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變了，還是讀者變了？
相鄰與相悖（漫畫）曹 一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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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3日，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京舉行。中國作家鐵凝、莫言、劉震云、葉辛、李堯、徐小斌、李洱等與澳大利亞作家J·M·庫切、布萊恩·卡斯特羅、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大衛·沃克等，在兩天時間里，共展開了5場對話，內容涉及“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性”、“文學的本土化與世界化”、“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文化包容”、“文學體裁與閱讀”等多個文學話題。在討論與交流中，兩國作家坦誠相見，互相啟發，既有思想的共鳴，也有觀點的辯論。文化的包容、思想的活躍，成為此次論壇的一大亮點。
論壇中有一場對話較為吸引觀眾的目光，庫切與莫言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同臺發表演講并回答聽眾提問。在談及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時，兩者的觀點截然不同。庫切表示，諾貝爾文學獎并非就一定公平公正，它常常會考慮一些其他因素。而莫言則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最為注重的，首先是文學標準而非其他。
日前，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京舉行。參加人員多是中澳兩國的作家、評論家、出版家，且以作家為主。應該說，這次論壇是一場既有共識又不乏碰撞的交流，作家們天馬行空的演講與機智風趣的對答，涉及文學領域里不少熱點話題。其中，他們談到的關于當前文學創作與接受之間的緊張關系，較為引人深思。
作家為了誰而創作
如果你問讀者為什么讀書，一千個讀者可能會有一千個回答，但是當你問作家們為什么創作，一千個作家恐怕會給出同一個回答。此次會上，中澳兩國的作家們，但凡發言中涉及這個話題，幾乎無一例外地表明：只為了自己的內心而創作，不會去管讀者喜歡什么。
剛剛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在他的會議發言中明白無誤地表示：“我認為文學發展的最根本動力是人類追求光明、懼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自我的愿望使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的發展、繁榮，與文學獎沒有任何關系，而要想寫出好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他希望自己能盡快擺脫塵俗紛擾，回到書桌之前，“不考慮文學獎評委，不考慮翻譯家，不考慮讀者”地創作新作品。
在被問及如果讀者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該怎么辦時，中國作家徐小斌與澳大利亞作家卡斯特羅的回答如出一轍。徐小斌說：“我不會去考慮讀者，因為考慮讀者會讓我不知如何下筆。”卡斯特羅則回答得更為堅定，他說：“我覺得完全無需對讀者負責。審美的小說應用一種審美的心態來閱讀，可是現在的人們都很不耐煩。”
也許，他們看重的是自己內心的感覺，是“我手寫我心”、不為外物拘牽的境界。所以他們不考慮文學獎評委，不考慮翻譯家，也不考慮讀者。創作的作品，“讀者愛讀便讀，不愛讀便罷了”。這樣堅定的表白，在這個存在著太多為迎合市場而創作的時代，初聽上去讓人為之振奮，但仔細一想卻又生出憂慮。有聽眾就問：“你們在寫作中是否還會考慮到作為一個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卡斯特羅回答說：“我覺得作家可以做的非常有限。作為老師也許可以，但作為作家不該說的太多。”
這位提問者的意思，大概是曾被認為是社會的良心的作家們，是否該在文學中承擔起更多的東西。而作家的回答則似乎是，現在的讀者太討厭意義一類的東西了，那就讓老師們去干這些事吧，作家把小說寫好就足夠了。
有多少人在閱讀文學
雖然在創作時作家們盡可唯我獨尊，但書一旦寫了出來，他們又不得不看一看讀者的臉色，因為，作家也要吃飯。即便沒有生計困擾，大多數作家還是會在意自己的作品究竟能產生多大的社會反響。這也是人之常情，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作家后續的創作熱情。只是，這多少與“不考慮讀者”的聲明有些抵牾。
