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加廣闊的視野——關于“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
與許多文學強省相比，廣東作家的創作似乎并未在充分開掘與應用地域文化資源上取得突出的成就，也很難界定出一個以地域特征為標志的作家群體。然而，正如一些媒體所觀察到的那樣：“較之其他省份，廣東文學有更強烈的時代氣息，更敏感的變革意識，準確地把握到了城鄉劇烈變化中積累的問題。”曾經的“商戰文學”，還有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城市女作家群”，均可印證這一判斷。而從上世紀90年代初發端并持續至今的“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以其陣容齊整，持續時間長，身份明確，影響深遠，成為在全國引起強烈關注，并逐步進入當代文學史主流的一個重要的創作群體。
大眾文化催生“打工文學”
“打工文學”，幾乎是與“打工”這個詞同步產生的，其背景往遠里說可以涉及到全球范圍內的產業大轉移，往中看則與中國改革開放與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進程有關，而最為切近的，就是農民進城務工的社會現象，即所謂“民工潮”。顯然，“民工潮”并非僅僅出現在廣東，可“打工文學”卻差不多成了廣東文壇的“專利”，這大概與廣東人民“更強烈的時代氣息”與“更敏感的變革意識”有關。當人們目睹港臺流行文化“入侵”廣東，感嘆精英文化的喪失，而將廣州、深圳稱為“文化沙漠”，廣東本地的作家也慨嘆于“這里的文壇靜悄悄”時，這土地上已經開始積聚能量，孕育著某種新文化、新文學的萌動。
上世紀90年代初，李春波《一封家書》的旋律在廣州與珠江三角洲城鄉各地開始領唱，《小芳》、《大哥大哥你好嗎》、《你在他鄉還好嗎》等等加入合唱，廣東流行音樂成為全國的中心勢力；隨之而來的是，電視劇《外來妹》、《情滿珠江》、《公關小姐》在熒屏引發一波又一波的收視熱潮。人們看到，得益于“城鄉劇烈變化”的社會現實，廣東的城市大眾文化已經具有了自身特色，并形成一種與時代同步的變革的脈動，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候，珠江三角洲各地的一些地市級文藝期刊，如《佛山文藝》、《江門文藝》、《大鵬灣》等，開始發表打工者的作品，起初是讀者來信，然后是短詩、短文，接著是短篇、中篇小說。慢慢地，這些雜志的篇幅幾乎完全為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者所占據，其發行量也因此成倍增長。這時候的“打工文學”已經形成了如此強大的勢力，能使文學雜志的發行量紛紛上漲，達到讓國內眾多純文學期刊無法望其項背的程度。
而從內容上看，“打工文學”作品相比于流行音樂及電視劇的溫情，具有更激烈的憤懣、更尖銳的疼痛，更深刻地反映與記錄了劇烈變動的時代脈搏。然而，廣東文學界的傳統力量似乎要比音樂與影視遠為強大，作為異類的“打工文學”，當時還不能躋身于以“純文學”為標準的主流文學界，正如大量發表“打工文學”作品的雜志，不被承認為純文學雜志一樣。
今天，“打工文學”已經登堂入室，成為廣東文學界的生力軍了。這當然要歸功于廣東這塊經濟熱土，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人才；同時也要歸功于當時的廣東大眾文化環境，這為那些從全國各地來到這里，操著不同方言、文學水平參差不齊的青年提供了發表作品與訓練技藝的平臺與氛圍。
目前，“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所囊括的作家，既有生活在廣州與深圳這樣的中心城市、由普通的打工者躋身為專業作家的，也有散居在珠江三角洲中小城市與鄉鎮，在各基層文化館站與傳播媒體從事半專業創作的，而其中更多的人，依然還生活在工廠流水線與城市邊緣各行業的“打工現場”，進行業余創作。
這個龐大的群體，在相關資料中有名有姓的人數達到300余名，其中的佼佼者如小說家林堅、張偉明、周崇賢、鐘道宇、郭建勛、戴斌、王十月、葉耳、曾楚橋，詩人羅德遠、許強、徐非、張守剛、謝湘南、何真宗、劉大程、鄭小瓊，評論家柳冬嫵、周航、鄢文江等等，均取得了引人關注的文學成績。“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創作歷經幾十年，作家數量眾多，作品體裁多樣，基礎十分扎實。而在雄厚的基礎之上，不時冒出一些足以進入當代文學優秀作品行列的上乘之作，群星閃耀，峰巒疊出，已經引起并將得到更多的矚目。
身份焦慮與自我認同
作家群的概括，不管是以地域還是以題材、風格等為標準，都常要遇到界定的困難，而“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卻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就是“打工者寫打工者”，其身份十分明確。
