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相融令兩岸更懂彼此
“你造嗎，有搜，位子在想，森么搜，偶會像間醬紫，古瓊氣對椅梭，七四，位子都宣你，宣你恩久了，做偶女票吧。”乍一看不知所云吧，這是不久前在網(wǎng)絡上流行的一段經(jīng)大陸網(wǎng)友以語音形式重新書寫的“臺灣腔”表白，它的真正意思是：“你知道嗎，有時候，我一直在想，什么時候，我會像今天這樣子，鼓起勇氣對你說，其實，我一直都喜歡你，喜歡你很久了，做我女朋友吧?！痹谶@個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兩個地區(qū)的語言像大陸普通話和臺灣“國語”這樣親如手足，正因如此，兩岸民眾對于彼此日常用語中存在的些許差異也特別有興趣了解，在兩岸往來不絕的交流中，語言上的互通有無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和話題。
平溪位于新北市偏遠山區(qū)。元宵節(jié)至，村民釋放天燈以報平安，后逐漸演變成今日北臺灣元宵時節(jié)最具民俗色彩的祈福活動。天燈亦稱孔明燈，以綿紙糊罩、竹簽作箍，形狀恰似一只四角的紙袋，上面寫著人們的祈愿。施放時將燈腳下含油的金紙點燃，待熱氣充滿即可升空。 邱成穩(wěn) 攝 摘自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臺北道地 地道北京》
兩岸語言的離與合
記 者：怡夢 受訪人：刁晏斌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南味普通話”的形成
○記者：前不久有一位朋友從加拿大回來，他說公司里的華人是以臺灣普通話交流的，但有一些并不是臺灣人，我問為什么，他說因為普通話有點老土，還有可能會聽不懂。四川人的普通話，東北人的普通話，都不會像這樣被區(qū)分開來，而臺灣普通話好像已經(jīng)被作為另一種“普通話”來看待了。
●刁晏斌：這個情況可能會存在，因為海外華語社區(qū)通行的，大致都是這種“南味普通話”，而不是我們所習慣的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其實，現(xiàn)在有不少人認為，普通話只是一種理想的東西，實際存在并用于交際的，基本都是“地方普通話”，即介于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一種中間形式，如你所提到的四川人的普通話，東北人的普通話，都是這樣的“地方普通話”。它們因為都不同程度地摻雜進一些方言因素，所以聽起來自然有所不同。其實你所說的臺灣普通話，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地方普通話”。
○記者：那么臺灣普通話和普通話到底有多么不一樣呢？
●刁晏斌：差別是有的。比如在語音方面，臺灣普通話基本沒有平、翹舌之分，這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差別；此外像輕聲和兒化比較多是普通話很重要的特點之一，而臺灣普通話卻很少有；此外還有一些具體的字詞的讀音，比如臺灣的“垃圾”以及連詞“和”的讀音就與大陸不一樣。
至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原因并不單一，但重要的一點是，1945年臺灣光復之后，國民黨開始在那里大力推廣“國語”，而那時推廣的“國語”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語，它的語音與今天的普通話有不小的差異。我們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但可能看過一些那個年代的電影，比如《馬路天使》、《烏鴉與麻雀》等，我們聽電影中人物說話的腔調(diào)，會覺得很不習慣，尤其是女聲，聽上去嬌滴滴、慢悠悠的，“戲味”十足，據(jù)有的老人家說，當時人說“國語”（特別是女性），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另外，可能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這就是受到當時推廣“國語”的人口音的影響，因為就現(xiàn)有的資料看，當時在臺灣推廣“國語”的人主要是南方籍的。
