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影像的永恒主題——黑明、賈樟柯對談攝影
黑明攝影作品《100年的新窯子》中的劉勝利
賈樟柯導演電影《天注定》劇照
黑 明 賈樟柯
有一種影像，沒有奇技淫巧，卻自有一種美，打動觀眾，直指人心。攝影家黑明和導演賈樟柯正是分別以紀實性的攝影和電影來表達這種美的代表人物。黑明是中國著名的紀實攝影家，他憑借20余部作品，獲得中國當代攝影師大獎和中國十大攝影師等多種獎項，更兩次獲得中國攝影藝術金像獎。賈樟柯的作品通過個性鮮明的紀實性風格，專注于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人的境遇，從《小武》開始，到上個月剛剛斬獲第6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的《天注定》，始終把焦點對準了人的改變。
日前，黑明和賈樟柯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行了對談，講述各自的創作故事，并分享了自己的藝術理念。他們認為，人的面孔和經歷激發了自己的藝術想象，對人的興趣是他們創作的不竭動力。
為什么拍人？
■如果不是被人感動，被人的命運震驚，是不會有創作沖動的。
賈樟柯：從事藝術工作并不是我小時候就有的理想。我生長在山西汾陽，一個靠近呂梁山區的縣城。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的經驗里積累了很多人和事，漸漸地有了很強的表達欲。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我看到的社會很不平靜，個人被社會的變遷影響，這其中有我的同學，有我的親戚，包括我的家庭，因此，我所有想表達的東西都跟人有關。早些年，我和很多鄉村少年一樣，拿起筆來寫作，因為使用筆表達是最簡單的，那時我就是一個文學青年。但我并不擅長文字，文字并不能完整地表達我的情感。影像能直觀地表達我所關注的社會和人，而且電影是動態的。對我來說，如果不是被人感動，被人的命運震驚，是不會有創作沖動的。當我有機會創作自己的作品時，焦點肯定便全部在人身上。而且，現在社會依舊在大的變動、變革中。
在我的新片《天注定》中，有一些轉向。我過去的片子偏向于紀錄美學，基本上都是把人物置于日常的情景里面。最近幾年，我開通了微博，生活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對新聞的獲得是通過網站和電視臺，但是開通微博后，各種新聞、突發事件的信息撲面而來。那些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的事，充滿了戲劇性，我很好奇人處在突發事件中的狀態。過去我拍的都是人物情感上的糾結、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包括解決方法也是用日常平和的方法。但《天注定》不同，片中的人物處在戲劇情景下，處于極端狀態中，被生活擠壓，被內心形成的潛流所左右。比如，一個女性被凌辱，她在一剎那是怎樣挽救自己的尊嚴的？一個青年在親情、愛情和暴力壓迫面前，是怎樣自我毀滅的？最近這五年，我特別關注農村人的精神狀況，我去過很多村莊，發現村莊里的人都很寂寞，人和人之間沒有更多的交流和溝通。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小孩和殘疾人，在這樣的村莊里，人的寂寞、孤獨感是怎樣釋放的？這都吸引著我。如果說我過去拍的是人的日常狀態，那么《天注定》拍的就是人的極端狀態、戲劇狀態。片中的故事背后對應著現實生活中的很多事件，尤其是近三五年里的突發事件，這次我沒有采取紀錄片方法，采取的是戲劇的方法，我需要重新回到對快速發展的國家的反思。
黑明：我出生的地方沒有特別的風景，因此，我對風景沒有特別的興趣。我覺得，風景的變化不會太大，而人是會變化的。我只對人感興趣，通過攝影表達對社會的認識。這些年一直在這條路上走，我做過知青、右派、大學生、農民、老兵的選題，每個主題都拍攝100個人，我和他們都有特別詳細的對話。我覺得人的力量吸引了我，讓我這些年一直走在這條路上。
拍什么樣的人？
■我總是關注不同的群體，因為他們有故事，拍他們能讓我們讀到不同的工作歷程、生活歷程、磨難，他們為國家作出的貢獻。
