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毓和與他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
1月5日上午，我接到汪毓和先生的女兒蒲方教授發來的信息：牛老師，我爸昨晚走了，走得很平靜……
我的淚水奪眶而出，許久、許久，才把汪先生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第二次修訂版）》、《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第三次修訂版）》，以及十幾天前剛剛收到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840—2000）》這三部著作排放在書桌上，向汪先生告別，也追思我作為這三部著作的編輯與他合作、交往十幾年的師生情誼（我的說法）、老友情誼（他的說法）。當然，更多的是一個專業編輯與一位著名學者之間就“音樂史學研究、音樂史學批評”方面能夠平等地進行討論的學術氛圍，有質疑、有探討、有共識，而這種率直坦言更加深了我們之間的了解和信任，教學相長。至今很多場景、很多畫面，仍記憶猶新。
從歷史上看，汪先生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959年始作為教材在中央音樂學院試用，1964年以“中央音樂學院試用教材”的名義出版、內部發行，1984年由人民音樂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1994年又出版發行了修訂版。上述階段正是20世紀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很多事件，學術討論和研究方法都有巨大的改變，汪先生既是親歷者，又是改革者，他與時俱進，從未間斷繼續收集歷史史實資料，又廣泛聽取來自海內外同行不同的意見，對曾有過濃厚政治色彩的人物和事件也盡可能給予較為符合客觀事實的評價和闡述。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史料的增加，尤其是經過歲月的沉淀，從唯物主義觀點審視歷史事件及人物、作品，他總在發現自己著作中客觀存在著的不足和缺憾。為此，責任感和使命感讓他的思維和筆耕停不下來。
2002年，他的第二次修訂版正式出版發行了。此次，因出版社資深編輯劉玲老師退休，我做了汪先生的責任編輯，但審定工作還是由劉玲老師完成。對此，汪先生在修訂說明中寫道：“誠摯地向人民音樂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劉玲同志（她為這本教材前后工作了快20年了）、牛抒真同志致以深切的謝意。”而當正式出版后我幾次再讀、再審、再修正時，開始經常和汪先生聯系，因為關注歷史，除對書稿之中的許多方面不斷探討外，也對書稿之外很多同期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問詢他的看法。汪先生此時很善談、很直率、很輕松，由此讓我了解了不少史書外鮮為人知的甚至妙趣橫生的故事，以及他本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險象環生的一些經歷。我告訴他我看歷史有時很糾結，汪先生告訴我歷史就是過去了就過去了。但談及學術問題他相當嚴謹，有一次他指著書桌上一大摞圖書告訴我，他正在看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的著作，以了解從不同視角看同樣問題的不同認識，讓自己更全面、更客觀地做出分析，而不至于固守偏頗；他也認為我思維活躍，提出的一些問題對他的研究有幫助，并推薦一些他認為值得一讀的書目給我，支持我按自己的興趣去實現讀萬卷書、而后行萬里路的規劃。
與汪先生的交流中，我也坦言對第二次修訂版從體例到內容上不足部分的意見，汪先生很大度，甚至還具體告訴我音樂界哪些前輩持有更尖銳的意見并把一些復印材料讓我看，然后很淡定地說：以前他的著作有很多時代的烙印或政治色彩，但在當時那也是他“真實、客觀”的認識，他不可能超越時代、環境的局限；后來他不斷地修訂自己過去的著作，也是反映他在社會變革中不斷反思以后的“真實、客觀”的認識，但仍然有局限性；以后還會修訂現在的著作，也許是有了更接近史實的“真實、客觀”的認識，即使這樣，局限性還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所以，多聽各種各樣的批評意見只會使自己更清醒、有進步。
直到此時，我對汪先生人品、學品的由衷欽佩最終定位。
2004年，僅僅過去了兩年時間，汪先生征求我的意見要進行第三次修訂，我立即表示支持并幾次對新的框架、結構及新增內容提出討論意見。對這次書稿的修訂，汪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持續了幾年的時間，花費不少精力，還收集了史料圖片和音像資料，直至2009年才正式出版發行。至此出版之際，中央音樂學院為汪先生80誕辰暨從教60周年也舉辦了活動，期間就“音樂史學研究與音樂史學批評”進行了研討，讓我意想不到的是，中國音樂學院有幾位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就是比較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幾個版本的不同及其意義。這也讓我有些慚愧，一本一本地編輯出版了大量的圖書，卻很少深入地去做研究，當我向汪先生表達自己感受的時候，汪先生卻贊許我是個有眼光、有深度的編輯大家了，我為藝術界編輯出版了大量的高質量的圖書，他們都是受益者。這番話讓我很受鼓舞。
原來我和汪先生約定，第三次修訂版就是最后的版本了，為他畫一個句號。因為多年來，我一直建議汪先生做一下計劃寫他的回憶錄，他的肚子里裝著一個資料庫、博物館，應該把學術著作中不可能收進去的歷史故事、人物和軼事寫出來，讓讀者感受風云變幻中“真實、客觀”而又更加質樸、豐富、生動的“音樂史詩”。
2010年的最后一天，汪先生約我見面，說有事要聽聽我的意見。當他優雅地掐滅手中的香煙開口時，原來的計劃又改變了：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社長洛秦教授向他提出編寫一部實用教學新版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840—2000）》，雖然他告知要考慮之后再做決定，但我從他的話語中感覺到他已深思熟慮并下決心要做成此事。我沉思良久，最后尊重他的決定，并表示支持他再做一搏，因為近現代音樂史上1949年—2000年是個空白，很不好寫，但應該補上。
2011年4月中旬，值作曲家譚小麟（1911—1948）誕辰百年，上海音樂學院邀請汪先生赴滬參加研討及相關活動。我也參加了，其目的是作為特約編輯要明確知道洛秦教授對書稿的具體要求及落實汪先生回憶錄的約稿和出版事宜。洛秦教授作為音樂學家和音樂出版家果然眼光敏銳并要求全面——系統、完整、精練、實用。無疑，這對已經82歲的汪先生極具挑戰，但僅在6個月之后，初稿便完成并交付給了出版社。
這一年，汪先生也獲得中國音樂界最高榮譽——金鐘獎終身成就獎，他親自告訴我這個消息時，說他的回憶錄要動筆了。
2012年5月30日和6月7日，我的電子信箱里收到了他的兩個部分的文本，他讓我看后提出意見。但后來聽蒲方教授說，僅隔幾天，在汪先生83歲生日那天，他突然病倒了。
我和我的先生去醫院看望他，他的生命體征都好，但沒有意識。我祈禱著，也許是因為太勞累了，要長長地休息一段時間吧。
但真的得知汪先生離世的消息時，我才深刻意識到：歷史從來不缺位，而史書從來不完整，他把一生中最難以忘懷的故事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這也許就是一位史學家的命運，汪先生沒有留下回憶錄，但多給后學者留下一本《中國近現代音樂史（1840—2000）》，肯定會有局限，但卻是他留下的自己人生最后的“真實、客觀”的認識。
后學者應該感謝他，更要有勇氣超越他，這是他的愿望啊！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