當稍微留意一下讀者的反應時，大家又發覺，文學作品的閱讀情況實在很不樂觀，即便是一些享有大名的作家，其作品的印數也呈下降趨勢。老作家葉辛在發言中坦稱，前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長篇小說《客過亭》，當時該出版社的編輯專程跑到上海去找他，就為了商討印數。一番長談之后，定下來印3萬冊。葉辛心里不大樂意，相對于他以往作品的印數，3萬冊實在太少了。可是編輯很無奈地告訴他，現在的小說能印1萬冊就算了不起了，3萬冊很不錯了！
后來葉辛就此事詢問過出版界的有關領導，得到的回答是，那位編輯說得沒錯，文學作品的現狀就是這樣，小說也許還算好的。相對于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不管1萬冊還是3萬冊，又何異于九牛一毛？文學作品的境遇由此推而可知。所以，葉辛感慨說：“現在的閱讀形勢對當代作家恐怕都構成了挑戰。在這個時代，讀者要讀完一本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他真得下很大決心才能辦到。”
比起作家來，出版家們更敏感于作品的銷量問題。澳大利亞出版家印迪克介紹，當前的文學出版正面臨一場危機：讀者的不斷消逝。在他的初步統計里，澳大利亞街上每100萬人當中，至多有40多人閱讀詩歌，有80多人閱讀散文。所以作為一個文學出版人，他感覺在澳大利亞“特別的孤獨”。
“書也不是沒人看，但多半都是烹調、求職一類的圖書。”印迪克說，“在純粹的文學作品里，人們也只喜歡那些輕松的、消遣的、休閑式的作品。至于那些對讀者的閱讀有一定挑戰、思想性較強的文學作品，則幾乎是出版的災難。”
找回一些失落的傳統
一位中國作家在會上談到，就在并不遙遠的上世紀80年代，文學作品還是大眾的寵兒。一本小說甫一出版，便被人們爭相閱讀。在大學校園里，學生與老師夜以繼日討論文學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可這一切到了今天卻似乎悄悄改變，出版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衡量著小說的印數，要不然他就得直面存貨與虧損。
這位作家沒有談到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變化，那就是現在社會上各類人群都已經不再對文學葆有那份珍貴的熱情。讀者們在文化樣式極大豐富的背景下，開始疏離文學，在習慣于解構一切、娛樂一切的文化環境里，開始厭惡討論意義。而作家當中，不少人也失去了曾經昂首天外的雄心與志氣，在這種變化中碌碌無為。他們有的跳進潮流中隨波逐流，有的則聲稱只為了自己的內心而寫作，不用管讀者怎么想。
如果一邊是創作不用考慮讀者，另一邊是讀者不來閱讀作品，這將是一個多么尷尬的局面？這樣的局面究竟緣何而生？當有作家抱怨“今天的讀者大多喜歡簡單直接的東西，曾經存在于文學中的那種人性的叩問、心靈的自省、思考的苦痛、意義的承擔，都被無情地解構了，文學的內省性因此也大為減少”時，馬上就有聽眾提出質疑：文學閱讀的減少、文學內省性的淡化，只有外部的原因嗎？作家自身是否也該承擔一些責任？
在會上，作家李洱談到了中國作家的一個轉變，他的話對我們或有啟迪。上世紀80年代，作家們關注的是文學的“現代性”，他們積極地向世界文學吸取營養。而到了今天，他們越來越重視文學的“本土性”，重視中國文學的固有傳統，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化里尋找文學資源。
這個被重新發現的中國文學傳統，就包括了重要的一條：文以載道。中國古有“三不朽”，“立言”是其中之一。立言便是學問文章要有益于世，引導社會文化的發展，而作家群體，一直都是立言的重要人選。這個群體如果都宣稱對讀者沒有責任了，恐怕會令人心生憂慮。也許有一天，當消解一切意義的潮流退卻之后，人們會重新看明白，教化也是文學的一個基本功能，而作家寫小說并非僅僅自娛自樂那么簡單。
《紅樓夢》里開篇就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作者那種尋覓讀者中之“知音”的意味呼之欲出。《三國演義》也很注重讀者反應，比如它寫道：“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若讀到古人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便是在面對心中的讀者說話。散文家朱自清也說：“寫作練習可以沒有教師，可不能沒有假想的讀者。”……如此種種，似乎都在告訴我們，作家在動筆之時，心中本是要對讀者有個明確考慮的：這部作品寫給誰看，他們會不會看，這部作品要發揮什么作用，能不能發揮作用——我們本來有這樣的傳統，可惜現在有點不知所蹤。套用魯迅先生一句話說：地上本來有條路，走的人少了，也便漸漸荒草掩埋，失卻了路。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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