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深紅愛淺紅——大同文藝歷史述描
誰說代地“鮮好文字”？大同這片神奇土地，自古蒼茫中有明媚，粗獷中有文雅，創造過一道道斑斕華炫的文學藝術景觀。
大同云岡石窟
復建后的大同古城一角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獨特價值，每個時代的價值受孕于這個時代的價值取向。最有價值的時代，絕不會取媚權力、財富和刀劍，而一定以思想、科學、藝術為崇高追求。思想、科學、藝術價值，是考量一個時代高度的標志，是彪炳千秋的黃金文明。
夏陶、商銅、周漆、漢玉、（北）魏雕（像）、唐俑、宋瓷、明木、清（字）畫，中國歷代王朝更迭，若川劇變臉，多少文明創造一時曇花，風光不再。惟有這一鏈藝術元素，這一枚枚回音著歷史意蘊的藝術符號，延續著、訴說著、鮮活著曾經的文化生命。
藝術，弱者的選擇。不，藝術者將自己高強的才華智慧，轉化成藝術穿越時空的力量。——人們只有在藝術天地里，才能找到原真自己，才能呼吸到清新至純的空氣，才可使化妝的人性得到回歸復原，讓靈魂有了安頓的可能。
流過我們心靈和記憶的不是塞納河、尼羅河的渙渙河水，而是浸潤其中的燦爛文明與文化；孔子耶穌釋迦牟尼蘇格拉底牛頓笛卡爾荷馬但丁名字符號后面，是穿越時空的思想、科學、藝術光芒。前蘇聯作曲家梅特涅爾評贊拉赫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每當第一次鐘聲震響，你會感到整個俄羅斯都在躍然奮起。
中國史籍多為漢人所著，故少數民族屢陷被拒之門外的境地。與其說代地“鮮好文字”，毋寧說其“文字”獨秀，風骨卓然。
草無春夏花無冬
風月無邊自枯榮
淡綠墨綠參差綠
深紅淺紅錯雜紅
大同這片神奇土地，自古蒼茫中有明媚，粗獷中有文雅，“禮興樂盛，修文輝武；講六代之憲章，布三陽之風雨”，創造過一道道斑斕華炫的文學藝術景觀。
北魏最早建立政權“代國”，樓煩和崞縣均屬其管轄。樓煩，《秦地圖》有釋：為雁門屬縣。《讀史方輿紀要》：“《志》（《括地志》）云：樓煩，胡地。趙武靈王曰：吾國西有林胡、樓煩之邊……漢置樓煩縣，屬雁門郡。”呂思勉《兩晉南北史》詳解：樓煩，漢縣，在雁門關北。
東漢名臣、樓煩人氏班況，所生子女，文韜武略，各具才情。其子班彪為東漢史學家；另一子班固，不僅著《兩都賦》膾炙人口，更有《漢書》開中國地理學先河。
今原平市與代縣接壤處有村莊叫班政鋪，據說即為班氏故鄉。村口曾有一通清同治八年（1869年）孟夏立碑，上刻“三班故里”。漢代曾于今山西懷仁縣東置班氏縣，屬代郡。
雁門崞縣人氏郝隆，經綸滿腹，風流倜儻，清淡玄虛，超拔逸然，盡顯東晉名士風范，以“學圣”之名、參軍之職與書圣右軍王羲之并稱。
豐饒鮮活的時代沃土，必然催生爛漫蓬勃的藝術花卉。北朝北方少數民族的文學與南朝漢民族文學，形若兩岸對峙的山峰，因地而異，各有妙姿鮮色。《隋書·文學傳》以為南朝文學“貴于清綺”，北朝“重乎氣質”，客觀中肯，貼近史實。而錢鐘書《管錐編》言北朝文人皆模仿南朝，文風未有獨創，實則一管之見，失之偏頗。
北魏大臣王肅，文思睿敏，獨出機杼，所創《悲平城》特殊詩體，續漢賦晚秋，唱宋詞陽春：“悲平城，驅馬入云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一如諸葛亮所“嘗好”的漢樂府曲牌《梁父吟》，引得后人紛紛仿效。
《水經注》不僅是科學作品，也是文學作品。酈道元在平城為官多年，平城好山好水把他養育成為一代水文地理學家。約三國時期，一部以中國水道為綱的地理專著《水經注》問世，其1.5萬字，記述水道137條。酈道元以30余萬字為之注疏，水道擴及1252條。
“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苦心孤詣而成的《水經注》，兼地理學、歷史學、文學于一體，注定被后世尊稱“酈學”奇書。李白、蘇東坡、柳宗元等唐宋詩文家的篇什里飄忽有《水經注》影子；鄭振鐸嘆其“舒卷自如，重過千鈞”；胡適晚年潛心研究“酈學”，樂此不疲。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與南梁釋僧祐的《廣弘明集》，人謂雙璧之作；劉知幾《史通》稱道“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四庫全書總目》贊美其“秾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