臺灣的“國語”發(fā)音實際上受江浙音的影響比較大，一個原因是江浙地區(qū)是當時中國經(jīng)濟、文化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因此“江浙腔”“國語”具有明顯的強勢性，就像改革開放之初的“港臺腔”一樣，也是借助于當?shù)匕l(fā)達的經(jīng)濟、文化而“北上”影響全國的。此外，這一現(xiàn)象背后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到了臺灣的國民黨高官，包括蔣氏父子在內(nèi)有很多都是江浙人，他們的“地方國語”當然也會對當?shù)氐恼Z音產(chǎn)生一定影響。
有兩個日本學者曾經(jīng)寫過一本書，對臺灣“國語”作過一些描述，比如形容它很“軟”，女性化特征明顯，音色柔軟優(yōu)雅，象征著富裕貴氣雍容；相比較而言，大陸普通話則是自然、實在、蒼勁，讓人想起北方原野的遼闊。
○記者：當時在臺灣地區(qū)推廣的“國語”是在什么基礎上形成的？
●刁晏斌：當然是在民族共同語的基礎上形成的。早在孔子時代甚至更早，就已經(jīng)有所謂“雅言”了，也就是當時在較大范圍內(nèi)通用的語言，比如春秋戰(zhàn)國之際，各國不斷地合縱連橫，外交活動頻繁，使用的就是這樣的通用語。后來，又有“通語”及“四方通語”等不同名稱，所指內(nèi)容基本相同。到了明代及以后，主要使用“官話”一詞，顧名思義就是官員們使用的話語，而“國語”則是清末從日本借來的叫法，義指一個國家的通用語，它的通行大致是“五四”以后的事情。
○記者：臺灣地區(qū)的“國語”是否也受到閩粵方言和日本語的影響？
●刁晏斌：是的。剛才我們說的主要是語音，也就是口語，它和普通話相比有不少差異。臺灣在光復之前被日本占領了50年，日本統(tǒng)治者在當?shù)夭贿z余力地推廣日語，其結(jié)果是到日據(jù)時代的末期，臺灣人大都不會說“國語”，也不會說方言，大家基本上都說日語，甚至連一般的書信也是用日語寫的。臺灣光復后，國民黨政府采取了很多強制性措施，大力推廣“國語”，前后只用了十幾年，即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基本上就在臺灣普及了“國語”，使得大多數(shù)臺灣民眾都能說能用，這實在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正因為有50年的日本殖民統(tǒng)治史，以及日語的推廣史，所以在臺灣“國語”中，就有很多日語痕跡，包括日語的借詞以及一些受日語影響的語法形式等。
就臺灣的移民歷史看，多數(shù)人都是不同時期從閩南地區(qū)遷徙過去的，所以一直到今天，閩南話還是臺灣地區(qū)最主要的方言，很多人都在使用。因此，閩南話對臺灣“國語”的影響很大，這些影響主要不是在語音，而是在詞匯和語法上。
“喜新厭舊”推動互滲
○記者：臺灣“國語”對普通話的滲透方式和大陸地區(qū)各方言對普通話的滲透方式有什么不同嗎？
●刁晏斌：我想首先要明確一點，臺灣“國語”和方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也是性質(zhì)不同的兩個事物?，F(xiàn)在的社會語言學以及兩岸四地的現(xiàn)代漢語對比研究中，人們經(jīng)常會用到言語社區(qū)的概念。簡而言之，全世界所有說漢語的地區(qū)，構(gòu)成了一個大的漢語社區(qū)，這個言語大社區(qū)內(nèi)，可以按地域以及社會等因素劃分為若干個子社區(qū)，比如臺灣就是一個漢語子社區(qū)，大陸同樣也是一個漢語子社區(qū)，香港、澳門、新加坡等，也都是這樣的言語子社區(qū)。不同的子社區(qū)之間，總會有或大或小的差異，像我們今天所了解的大陸普通話與臺灣“國語”的不同、內(nèi)地與港澳之間的不同，都屬于這樣的差異，而它們也是上述劃分能夠成立的依據(jù)。
按一般的理解和表述，方言是一種語言的地域變體，你提到的方言和普通話，是大陸言語子社區(qū)內(nèi)部使用范圍有大小之別的兩種不同語言形式。
既然臺灣“國語”并非一種方言，它和方言對普通話的滲透方式肯定會有所不同，我們從普通話的吸收和引進角度進行討論，可能更準確、更符合實際。
以詞匯為例，普通話吸收方言詞匯，通常是出于兩種原因：一是吸收普通話中沒有的，具有表現(xiàn)力的方言元素，比如說“忽悠”這個詞來自東北方言，普通話中很難找出一個詞來替代它，這樣它也就有了進入普通話的理由；第二是雖然已有某一詞語，但是相對來說不如方言中的同義或近義詞語生動、傳神、形象，也趨向于引進、吸收。就當代漢語的實際情況來看，本階段從方言直接吸收進來的詞語并不是很多。
