的感覺——
電影《白鹿原》遵循的是一個土地的視角。過去大多數影片都是以某種歷史觀或者某種批判來架構整部作品，《白鹿原》則是從農民的角度看土地。
有人問我拍《白鹿原》有什么意義？我的回答是，《白鹿原》既是在講歷史的故事，也是在講現實的故事。
電影《白鹿原》劇照
幾經周折，電影《白鹿原》終于在9月15日公映。對于王全安這樣一個習慣于安安靜靜拍電影的導演而言，執導《白鹿原》時所引起的關注和爭議，也許只有2007年他憑借《圖雅的婚事》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的時候可以媲美。“《白鹿原》是中國最難拍的一部電影，也是最難公映的一部電影。”在小說《白鹿原》出版20周年慶典活動上，王全安坐在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白鹿原》原作者陳忠實身旁，頗為心酸而更加自豪地感慨道。
《白鹿原》難拍，是因為小說原作是一部洋洋灑灑50萬字的鴻篇巨制，書中所展示的關中平原白鹿村近百年的歷史，多達上百個的出場人物，以及厚重博大的思想內涵，都使得從文字轉換成影像的過程無比艱辛。從“第三代”導演謝晉到“第四代”導演吳天明，再到“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很多電影大師都曾設想過將《白鹿原》搬上銀幕，但最終將之付諸實踐的卻是“第六代”導演王全安。
“中國電影人為什么會持續不斷地為改編《白鹿原》付出心血？我認為這部小說最打動人的地方在于它探討了土地與人的關系。對于人類而言，什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毫無疑問，是土地——人類最了解土地，跟土地的感情也最深。”王全安說，“電影《白鹿原》遵循的是一個土地的視角。過去大多數影片都是以某種歷史觀或者某種批判來架構整部作品，《白鹿原》則是從農民的角度看土地。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常常會忽略一些常識，而土地就能為我們帶來最基礎的常識。正如影片中的田小娥，你種什么我就長什么，你怎么對我，我就怎么對你。同樣的道理，你善待土地，莊稼就長得好；你對土地不好，它就會鬧饑荒。”
王全安曾問陳忠實：“簡單地說，《白鹿原》是什么？”陳忠實回答：“習慣了幾千年的意識崩塌了，然后我們就失去了方向。”王全安覺得陳忠實這簡單的一句話為自己的電影創作指明了方向。“《白鹿原》是一部寫史的電影，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就是辛亥革命后帝制的崩塌。陳忠實想表達的是，中國幾千年的帝制突然崩塌了，新的體制馬上建立了起來，但在這個體制更替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新的價值觀、倫理、心理結構的重建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并一直延續到今天。”王全安說，“有人問我拍《白鹿原》有什么意義？我的回答是，《白鹿原》既是在講歷史的故事，也是在講現實的故事——它的故事在歷史里，也在我們的生活中，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這就是拍《白鹿原》的現實意義所在。”
在確定了影片的主題之后，王全安面臨的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在一部電影的長度內，有所取舍而又比較精確地保全小說原作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內容。“簡單地說，就是要尋找一種最電影化的方式來呈現《白鹿原》。”王全安說，“電影圈里有句行話，就是越優秀的小說越難改編。為什么呢？因為文學作品越優秀，也就意味著它最適合用文字來表達，而非用影像來表達。影像偏重于寫實，而文字偏重于想象和自由的跨越，兩者間的差別不言而喻。”
《白鹿原》的粗剪版本長達300分鐘，而經過多次的刪減和精縮后，影片最終公映版本的長度是154分鐘，只剩下粗剪版本的一半。“《白鹿原》內容博大精深，拍十部電影很容易，拍一部電影卻特別難。我的做法就是將人物刪減，打亂，再重新合并，將不同人物身上有意思的特質合并到一個人物身上。在小說原作中非常重要的朱先生和白靈沒有出現在電影版中，就是因為這兩個人物很難在短短兩個多小時中‘立起來’，此外，鹿兆鵬那條線也做了一定的弱化。盡管很舍不得，但為了電影的內容更加集中，我們必須有所取舍。”
張雨綺飾演的田小娥原本只是小說《白鹿原》中三個重要女性角色中的一個，但在電影版中她卻成為了唯一的女主角。對此王全安表示：“白鹿兩家的糾葛是宏觀和嚴肅的，它體現的是一種家族化的斗爭，而田小娥則支撐起了比較個人化的情感線，她是激活片中人物原始欲望、對抗強大體制的一個代表。我希望能通過田小娥這個人物，串聯起個人命運、家族命運與社會命運的關系。”
從籌備到公映，《白鹿原》經歷了整整9年時間，這部影片也像小說原作耗盡了陳忠實的心血一樣，透支了王全安的精力。王全安很希望自己的心血之作能成為一種區別于小說原作的獨立存在，但他又不想僅僅把《白鹿原》看做是一部電影。“有時候你站在攝影機前，突然會產生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你會發現自己拍的這個東西既不是電影的，也不是文學的，而是一種‘臨場’的感覺。”王全安說，“我自己也說不清這種‘臨場’感究竟意味著什么，但我希望能把這種感覺通過電影展現出來，讓觀眾在聲光影像中體味到一種獨特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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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實談《白鹿原》
我初中的時候就喜歡文學，盡管創作《白鹿原》前我也寫過一些中短篇小說，但我覺得那些作品都不足以滿足我一輩子的文學心愿。我寫《白鹿原》的時候，有朋友問我，你下這么大工夫到處搜集、查閱資料，這小說到底要寫個啥？我說，我要給我死的時候，寫一部墊棺做枕的書。
《白鹿原》創作完成后，我寫了這樣一段話：“在我劃完最后一個標點符號——省略號的第六個圓點的時候，兩只眼睛突然一片黑暗，腦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我背靠沙發閉著眼睛，似乎有淚水沁出。”
這部小說的第一版印了15000冊，這在上世紀90年代初純文學陷入低谷的年代，是一個很不錯的印數。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責編對我說，出版社決定給我當時最高標準的稿酬——千字30元。我粗略算了算，大約可以拿到1萬塊。我就對老婆說，因為寫《白鹿原》，咱們家成萬元戶了。
讓我沒想到的是，《白鹿原》出版后廣受讀者喜愛，不到半年就加印了六次。更讓我沒想到的是，直到20年后的今天，《白鹿原》依舊暢銷，每年少則印5萬冊，多則印10萬冊。對于一個作家來說，自己的作品在出版20年后依舊能夠受到讀者的喜愛，就是一種最大的安慰、最大的鼓勵。
我是在精力最為旺盛、對藝術的感受最為精確、創造欲望最為充沛的時間段里寫出了《白鹿原》這本書，所以基本沒有留下什么遺憾。也許讀者還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但我的創作只能達到這個程度，再沒有什么辦法可以彌補了。
我給電影版《白鹿原》打95分。盡管現在公映的版本只有兩個半小時，像朱先生、白靈等人物都沒有裝進去，但影片依然非常精彩，因為它體現了我小說的中心。
（本報記者李博采訪整理）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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