顏子推雖為北齊人，但其《顏氏家訓》采擷了大量北魏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翔實記錄了“玄風之復扇，佛教之流行，鮮卑之傳播，俗文字之盛興”，兼備“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功效，故有“古今家訓，以此為祖”之冠稱，至今光芒不減，實乃中國傳統家教寶典。
北魏學者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采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要事”，概述中國古代黃河流域的農科技術，以劃時代農業百科全書，照耀中國山川河流。
《魏書》，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以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為核心的皇朝史，作者魏收與邢子才、溫子升號稱北魏“三才”，高歡曾將其與孝文帝時的崔光相提并論。崔光乃北魏名臣英才，孝文帝曾以“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贊之。魏收奉北齊文宣帝詔命撰寫北魏歷史，文筆暢美，多有創見。
中國古代24部正史，將《魏書》匯編其列，無疑是對北魏及拓跋氏的認同與尊重。
《魏書》《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齊民要術》《顏氏家訓》，皆為功在當時、惠澤千秋的歷史文獻，北魏國家風氣開張、花木爭春的結晶，記錄和見證著北魏大開放大融合大交流時代的飛影流華。
北朝民歌是中國文學史園地里一朵瑰美奇葩，從中可以清新聞到當時北方民間多民族的吐納呼吸。子路被“強”字所惑，孔子啟蒙：“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鄭注》云：強，勇者所好也。北方以剛猛為強。
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該曲中的樂器鼓角相聞，是北方民族一種馬上演奏的軍樂。其歌詞作者多來自北方民族，尤以鮮卑人為主。
“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不同民族間的文明傳承與影響，總是以雙向選擇與互動交流為表現形態。
鮮卑族民歌，“其詞虜音，竟不可曉”，一部分遂譯成漢語，一部分直接用漢語創作，此乃孝文帝“詔斷北語（鮮卑語），一從正音（漢語）”、“令其皆作中國歌”之結果。
孝文帝打小受馮太后漢文化哺育，漢語水平尚好。他銳情文學，長于詩賦。“氣韻高艷，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一次與侍臣聯詩言志，擊節而歌：“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眾臣受其鼓搏，爭相抒懷，躍躍欲試：“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同仇敵愾，令人感佩。現存孝文帝《吊比干文》兩篇騷賦中，一代英主的思才，至今猶在奮飛，不肯飄落。
北朝民歌中最為著名當屬被中國詩歌史并稱為“雙璧”的《敕勒歌》與《木蘭辭》。此兩首民歌不像《孔雀東南飛》純系整齊“五言”，卻以雜言敘事，句型或整或散，長短錯綜，“大弦小弦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與魏碑書體異曲同工，相映成趣。
“黃河流水鳴濺濺”，“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與其說《木蘭辭》在講述木蘭怎樣替父從軍，倒不如說是在展現一幅鮮卑人如何身經百戰、建功立業的歷史畫卷。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有一個女孩叫花木蘭，花一樣的名字盛開到今天；有一個女孩叫花木蘭，謎一樣的故事傳說千百年……”花木蘭，民間傳說是平城京畿人，這場戰爭說的是北魏對柔然的征討。1995－1996年，在大同城南，那座北魏太和年間構筑的明堂遺址，重見日光。這便是木蘭“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的莊嚴神圣的地方。
站在北魏明堂遺址，放聲朗誦一遍《木蘭辭》，那是一種怎樣的浪漫和生動。
“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音樂的河流，在大同這片土地上古老地歌唱著，像大同采涼山上的松濤，像大同萬泉河水的波浪。樂府者，聲依詠，律和聲也。詩為樂心，聲為樂體。
