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藝有自己的獨特思維和獨特智慧
什么是曲藝？這個問題既簡單又復雜。說它簡單，因為對曲藝這個詞兒好像大家都不陌生，不就是相聲小品或者二人轉嗎？曲藝家不就是趙本山、范偉、小沈陽或者姜昆、牛群、馮鞏、黃宏等等嗎？這是最簡單也是一般老百姓脫口而出的答案。但如果要讓從事曲藝專業研究的人士回答，問題會立刻變得很復雜。這是因為曾經被歷史證明存在過的曲藝形式就有近400種，且它們之間既相通又相異，彼此很親近又有較大的區別。就像許多舞臺表演樣式一樣，看表象它們相互之間似乎一點直接聯系都沒有，但其骨子里的血緣則十分親密。如果對曲藝形式一個個地剖析，就是幾天不吃不喝不休息，也不可能說把問題回答得完全透徹。面對曲藝的浩瀚博大，我只能以一個職業曲藝人的視角，采取“管中窺豹”的方式，憑借自己認識的一鱗半爪、一知半解，和大家一起通過推想、推理和判斷，為曲藝藝術勾畫一個簡單、宏觀的輪廓。我想用三個“三”實現我與讀者對接與溝通的愿望，即先講三則曲藝家的故事，然后去詮釋、闡述曲藝的三個基本特征和曲藝家的三種基本素養。
孫立生
1954年12月出生，濟南人，現任中華曲藝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曲藝家協會主席，一級編劇，山東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系當下有影響力的曲藝作家、評論家。先后在報刊、雜志發表曲藝作品、評論等200余篇，150余萬字，出版了《孫立生曲藝文集》《追夢齋囈語》等4部專著，作品和評論曾獲第三屆中國曲藝牡丹獎文學獎、第七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二等獎、山東省第八屆精神文明建設“精品工程”獎和山東省第五、六屆劉勰文藝評論獎、第七屆中國曲藝牡丹獎理論獎。
一、關于曲藝現狀的三則故事
故事當然是杜撰的，但曲藝所處的狀態卻是真實的。由此可見，包括曲藝在內的一些民族藝術的現狀真是不容樂觀，應該說前景堪憂。
如果我說，曲藝的現狀其實很“尷尬”，有人肯定不能理解。這不奇怪，因為大家聽或看到的曲藝舞臺，都是趙本山、郭德綱、小沈陽等這些大腕兒笑星演出的盛況，一場表演的出場費動輒幾萬乃至幾十萬、上百萬元。我所說的尷尬是指他們之外大多數普通的曲藝家的生存狀態。比方說，山東省曲藝家協會的老主席郭文秋老人，她曾是全國最著名的河南墜子表演藝術家之一，1958年曾與高元鈞、葉英美等被文化部樹為全國曲藝界的“四面紅旗”。很遺憾，郭老師中風后至今已半身不遂七八個年頭了，現在生活自理都困難。前不久我聽人說了一件事，說半身不遂后的郭文秋老師，這些年來家里總是頻頻更換保姆，乃至于讓很多保姆“聞風而逃”。這是為什么呀？據說她的子女們非常著急，整日為找保姆的事愁眉不展。郭老師的兒子，濟南曲藝團的音樂設計陳云龍先生，費了很大氣力終于又為老娘找了一個保姆。歲數不大的姑娘挺懂事的，樸實勤快且眼里有活，簡直是無可挑剔。結果怎樣呢？人家姑娘沒干幾天還是提出來非走不可。她兒子一聽就急了，非要問出個“究竟”來，他說，“你走可以，但你必須把走的原因給我說明白！”姑娘吞吞吐吐，憋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陳云龍急了：“我媽是不是給你的錢少，我多給你就是了。”“錢可不少了。”“我媽是不是脾氣不好。”“哎呀，老太太對我太熱情了，跟親媽差不多。”“那是不是我們家吃的不好？”“吃的住的也好，各方面都舒心。”“那姑娘你得給我說句明白話了，為什么不想在我們家里呆了？”結果姑娘哼哧半天后說：“哥，我受不了啊。老太太每天非讓我攙著她，聽她唱一段河南墜子——聽那玩意兒我實在承受不住啊。”
這類故事屬于“黑色幽默”，讓聽者哭笑不得——它的本質是貼近悲劇的。河南墜子怎么就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了？當初這么動聽悅耳的曲藝形式，今天為什么讓人接受不了呢？必須先給大家作個交待，我說的這事兒絕對是曲藝圈子里的人杜撰的——但有一點，它與真實并不遠。今天的一些人似乎更認同這樣的觀點：傳統的曲藝形式延續到今天，連“保姆”也攏不住了，和今天這個時代，尤其是和這個時代青年人的欣賞有了距離，以至于“四面紅旗”不再像當初那么鮮艷了。我從別人口中聽說了為郭文秋老師杜撰的“保姆聽唱”的故事，好長時間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藝術是娛樂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如果連接受都談不到，又怎么去談娛樂、教育和鼓舞？但郭文秋酷愛河南墜子藝術，當初她以山東人的視野與胸懷，將河南墜子這種發祥于河南的曲藝形式演繹得淋漓盡致，唱得山東乃至全國的觀眾都喜歡，從而成為受群眾歡迎、熱愛的曲藝藝術家。但現在，河南墜子連她家的保姆都接受不了。