就目前所知，新時期以來，普通話吸收臺灣“國語”詞語的數(shù)量比較多，上述兩條取舍標準雖然也起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不符合這兩條，也并不一定就不吸收。我們會遇到很多這種情況，本來是同樣的意思，我們原來也有同義詞，比如“觀念”，后來常用“理念”來替代，后者就是臺灣常用的，而它又是臺灣“國語”從日語中引進的。類似的還有“愿景”、“福祉”等。再如我們以前常用的“集體主義精神”，現(xiàn)在經(jīng)常會被“團隊精神”取代。
這個差別的形成是有背景的，大的背景就是大陸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核心是引進，引進外國和臺港澳地區(qū)的事物。一般認為，對當今普通話影響最大的是臺灣“國語”，背后有兩個重要的原因，其一是經(jīng)濟原因，其二是文化原因。經(jīng)濟、文化的影響走向基本上都是由高向低，在改革開放之初，很長時間內(nèi)的客觀事實是，在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達程度上，臺灣高，大陸低。處于低端，必然要受高端更多的影響，就像英語成為世界通用的語言，單憑英國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主要還是美國經(jīng)濟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力所致。上世紀80年代，臺灣地區(qū)的文化在東南亞是有很大影響的，就中國大陸而言，一首又一首校園歌曲廣為傳唱，瓊瑤小說及改編影視劇掀起陣陣熱潮，臺灣電影如《媽媽再愛我一次》《搭錯車》等也賺足了人們的眼淚，大量臺灣電視劇更是風靡一時。后來有所謂的“哈韓”、“哈日”，其實在此之前，大陸的少男少女以至于很多成年人，都曾經(jīng)是“哈臺”一族。在這些文化沖擊波持續(xù)不斷的影響下，不但很多詞語被引進，甚至連“臺灣腔”都被模仿，以至于成為一種時髦。
○記者：我由您談到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團隊精神的代換想到，這種詞匯的代換是否和臺灣“國語”詞匯文化色彩比較濃有關(guān)？
●刁晏斌：個別詞匯可能有這方面的因素，但人們引進臺灣詞語更多還是把它作為一個新的表達方式，而不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考量。語言之所以會發(fā)展變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動因就是語言使用者的“喜新厭舊”心理。一般情況下，一種表達方式用久了，人們就會覺得沒意思、太普通了，就會試圖求新、求異、求變。除了自我創(chuàng)造新詞語外，引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渠道。海峽兩岸本為一家，臺灣“國語”和普通話都是用漢字書寫記錄的，說起來也差不多，人們接受起來自然也沒有什么障礙，所以這樣的引進是非常順暢自然的。
○記者：除了青少年看漫畫、聽流行歌曲等受到的影響，臺灣“國語”在其他層面影響也很大嗎？
●刁晏斌：這種影響確實不僅僅限于民間，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就是“愿景”。2006年，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zhàn)來大陸訪問，中央領導在接見時用到了臺灣常用的“愿景”一詞。此時，修訂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5版已經(jīng)定稿，就在開印之前，臨時加上了這個詞，當時多家媒體對此都有報道。此外，像前邊提到的“福祉”也是多用于官方而非民間。
從殊途到同歸
○記者：臺灣“國語”是不是也直接受益于白話文運動的成果？
●刁晏斌：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通常會提到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即切音字運動、白話文運動和大眾語運動。真正對現(xiàn)代漢語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所以現(xiàn)在有很多學者趨向于認為現(xiàn)代漢語始于“五四”時期。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你的問題應該是想說，今天的臺灣“國語”與大陸相比，離那個時代更近一些、相似度更高一些。的確是這樣的，并且這樣表述可能更恰當一些。臺灣“國語”實際上是更多地保留了那個時代的、在研究中我稱之為早期現(xiàn)代漢語的元素，而大陸則有了更多的發(fā)展變化。