北魏一定是音樂的國度，樂府的繁榮便是例證。一是草原民族好歌善舞，音樂是其生活之魂；二是音樂可謂佛教脈搏，跳動著佛教的生機活力。誦經實為唱經，寺院廟宇無處不梵音；三是北魏平城，曾為西域與北方與中原樂舞交匯中心。
拓跋珪在平城正式登基稱帝的當兒，即令樂師定律呂、協音樂。每逢正月元日，皇宮都要聲勢浩大、場面宏壯地舉辦名曰《真人代歌》的拓跋鮮卑傳統歌會，“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真人代歌》長達150章，“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
孝文帝與馮太后“明離并照”的太和年間，北魏正式設立了樂府官署。《魏書·禮志》：“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為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弦。”多元融合的北魏音樂，主要由鮮卑樂、西涼樂和中原樂構成，適如《舊唐書》所云“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以后，舊章湮沒。太武帝破統萬城，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所用”。而西涼樂，實為佛教梵音。
南懷瑾論說：云岡石窟，與唐代敦煌壁畫，以及音樂、詩歌、藝術等等的發達，無一不與佛學有關。
八音中以金為要，五方樂曲以西樂為主。作為各民族融合軸心的平城，“琵琶長笛曲相和”，薈萃了南北方各民族以及來自西域、印度的樂器。
“影中群像舞，空里眾靈飛”。云岡石窟第12窟對北魏樂舞盛況作了全景雕錄，故稱“禮樂洞”、“佛籟洞”、“天華洞”。“諸天伎樂百千萬種，于虛空中一時俱起，雨諸天華”。打擊、彈撥、吹管樂器應有盡有，鼙鼓、箜篌、琵琶、羌笛、排簫……宛然一座“妙處難與君說”的音樂展館。走進洞內，“諸樂不鼓自鳴”，令你沉醉神往，蕩起一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沖動。
分前后兩室的“禮樂洞”，外室頂部呈方形天花板狀，十朵蓮花并蒂開放，一枝一葉都搖曳著千年音樂的芬芳。天花頂部有六身舞樂藝人圓凸浮雕，中間那個手無樂器、合掌上舉者，酷似龐大樂隊的指揮。四壁紛紛伎樂天，或歌或樂或舞，各有所司，惟妙惟肖，叫人忘情地生出“喚船船不應，水應兩三聲”那樣奇妙的幻覺。
北朝文學，尤是生氣郁勃的北朝樂府詩歌，池塘春草，小荷蜻蜓，傳遞出唐代詩潮的春汛。沿著北朝樂府彎彎的花徑走下去，前面就是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詩歌盛唐。
中國書法衍繁到北魏，墨云蒸騰，奇峰疊翠，炫出一道魏碑奇觀。魏碑亦稱魏楷，其承漢隸，啟唐楷，與晉朝楷書、唐朝楷書并稱三大楷書，彼此競相開放，濃芳襲人。
魏碑實乃漢文化與鮮卑文化融合的結晶，也可謂游牧邊塞文化撞擊中原華夏本位文化的產物。
楷書萌發于魏晉之際，鐘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趨成熟之態。晉末，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北朝書風便與南朝河分兩岸，大相徑庭。清朝劉熙載論曰：南書溫雅，北書雄健。
魏碑由隸入楷，化隸成楷，成為楷書另一源脈：
其一，魏碑多為民間工匠書家之作，清新剛健，鮮然勃發，生活氣息春云蔥蘢，與南朝士大夫“風流蘊藉”書風迥然相異。
其二，北魏民間書法家們，一面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汲取營養，一面按照生活的樣子雕刻摹寫。用筆率性率真，自由奔放，架構因勢賦形，變異曼妙，不像唐楷法度拘泥，結體規范劃一，筆畫間距離關系過于“精確”。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曰：“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其三，以刻為寫，刀鋒凌厲，筆力遒勁，金石氣宇，渾樸厚重。《金石萃編》一書說：“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葉。”歐陽詢、褚遂良、李北海、蘇東坡、米元章、黃山谷乃至趙孟頫、黃道周、倪元璐、張瑞圖等，皆從魏碑中汲取精華，豐其羽翎。清中葉碑學興起，何子貞、趙之謙、鄭板橋、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諸家紛紛從魏碑脫穎而出，開宗立派。