作為飄泊在城市邊緣的打工者，幾乎每一位打工作家都曾經遭遇過刻骨銘心的身份焦慮。當年輕人從家鄉的土地與血緣關系中抽離出來，被拋進這陌生的城市，他們就失去了身份，也失去了精神家園。周崇賢的小說《漫無依泊》，直接切入身份焦慮的主題；林堅的《別人的城市》，主人公在城市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下決心回到故鄉，卻發現與村莊甚至家人都已經格格不入：家鄉也沒有他的位置了。戴斌的《深南大道》，寫一位名叫小菊的女孩子，聽了表姐的介紹，一心要到深圳來看一看“天堂一般美”的深南大道，為此獻上了自己的貞操與生命，卻還是未能如愿。王十月的《文身》將身份焦慮的主題寫得更為深入與細膩：一位打工少年，發現許多打工者見到文身的人都感到害怕，覺得文身可以帶來安全感，就找人給自己手臂上文了一條龍。他因此失去了工作，被脅迫去收保護費，進了派出所，因為文身，還難以給自己辯白。
我們完全可以將打工小說的主人公看成作者本人。小說中的焦慮，就是作者的焦慮，而正是這種焦慮促使他們拿起筆來寫作。打工者寫打工者，大多數情況下也是給打工者讀，在打工者那里得到共鳴，從而緩解彼此的焦慮，這使他們的創作本身幾乎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作品與作品的形成、傳播、反饋同步化、一體化，作品實現的過程具有了與作品同等的意義。正因為作者、人物、讀者處于一個以打工身份為標志的相對自足的共同體之內，作家失去了打工身份也就失去了自我。
事實上，正如無數打工者面臨城市的拒斥一樣，打工文學也曾受到主流文學的冷漠與歧視。他們的作品很難在純文學刊物上發表，于是他們就大量投向被視為通俗文學的地市文藝期刊。作品發表后很難受到評論家的關注，偶爾有一些零星的評價，也幾乎注定不會有知音式的理解，于是他們就從自己體內分解出評論家來。柳冬嫵原本為打工詩人，鄢文江是寫小說的，后來都以評論而知名。打工文學的身份焦慮，促使打工作家在自身內部的群體之中尋求自我認同。
從“打工”到“文學”：在掙扎中蛻變
曾有不少論者非議“打工文學”這個詞，如最早關注打工作家群，并以廣東省作家協會領導的身份將他們引入作協系統的著名作家呂雷，就反對將這些作家的創作貼上“打工文學”的標簽，認為這既不利于這些作家的創作突破自身的局限，也無助于讓文學界認識到他們的文學價值。然而，呂雷的好心似乎并未得到大多數打工作家的領受，他們固執地堅守著自己的身份，重新回歸打工現場。他們不愿失去作為打工者的那種現場感與疼痛感，即如荊棘鳥，需要將胸膛抵在生活的尖刺上，才能唱出最美的歌來。——當呂雷強調打工文學作為“文學”的價值時，他們卻似乎更愿意守住打工文學的“打工”性質。
其實，對于這些作家來說，無論是“打工”還是“文學”，都是一個辛苦的詞。他們強調打工生活的現場感，將此視為創作的生命。同時，他們也追求文學性和審美價值，也知道“距離產生美”的格言。打工作家的文學主張，大概注定要在這兩個詞匯中持久地掙扎。
曾有人指出打工文學的本質缺陷，就是看不到生活的亮色。論者以當年談歌、劉醒龍等的“社群文學”為例，認為“打工文學”需要夢想，需要“守望相助，分享艱難”的精神。
的確，如趙本夫的《天下無賊》，打工者傻根充滿兇險的旅程卻演繹成了一出溫情劇，這樣的故事在打工作家筆下應該是不會有的。然而，時至今日，不知評論家是否意識到他們曾經有意無意地忽略與抹殺了打工文學貢獻給主流文學界的寶貴財富？打工文學所具有的真實的勇氣與剛健的文風，正是對主流文學界某些頑癥的一種救贖。面對城鄉劇烈變動的社會現實，不少主流作家的態度，大抵是掩飾與逃避的。而打工文學直面赤裸裸的真實，以獨特的底層經驗為之照相。
之于如此重要的時代，如果沒有打工作家的作品，文學所留下的肯定不是一份完整的記錄。當許多主流作家沉湎于“玩文學”，或在書齋里從事繁瑣的形式探索時，來自打工現場的作家卻拿出了元氣淋漓的作品。他們清新剛健的文風，與某些主流作家瑣屑頹唐、扭捏造作之態，形成鮮明的對比。從這個意義上說，打工文學的現場感、疼痛感，使之更加接近文學的本質。
當然，打工文學自身的局限也是明顯的。堅守打工現場，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更加廣闊的視野。特別是到了今天，隨著產業轉型與《勞動法》的實施，所謂打工現場本身已經發生本質的變化，“后打工時代”正在來臨。為此，廣東打工文學作家群需要超越自身，完成向“后打工文學”的轉型。這種轉型，意味著需要以某種必要的審美距離審視生活，而不僅僅是在生活現場彷徨與吶喊。總之是既要有現場感，又要有距離感，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若即若離，在掙扎中完成蛻變。
越來越多的打工作家成為關注的焦點，戴斌的《深南大道》、王十月的《國家訂單》、曾楚橋的《幸福咒》等，可以說都是當代文學的優秀作品。正如當年的“知青文學”，其實是到了知青返城之后的“后知青時代”，才產生經典性作品一樣，“后打工時代”的打工文學，期待也能產生自己的文學經典。
（作者為廣東省當代文藝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