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靜之：《我愛桃花》是生長式的，像一棵樹
話劇《我愛桃花》演出十年，版本無數，成為“作家寫話劇”的成功典范
鄒靜之：《我愛桃花》是生長式的，像一棵樹
話劇《我愛桃花》劇照
◎我看過四五個版本的《我愛桃花》。這些版本，一種是偏正劇色彩的，以北京人藝為代表，包括龍馬社和哈爾濱話劇院的；一種是偏喜劇化的，更反諷，像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何念導演的這一版。說到滿意，我最大的滿意是這個戲可以這么排，也可以這么排，甚至還可以那么排。
◎我認為，話劇可以相對完整地再現一個編劇所要展示的初衷和展示出來的才華，而電影和電視劇則相對受限制。電影電視劇看完一遍，再看一遍，它們是一樣的。而話劇，這批人演的，跟那批人演的，都不一樣。比如這個演員今天的爆發力特別強，展示出來，讓人覺得光彩，最后文本都變得不重要。像黃盈導的《花事如期》，最后演員像插上了翅膀帶著劇本走，讓人感覺很舒服。那種快活，是對創作艱辛的很好回報。相比之下，這可能也是話劇最迷人的地方。
前不久，由鄒靜之和劉恒、萬方共同創立的戲劇龍馬社讓鄒靜之的話劇處女作《我愛桃花》第5次登上了國家大劇院的小劇場；首都劇場也迎來了該劇演出的第200場。龍馬社成立5周年，《我愛桃花》也迎來了它的10周歲生日。誕生至今，《我愛桃花》被全國各地的劇團以各種方式演繹著，從二維版到三維版，從喜劇風到正劇風，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讓這部劇成了“作家寫話劇”的成功典范。日前，記者對鄒靜之進行了專訪。
記者：《我愛桃花》是一個委約作品吧？
鄒靜之：可以這么說。是這樣的。2001年冬天，北京人藝請我、劉恒、畢淑敏等幾位作家吃飯，吃人藝有名的涮羊肉，晚上看《茶館》。請吃飯的目的，就是希望作家給他們寫一些戲。那天晚上看《茶館》，我心境搖搖的。小時候，一直覺得人藝是殿堂，看人藝的演員覺得很神圣，突然人藝讓我們寫劇本，就有一種興奮的恍惚。后來，幾位作家里頭，我大概是第一個響應的。當時北京人藝副院長任鳴心臟不好，住院了，我跟他通電話。他問我，你想寫什么樣的戲？我就一氣兒給他說了三個選題。有一個選題，我至今還記得，是我看了一個紀錄片得到的啟發，講一個農村孩子考上了大學，要入學了，所有親戚都來了，就在那算賬，算得很熱鬧，說這個要多少錢，那個要多少錢，車票多少錢，見了老師要給見面禮吧，那得多少錢，算得很細，非常精明。最后有人問，那你現在有多少錢。他說，我一分都沒有。也就是說，他對各種花銷很清楚，但手里沒錢。當時我就很想寫一個這樣的小劇場話劇。還有就是《我愛桃花》，當時我就講了開始的一個帽子。還講了一個，我忘了。當時我把“球”踢給他了，說你要我寫哪個？結果他又把“球”踢回來了，說你自己想寫哪個？我回答說，我想寫《我愛桃花》。他便說，那你就寫《我愛桃花》吧。
記者：《我愛桃花》是您創作的第一部話劇，想必有更多的不一樣的體會。
鄒靜之：寫《我愛桃花》跟我后來寫別的戲不一樣。后來我寫戲，是想得差不多了，就寫一個大綱，人家看了一目了然。《我愛桃花》呢，開始就只有一個開頭，后面怎么寫，我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寫話劇劇本，也不會寫大綱、做戲劇分配，都不會。但特別奇怪，當時寫這個戲吧，全部完成好像只花了一個星期。所以我就特別喜歡金圣嘆的那句話：“寫作不必胸有成竹。”它的那種偶然性產生，是很神來的。《我愛桃花》的故事很簡單，就是一個偷情又誤會而產生的殺人事件。殺你不行，殺他不行，那么刀在誰手里，那你自殺吧，也不行，怎么辦？哎，誤會了嘛，把刀插回去，不就什么事都沒有了嗎？情人還是情人，夫妻還是夫妻，你還天天晚上回來，我還天天跟他約會。觀眾看到這里，總覺得行了，不，更壞了，因為殺人的念頭已經產生了。佛教里有一個說法叫“護念”，就是護住自己純正的念。為什么？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曾產生過惡念，但往往就在閃念之間給止住了。如今念頭出來了，念頭沒法插回去，讓人很困惑。所以這個戲，是什么感覺呢？我原來寫詩，常常有這樣的體會。打個比方說，你看見塵土里有一顆珠子，你去撿，哎，還有一顆，一顆一顆一顆，拎出來了一串。但這次不一樣，這次像一棵樹，分叉了，伸出來伸出來。我沒想到，第一次寫出來的劇本居然演10年了，好像比后面演的戲都好。我覺得，有一點特別重要的，是它的生長式，而不是模子式。過去北京有一種養蟈蟈的葫蘆，把蟈蟈葫蘆扣在模子里面，然后蟈蟈葫蘆就長成了模子那個樣子。我這個完全是天然的。所有的觀眾都會感覺到，這種偶然與天然的感覺，跟刻意是有區別的。
記者：當初為什么用桃花這個意象？
鄒靜之：在中國古代，桃花就是男女情感的代名詞。像桃花運、桃花劫、桃花煞、命犯桃花等等，說的就是男女情感。當時我提出用“我愛桃花”時，大家都覺得很好，說話劇就應該叫“我愛桃花”這樣的名字，一看就知道一個大概。這是中國獨有的感覺。
記者：人藝版本和龍馬社版本并不一樣，比如后來的第三維，創作時就有嗎？