魏碑體多用方筆，如斧如鑿，棱角剛健，無絲毫圓滑世故之風之氣；如劍如戟，鏗鏘作鳴；筆畫不拘不泥，長短有致，一如宋詞元曲；參差中有章法，錯落中見嚴謹；筆力遒勁挺拔，氣勢雄健豪放。
作為一種新型字體，魏碑融進拓跋鮮卑人的個性追求，奔卷著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風帝氣。
“書法在北魏可以獨立……書法以北魏為主系，唐為潤系”，梁啟超對中國書法卓有見地，康有為連連點頭稱是：“北碑莫盛于魏，莫備于魏。”又一邊撫摸《暉福寺碑》，一邊激動不已地贊其“書法高簡，為豐厚茂密之宗，隸楷之極則”，后于《廣藝舟雙楫》列數魏碑十美：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奇遠，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滿。
北碑之林，惟《暉福寺碑》與《張猛龍碑》最為秀卓。《暉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篆額為“大代宕昌公暉福寺碑”，現藏西安碑林。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方峻端整，鋒芒犀利；碑陰所刻少數民族姓氏，稀粹為民族史研究重要資料。《張猛龍碑》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現存曲阜孔廟，碑文記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興辦學校功績，碑體乃魏碑后期佳構，其筆觸法勢清新自然，流宕天真，從心所欲，卻不逾矩。兩碑前呼后應，交相映照，以北碑乃至中國書法里程碑意義，為人們所珍愛與仰敬。
“攬萬里于尺寸之內，羅百世于方冊之間”。魏碑書體與云岡石窟一樣，也是一座宏偉的開鑿和建造，或者說，它是書體的云岡石窟。而云岡，不正是一塊巨型的“魏碑”？那刀鋒、那線條，給中國書法以奧妙無窮的啟悟……
平城作為魏碑發祥之地，精品燦爍，俯仰可拾。分別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場的明元帝永興元年（409年）“王禮斑妻輿”墓磚、大同城東沙嶺村壁畫墓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羅太夫人題記，見證著魏碑的初創。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皇帝東巡之碑》，魏碑書體已成定勢，至《司馬金龍墓銘》《永固陵碑石殘片》，日臻成熟。尤是文成帝《南巡碑》，驚世駭俗，閃電穿云。其筆力蒼健，氣勢雄渾，令人嘆為魏碑觀止。
道武帝開國立政，太武帝統一北方，兩帝皆以“武”標稱，謂武力征服時代；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三帝皆以“文”揚名，屬文治時期。文成帝感謝拓跋珪和拓跋燾，他們以熱血與冰劍，為他的國朝日月抹上和平無戰事的亮色，“四方無事，國富民康”，使之有財力物力人力和精力開鑿云岡石窟，也讓他在太陽底下，車轔轔，馬蕭蕭，大規模實施南巡。
談及魏碑，無論如何不可忽略“嘎仙洞”洞壁上刻寫的太武帝“祝文”。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前來平城朝貢的烏洛侯國使臣，向太武帝獻上一份特殊“禮物”——在大鮮卑山發現拓跋氏祖廟“嘎仙洞”的佳音。
太武帝遂選派一支由500多人組成的朝圣隊伍，浩浩蕩蕩，自平城出發，從春天走到秋天，行程四千余里抵達大鮮卑山，虔誠拜祭了祖先圣廟，并將其囑托的一篇祭祀文誥雕刻在“嘎仙洞”洞壁。
這篇后來收錄在《魏書》里的“祝文”，成為“嘎仙洞”即是鮮卑人祖宗石室的確鑿依據，也是一幅精粹秀杰、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魏碑書法珍品。
“云為山態度，水借月精神”。佛教推波魏碑書法，魏碑助瀾佛教藝術。寺廟是弘揚佛法的重要場所，書法是寺廟文化的詩意符號。云岡石窟第11窟內的“太和七年題志”，作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當屬上乘之品。其謀篇布局，厚重渾樸，洋洋大氣；用筆勁挺沉靜，酣暢雅美；骨力蒼古，隸韻飛動；剛柔圓曲，妙味十足。正所謂“咫尺有萬里之勢”，實乃“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之典范。在萬佛堂石窟《元景造像碑題記》前，梁啟超眼睛一亮地贊說：天骨開張，光芒閃溢。