比如，一般認為臺灣“國語”“古舊色彩”比較濃重，表現(xiàn)為更多地保留了那個時代的很多文言詞語，像臺灣人隨口就可以說出“含飴弄孫”，而在大陸口語里幾乎從來不用。類似這樣的古詞古語在早期現(xiàn)代漢語中用得就比較多。詞語之外，也包括一些語法上與普通話不太一樣的形式，比如我們一般說“把筆放在桌子上”，寫出來也是如此，而他們有時會說“放筆在桌子上”，寫出來更是經(jīng)常如此，這其實也反映了早期現(xiàn)代漢語語法的特點。
為什么臺灣“國語”更多地保留了那個時代的特點？一方面，當時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廣的就是那個時代的語言，用的自然就是那個時代的詞匯或句子形式；另一方面，則是對傳統(tǒng)文化繼承方面的差異。這個問題一度曾經(jīng)比較敏感，似乎不太好說，而現(xiàn)在人們一般也不太避諱說出來了。龍應臺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談到國民黨到臺灣之后很注重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和維護，上個世紀末我第一次到臺灣，曾有臺灣朋友對我說，他們四十年來一直在進行一個運動，這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傳統(tǒng)語言也是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一般也不太會去刻意地作比較大的改變。也有研究者提到，國民黨的當權(quán)階層基本上也持一種趨于保守的文化思想，這也會對臺灣維持“國語”的舊有面貌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
○記者：大陸語言和臺灣語言差異的形成還有哪些歷史原因？
●刁晏斌：大陸和臺灣最初都使用“國語”，從什么時候開始趨向分化，一種想當然的看法是從1949年，即新中國建立、國民黨到臺灣開始，這是很表面的看法。我們的觀點是，從有國共政權(quán)分立的時候開始的，也就是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即1924年至1927年，當時中國大地上出現(xiàn)了紅色政權(quán)，共產(chǎn)黨有了自己的根據(jù)地，需要發(fā)布文告、出版報紙雜志、編寫教材等，面臨著語言選擇的問題。最終的選擇結(jié)果，是向大眾口語靠攏，并由此而初步地與“國統(tǒng)區(qū)”所沿用的“國語”拉開了一定的距離。1942年毛澤東發(fā)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制度層面、政策層面明確強調(diào)文藝要大眾化，當然也包括語言的大眾化，可以說是對上述語言傾向的進一步固化和強化。
前邊提到的兩個日本學者對當今普通話的概括是，它比較通俗化、口語化，還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化、軍事化（即指用大量的軍事詞匯來表述日常的動作、行為），以及數(shù)字化（比如“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
○記者：從向世界傳播的層面怎樣來看我們漢語的內(nèi)部差異？
●刁晏斌：從語音聽感上，臺灣更具有江南水鄉(xiāng)的靈秀柔美，而普通話更像北方的名山大川，更具有陽剛之氣、威武之貌，所以是兩種不同的風格。如果打比方的話，一個是婉約派，一個是豪放派，很難說哪個好，哪個不好，應該說是各有千秋。但是從對傳統(tǒng)語言文化繼承和發(fā)展的角度，我們可以客觀地說，臺灣保留傳統(tǒng)語言的因素更多一些，離早期現(xiàn)代漢語更近一些，而我們大陸走得更遠一些。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還有些變化：前邊提到，“國語”里的“愿景”、“福祉”又經(jīng)由臺灣“國語”回到普通話中，并成為普通話的常用詞，實際上就是這一變化的直接體現(xiàn)。我們的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文化也在發(fā)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表現(xiàn)或追求就是回歸傳統(tǒng)，包括語言上的回歸，由此而“找回”了很多傳統(tǒng)的形式和用法，不管是借助臺灣引進，還是直接恢復，總之有好多原來和“國語”有差異的部分，現(xiàn)在差異在縮小。