第二個故事的主角就是姚忠賢老師。當然這事也屬“捕風捉影”，但它卻同樣可以說明問題。姚老師現在大概有正式的入室弟子兩三人，楊珀是他最得意的入室弟子，但遺憾的是真正追隨他學藝的男性演員沒有。為這事，不光姚老師著急，整個社會也關注。前些日子《濟南日報》登了篇文章《唱琴書的老姚》，在介紹德高望重的姚忠賢先生和他的藝術的同時，還幫助姚先生一起呼喚“男弟子”。所謂“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發現了個有“條件”的。這天，有人把電話打到濟南市曲藝團，說要找姚老師學習山東琴書。姚老師激動極了，一邊拿電話，一邊按免提，以讓周圍的同事們一起分享他的快樂。這時就聽對方說話了：“姚老師啊，我想跟你學山東琴書啊！”姚老師說：“唱琴書您首先得有副好嗓子。”“我嗓子不錯啊，我是山東呂劇的票友。”姚老師聽罷一拍大腿：“呂劇是我們山東琴書衍生下來的戲曲形式，它的前身就是山東琴書，你有這個基礎太好啦。但是我們山東琴書有自己獨立性的玩意兒，那是戲曲無法取代的，比方必須自拉自唱，你會樂器嗎？”“姚老師，巧極了，我會拉二胡。”“二胡和和琴書用的墜胡有相通之處，都是用手拉，都是弦兒，你有這個基礎再學習琴書就太方便了，你完全有條件學！”對方說：“姚老師，我們山東可是禮儀之鄉，我這個山東人非常重視禮節，咱傳統的藝術就要用傳統的方式去傳承。我不僅要給您磕頭拜師，還要為您養老送終。”一聽這話姚老師感動得淚水差點流出來：“感謝，感謝你啊，你說的送終那是后話，咱以后再說！”“說送終就送終，這叫一諾千金。老師，您老多大啦？”“我今年69啦。”“69？哎呦，師父弄不好我送不了您了。我今年85了……”這故事當然也是杜撰的，但曲藝所處的狀態卻是真實的。由此可見，包括曲藝在內的一些民族藝術的現狀真是不容樂觀，應該說前景堪憂啊。
陰軍先生，在山東屬于名流，尤其在藝術圈里知名度挺高。可以說，陰軍老師在山東地兒走哪兒都暢通無阻，點頭就進。但是，一次，山東泰山隊和上海申花隊踢球，沒買著票的陰軍走到檢票口了，咧著嘴笑，檢票的人問：“您是？”陰老師做了個提示：“想想看，我，山東快書啊！”沒想到，旁邊那些山東球迷不愿意了：“你說什么？山東快輸，打他！”這個故事反映了一種真相：山東快書就要被今天的年輕人遺忘了。
當下，不少青年人的生存狀態都是“疲于奔命”，大家都忙也都躁，這種現象真是可怕。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山東一家文藝雜志社當記者，其間采訪過侯寶林、馬三立等很多曲藝大師，與他們對話、交流，絕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熱鬧。他們的相聲亦是如此，盡管能讓觀眾開心、愉悅，甚至笑聲不斷，但最終賜予觀眾的則是笑過之后的安靜，一種無窮的回味及其深入、豐富的聯想與思索。現在很多相聲家熱衷于舞臺上下的“互動”，我覺得形式上的“互動”制造的是一種感官刺激，不外乎還是追尋“熱鬧”、“浮躁”，只有通過自己的作品與表演與觀眾形成一種心靈、情感的“碰撞”、“博弈”，才是曲藝家與觀眾之間的“健康互動”。曲藝是讓人欣賞和品“滋味”的，可惜現在的它沒有賦予觀眾這樣的心境，觀眾坐進曲藝園子里恨不得兩分鐘就要大樂一回。
我認為，“笑”和“娛樂”對曲藝尤其對相聲而言非常重要，但絕不是它的全部，也不是它的本質與目的——追尋“笑”和“娛樂”之后的東西，即讓“笑”和“娛樂”有益于觀眾的身心健康更為重要。換種說法，就是希望人們笑過之后心靈能得到一種“安撫”與“安靜”。曲藝能做到這些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曲藝藝術有自己優秀的傳統和健康的發展基因。
侯寶林和郭啟儒下基層演出
馬街書會
程永玲演唱四川清音
馮欣蕊演唱京韻大鼓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