經書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閃光，這些經書里已發現有21件屬北魏寫經真跡；《龍門二十品》之第一珍品《始平公造像記》，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時期所刻。
書畫同源，寫到極處便是畫，畫到極處即為字。北魏書法獨領風騷，其壁畫亦堪稱一絕。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葬壁畫屏風漆畫，烈女、將相、高士、逸人……眾生百相，世態萬象。《中國美術全集》解讀：“其繪畫風格頗近于傳為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人物悟對通神，色彩富麗，略有渲染，線條勾勒工整，屬鐵線描。”大同沙嶺北魏墓中壁畫，一筆一畫，一線一描，透出濃烈的草原生活氣息，被列為2005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以黃帝子孫自詡的拓跋氏，穿越草原，一路走來，甚為尊崇漢學儒教。北魏建國伊始，即大辦學校。首都平城除太學、國子學、四門小學并立之外，又開設皇親之學，地方上呼應辦有郡國學、鄉學；《魏書·儒林傳》有記：拓跋珪“初定中原，雖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學為先，置五經博士千余人。天興二年（399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比，凡四萬余字，另曰《眾文字經》”。
太武帝將北涼帶回平城的儒學之士任以中書博士，如索敞、常爽。“時魏朝方尚武功，貴游子弟不以學為意。敞為中書博士十余年，勤于誘導，肅而有禮，貴游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后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平城西），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北魏僅在全國一次“辟召儒俊”，便取數百名賢士；盧玄、高允等漢族英才被任為中書博士；又“別立太學于城東”，“以經義斷諸疑事”，“于是人多砥尚，儒業轉興”；更有太武帝親自新造千余漢字，使之融匯到滾滾漢語長河。
孝文帝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開皇宗學（類似東漢官邸學，即貴族學校），在平城建孔子廟。
北魏造就一批儒學大師，《魏書·儒林傳》錄有17人。大師門下，學生多時達千余人。《魏書·儒林傳》評曰：“斯文郁然，比隆周漢。”官學算學博士設立始于隋代，而北魏太武帝卻將通達陰陽術數、游學諸方的長樂人殷韶，敬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算學博士。殷韶精益鉆研，撰有《四序堪輿》，影響久遠。
遼國的契丹人，不僅在西京大同設最高學府國子監，而且設科舉考試137年，開考56次，取狀元56人，進士2479人；明代大同府下轄4州：應州、渾源州、蔚州、朔州；7縣：大同、懷仁、山陰、馬邑、靈丘、廣靈、廣昌。城內有大同府衙、大同縣衙。府設府學，州設州學，縣設縣學，通稱儒學，學生即秀才。明洪武八年（1375年），將元代大同縣學改為府學，地址在今皇城街一帶。元代大同縣學前身是遼金時期西京國子監——國家最高學府。朱桂占用大同府學，建代王府，將當時云中驛改為府學，即今大同文廟一帶，府學門街由此得名。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興辦云中書院，地址在府衙東面。明正德年間又創立“務學書院”，《大同府志》：務學書院，在府城內西街，廣靈王（朱桂第二子）第三子鎮國將軍務學翁治置。
文化是社會歷史一種深層次沉潛力量，沒有文化的支撐、托舉與引領，北魏何以立國一個世紀，遼金如何霸主數百年。對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持以發掘深究而不是忽略與漠視，是摒除傲慢與偏見而負責于歷史的應有姿態。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