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繼承傳統開始——評《營陵古今詩詞選》兼論舊體詩創作
《營陵古今詩詞選》出版行世，對于昌樂的文學，乃至昌樂的文化事業，意義非凡。
面積只有千余平方公里的昌樂縣，在96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上，只是一個小縣。我小時候在老家，聽喜歡舞文弄墨的姑父趙寶豐講過一個笑話：有個外地人經過昌樂，在東門撒了一泡尿，一直流到西門。極言昌樂城之小，有調侃意。千里方圓，確實小了點。然而，它的歷史文化的久遠和厚重，卻絕非“小縣”量級。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時期，太公姜尚建齊都于營丘（故址在今昌樂縣營丘鎮），齊文化由此發祥。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樸素民主觀的人就是姜太公，很了不起。漢末，史稱“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曾任北海相，而北海郡治故址亦在昌樂縣營丘鎮。“孔融讓梨”的故事，千年流傳，教育了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同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為北海劇縣人。劇縣城故址即在今昌樂縣城附近，徐干墓尚存于此，可以憑吊。至清代，閻氏五世間連續高中七進士，皆學富五車，著書立說計數百卷，僅閻循觀一人，就有著作10卷入《四庫全書》。昌樂人民創造文化、文學、詩歌的偉大成就令我們后人心懷敬意，煥發追慕前賢之志。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昌樂縣更是政通人和，春風鼓蕩，百廢俱興，文化繁榮，人才輩出，僅昌樂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就有7人。
優秀的文化需要傳承，只有傳承才有根基，才有方向，才能發展，才能開辟昌樂文化的新時代。編輯出版《營陵古今詩詞選》，其初衷就是傳承和弘揚優秀文化，特別是昌樂本土文化。膺此重任的營陵詩詞學會敏于體察時代之變革，滿足和引領社會文化之需要，勇于擔當時代重任的精神，難能可貴。
毛澤東在1957年1月12日《關于詩的一封信》中曾寫道：“這些東西（指毛澤東所作舊體詩詞——馮注），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
論點是否全面尚且不談，要害是人們把領袖的話當成了“最高指示”，使之變為僵死的教條，將“主體”曲解為“全部”；“不宜”曲解為“不得”。結果是，舊體詩少有人再寫，也少有刊物再發表，漸漸變為研究或鑒賞的文學“古董”。這實在是舊體詩的不幸。
舊體詩遭冷落，根源似乎在于其形式的刻板：押韻、合轍、對仗等等，規行矩步，一成不變。這個理由并不足以服人。我們試作一個未必恰當的比對。眾所周知，京劇這一古老的藝術，是最講程式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無不極度的程式化。中國京劇以及中國昆曲的程式化，是一種卓越的藝術創造，是民族化與藝術化的高度的融合與高度的統一。這里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這里的內容是有形式的內容。內容也成為形式，形式也成為內容，這是人類藝術的辯證法的不容置疑的勝利。京劇的程式化不是京劇的缺點，而是京劇的特點。把特點當缺點，這是愚蠢。既然是創造，是特點，是成就，是不可企及的高峰，自然無論是繼承，是傳承，是不離基本規矩的創造，那就不可能不經艱苦，不付心血而輕易獲得，一蹴而就。這是常識，不言而喻。正是這種形式上的程式化，成就了京劇，賦予京劇不竭的生命力，源遠流長，樹大根深，深入人心，成為民族藝術審美心理的發端、標本和價值尺度。它會永遠地流傳、發展下去，不會滅亡。如果說消亡，那也只能消亡在一個漫長的、視藝術和美為仇敵的精神沙漠化時代。今天，京劇仍被國人奉為“國粹”，并載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薪盡火傳，優秀的年輕京劇藝術人才不斷涌現，戲迷票友由老齡化逐步年輕化，顯示出生命力的鮮活。
較之京劇，舊體詩更為源遠流長。曹丕說“夫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為政者，豈可疏忽，怠慢！為文者，豈可自輕自賤！京劇的程式與舊體詩的格律，都屬于形式的范疇。形式與內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的完美結合，是藝術的最高境界。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沖破了人們意識中關于詩的形式的種種禁錮，在“五四”自由詩大行其道的同時，西方現代朦朧詩也一時備受青睞，舊體詩則舊脈新續，重現生機。馬萬祺先生的“電閃鬼狐驚/將軍一怒平/十年傷浩劫/今日破堅冰”；天安門詩抄的“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杰/揚眉劍出鞘”，都是傳誦一時的佳作。重大的歷史場景，偉岸的英雄形象，瑰麗的語言，直擊人心的力量，思想、藝術成就不弱于古人。放眼京都，放眼中國，新創作的舊體詩，比比皆是。昌樂又何嘗不是如此。我讀《營陵古今詩詞選》深切感受到：昌樂有人！他們的舊體詩寫得格律規整，內容新鮮，賞心悅目，給人啟發！寫歷史，寫人生，寫現實，一片憂國憂民之心。總結經驗，謳歌新政，鞭策腐敗，瞻望未來，字里行間流露赤子情懷。觀察生活的角度，塑造意象的手段，投放情感的色彩，遣詞造句的特色，整體風格的追求，均有不同而各奏其功，或清新，或沉郁，或峻清，或蒼涼，或端莊，或幽默，或精細，或白描，或直抒胸臆，或委婉含蓄，均給人訓練有素、決非一日之功的印象。浮淺之作少見，皆有個人的發現和個人的表達。
據說在昌樂寫自由詩的詩人有成就的不少。他們的詩在此詩集中所選甚少，不成比例，頗感遺憾。不薄古詩愛今詩，不重一家愛大家才好。求同存異，互助互諒把詩寫好，共同為造就詩歌創作新局面而努力。這是大家所希望的。中國詩史中有個現象很感動人，即我們的大詩人都看重友情。常常是詩、酒、友渾然而成一體，杜甫疼惜李白，甚至有“國人皆欲殺，我獨憐其才”的佳句。柳宗元甚至有與劉禹錫交換流放地的美談。值得我們學習，發揚光大。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