研究這個題目通常都會提到差異與融合，因為存在的不僅僅是差異，還有化異為同的融合。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是以差異為主，到今天通過引進，把一些臺灣的語言形式變成兩岸共有的，就是融合的一個方面。隨著大陸經(jīng)濟地位不斷提高，以及文化事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臺灣從大陸引進的語言形式也越來越多，所以現(xiàn)在是真正的雙向交流。
○記者：大陸的語言今天是如何影響臺灣的？會通過哪些渠道產(chǎn)生影響，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刁晏斌：引進渠道是比較多元的。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臺灣當局向民眾開放大陸旅行時，為了便于溝通與交流，就曾編寫過一些兩岸對照手冊之類，這雖然不是對大陸詞語的直接引進，但卻是了解的開始，也可以說是后來某些大陸詞語進入臺灣的一個基礎。此后，隨著兩地交往的持續(xù)升溫，臺灣地區(qū)編寫或修訂的一些詞典，比如最有名的《國語辭典》，都收入了數(shù)量不等，但從總體上說是越來越多的大陸詞語。就像《現(xiàn)代漢語詞典》收錄了“愿景”，表明它已經(jīng)取得了普通話的“詞籍”一樣，一些大陸特有詞語進入臺灣的一些工具書，同樣也表明它已經(jīng)在海峽對岸落地生根了?，F(xiàn)在，這樣的詞語越來越多，比如臺灣把方便面叫“速食面”，而現(xiàn)在“方便面”也成為一個民眾比較熟悉的指稱形式了。其他再如“倒爺”、“領導班子”、“好人好事”、“說法”、“保底”、“保潔”、“名優(yōu)”等，他們也都吸納了。
以上是工具書方面的情況，至于媒體方面，我最近剛做完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岸四地若干現(xiàn)代漢語差異與融合現(xiàn)象研究”，我們搜集了大量臺灣的報紙語料，看到他們也會引用很多大陸的報道，這樣就有可能把大陸的說法直接引用過去，比如“被某某”這個表達方式在大陸非常流行，而臺灣報紙中有一個報道，引用了一位大陸官員的講話，其中就用了一個“被慈善”，從而使它“登陸”臺灣。一般情況下，通常有這樣一個過程：先是引用或直接照搬，然后如果覺得它新鮮、有意思，就有可能開始模仿性地使用，再進一步就是類推性地使用，而到了類推階段就有了能產(chǎn)性，此時大致就成為兩岸共同的表達形式了。
關(guān)于兩地人們對引進詞語的態(tài)度，我在網(wǎng)絡上看到過一個例子，涉及到人名翻譯。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美國蘋果公司喬布斯，這是大陸的譯名，而在臺灣翻譯成“賈伯斯”。有臺灣網(wǎng)友發(fā)帖說，大陸翻譯成喬布斯多土，而大陸網(wǎng)友跟帖說，臺灣翻譯成“假博士”多沒文化。像這樣的“斗嘴”當然沒有多少客觀性，但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兩地民眾站在不同立場上對對方語言的價值評判。
在實際的操作層面，接受和引進與否，人們更多地還是考慮到實用性和適用性，前邊說的“給力”就是如此。與此相反的一個例子是動詞“搞”，它在大陸使用頻率相當高，如“搞經(jīng)濟”、“搞對象”，這是臺灣地區(qū)據(jù)我所知也包括其他漢語子社區(qū)的人很有意見的一個詞，我看過和聽過不少對它的批評，大致是說它非常粗俗，因而不應登大雅之堂。此外還有一個是“抓”大致也是如此，“抓工作”、“抓成績”，什么事情都可以“抓”，他們就覺得特別不可思議。在這樣的認知下，這兩個詞就比較難以真正成為對方的常用詞。
棺材板：臺南的經(jīng)典小吃。做法是將吐司面包挖空，填充豬肝、鮮姜、洋蔥、柿椒、臘腸、年糕片等炒制菜品，再蓋上炸好的吐司片。由于外形酷似棺材，這道美食小吃被謔稱為“棺材板”。 摘自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臺北道地 地道北京》
甜不辣：一種臺灣小吃。甜不辣是日語Tenpura的音譯，大陸稱為“天婦羅”，其基本做法是將魚肉打成漿，加入淀粉、肉、海鮮加以塑形，再下油鍋炸成。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