鄒靜之：創作時沒有。其實，我創作這個劇的時候，受到了電影《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影響，有了這些戲內戲外的感覺。其實也不是戲中戲，你要說它是三一律的戲也說得通，但它是一個變體的三一律。它的背景可以在唐朝，可以在當下，說的都是一個事。事沒有障礙，無非是調出調入，扮演的角色有所變化。后來任鳴說，能不能再加一維，變成戲中戲中戲。這個想法對我有挑戰，但我想，沒問題，就回家琢磨，又加了一維。后來龍馬社排出了三維版本，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我覺得，二維版更加自然、通俗，三維版可能稍微有點牽強。但是，三維版的臺詞至今都是我寫的話劇里我最滿意的。
記者：《我愛桃花》增加了第三維，是否有往大劇場上走的考慮？
鄒靜之：我曾聽北京人藝的一位演員說，這個戲，就是一個大劇場戲。實際上，當時我對大劇場小劇場沒概念，這戲人少嘛，感覺上像更適合小劇場。但是，人多人少沒關系，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演的版本就用的大劇場。我們龍馬社的版本在北大百年講堂演，2000多人的禮堂，整場聽了非常過癮，也是大劇場的戲。演《花事如期》，也是2000人的劇場。后來我發現，《我愛桃花》走大劇場，根本沒有問題。而且，我現在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假如一場話劇的觀眾有500人，10場就是四五千人，100場四五萬人，這跟一部電影首映當天幾十萬人根本沒法比。但我想，一部話劇要成為經典的話，最大的野心就是能夠一年一年地演下去。我對劇場沒有要求。我聽說，演《聞香識女人》的帕西諾，還有德尼羅，他們演話劇就在小劇場，不在大劇場。后來我覺得，可能小劇場的感覺更好。大劇場給人的感覺，就是，哦，我是來看戲的。小劇場往往給人一種親近，使人失神。而且我覺得，使人失神是話劇最重要、最具魅力的地方。看戲對一個人創作的推進也特別大。
記者：“桃花”有很多版本了，哪個導演的詮釋更符合自己創作時的想法？
鄒靜之：我看過四五個版本的《我愛桃花》，還看過一些大學生自己排的版本。真的很難說，各有各的好。我看的四個版本，有哈爾濱話劇院版、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版、北京人藝版、龍馬社版，算上第五個的話，還有一個北大學生演的。這些版本，一種是偏正劇色彩的，以北京人藝為代表，包括龍馬社和哈爾濱話劇院的；一種是偏喜劇化的，更反諷，像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何念導演的這一版。我最早寫這個戲的時候，充滿了反諷，很有解構主義的味道，包括角色念的那首詩，在我的感覺里，都不是正常念，而是像花旦彩旦那樣念。說到滿意，我最大的滿意是這個戲可以這么排，也可以這么排，甚至還可以那么排。
記者：您在寫話劇的同時，也創作影視劇本，比如電影《一代宗師》。戲劇創作與影視劇創作有什么不同？對您來說，它們的魅力在哪里？
鄒靜之：電影、電視劇更是一種強調合作的藝術門類。我個人認為，話劇可以相對完整地再現一個編劇所要展示的初衷和展示出來的才華，而電影和電視劇則相對受限制。電影電視劇看完一遍，再看一遍，它們是一樣的。而話劇，這批人演的，跟那批人演的，都不一樣。比如這個演員今天的爆發力特別強，展示出來，讓人覺得光彩，最后文本都變得不重要。像黃盈導的《花事如期》，最后演員像插上了翅膀帶著劇本走，讓人感覺很舒服。那種快活，是對創作艱辛的很好回報。相比之下，這可能也是話劇最迷人的地方。
記者：《我愛桃花》演了十年，演了那么多場，也有了那么多的版本，目前它的授權情況怎么樣？有沒有受到侵權，又是怎么應對的呢？
鄒靜之：這個問題，也是我特別想說的。目前為止，除了前面提到的授權版本，我聽說，在西安、寶雞、江西、貴州都有劇團在演這個戲，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說福建的一個劇團也要演。一個戲能夠被那么多劇團演，這本身沒有什么問題。其實我也沒有什么奢望，我掙的稿費最多的，是上海，雖然他們演出的場次并沒有多少。有的劇團多的給了1000塊錢，有的也就象征性地給了1塊錢，而且我也都沒拿，留給他們置辦舞美了。但是，就連這樣，很多劇團都不能做到。有的跟他們聯系上了，跟我們說，哎呀，不知道怎么聯系上你。現在通訊這么發達，還會找不到我嗎？我在新浪也有微博，有很多粉絲。還有的跟我們說，哎呀，我們很困難。都知道很困難，我也沒有太高的要求，只希望他們能夠履行幾條：第一，你贏利之后，應該付給我相應的稿酬，不贏利不算，這是最基本的義務。第二，大大小小的劇團演都沒問題，演不怕，我最基本的要求是，你演的時候，寄一個節目單給我。至少讓我們龍馬社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話劇團演過這個戲，也算是《我愛桃花》的一個履歷。但連這個都不做，我覺得有點過分。比如說，你可以給我一紙文書，我可以先給你們演50場，但如果演到100場了，你還不給我稿費，我覺得不僅是對我，對整個編劇界來說，都是開了一個壞頭。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