賈樟柯：人是萬物之靈，是沒有固定的類型的。我工作之余就愛旅行。在旅行中，可以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面孔，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喜歡從北京乘坐長途汽車，一直坐到家門口，第二天再從家坐車過黃河，過陜北。就這樣我來來回回走了無數次，公路兩邊的風景，我心里已經了如指掌，但每次在公共汽車里看到的人卻不盡相同。我一看造型就知道他們即將去干嘛，有披麻戴孝的，有買東西的，有要結婚的；有時候上來一個小偷，我觀察他得沒得手下車；公車上有各種各樣的經歷，也有各種各樣的人，有母親、軍人、建筑工人，我始終堅持旅行去接觸這樣的面孔，人的形象會給我帶來很大的想象。
2007年，我拍過兩組工人，一是在廣州的服裝廠拍的女工。當時我看到她們發絲浸潤汗水，這幅畫面非常吸引我。我覺得有美感，工作人員鋪了軌道，我和攝影師哼著BEYOND樂隊的《情人》，按照那個節奏來拍。后來，這部電影的名字叫《無用》。第二組是礦工，我特別喜歡他們從井下出來抽煙的感覺。他們是不怕死的漢子，當他們聚在一起抽煙喝茶的時候，我覺得就是最美的時刻。我的電影帶有紀錄的風格，很多人誤以為紀錄是很簡單的事情，其實不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處理視覺的時候，這種畫面帶給我的是很深刻的東西，這種深刻最主要的不是因為紀實，而是因為美。
黑明：很多年前，在云南麗江看到馬路邊賣的明信片，是洛克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拍的，他曾經在麗江拍了很多照片，有關于麗江人生活的照片，也有玉龍雪山的照片。現在看上去，山還是那座山，但是現在麗江的人卻和100年前的人完全不一樣了。山沒有變化，而人變了。這種變化就是我的關注點。我總是關注不同的群體，因為他們有故事，拍他們能讓我們讀到不同的工作歷程、生活歷程、磨難，他們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因此，我拍的右派、知青、農民都是這樣的，他們經歷了不平坦的道路，最終還是為這個國家作出了貢獻，并不斷地努力。
很多像我一樣的人，之所以后來攝影，大多數是因為小時候學過一點畫畫，后來想當一個藝術家。于是，在我們攝影起步的階段，特別注重影調、光線、色彩、對比，最初拍攝的時候總是找一些帶有藝術性的角度去拍。我們認為攝影應該用自己的攝影語言去表現自己體驗生活時看到的場景和百姓的普通生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拍照片，都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文藝青年去拍的。我只喜歡紀實攝影，我的攝影作品都特別簡單，沒有抽象的概念。后來，我會稀釋我的藝術思想，我希望更多的人看懂我的作品，而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僅僅在攝影圈里傳播。而我的藝術創作也受家庭的影響，比如我的知青選題。好多人問我為什么拍知青，其實我沒當過知青，但我的父親曾經管過很多知青，我哥哥和姐姐都是知青，我在小時候也接觸了很多知青，因此大學畢業之后，我做的第一個選題就是知青，拍100個知青。他們的人生是不同的，有大學老師、醫生……
背后的故事
■只有當我們拍照、拍電影的時候，才變得敏感，變成一個可以慢下來的、有觀察力的人。
賈樟柯：我們要有影像生活，從藝術家的視線、作品分享他們的角度。黑明拍的天安門照片，有時間的對比，時間和文字的關聯，這就是影像生活，是有藝術生活的人。擁有這樣的藝術生活的話，可以獲得慢下來才能捕捉到的東西。如果我們不是在取景器后，也是每天面對很多生活中的瑣事。只有當我們拍照、拍電影的時候，才變得敏感，變成一個可以慢下來的、有觀察力的人。
2007年我去成都拍《24城記》，因為要取景，我拍了不少照片。當走進420軍工廠時，我看到了工廠廢棄的車間、空曠的走廊、地上散落的東西。那些東西都是工人們留下的生活痕跡。我看到墻上的字、還沒有撕掉的壁畫，能感受到工人生活的經歷，我還撿到了一些圖片作品，然后我組織這些視覺元素，拍攝了一組照片，2008年，我用這些照片辦了一個展覽。很難通過語言講述為什么把它們組織在一起，有的是因為時空上的聯系，有的是因為圖案的契合。《24城記》講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我父母都是在體制內工作，但我沒有在這種單位工作過一天，因此體制內工作、生活的細節是什么，我只能通過與家人的交談得知。拍這部電影，也是為了關注所謂的單位里發生了哪些變化。《24城記》中的軍工廠是在冷戰時期建立的，這個廠從東北遷移到成都。三四十年后，工人們在廠里還說東北話，他們管這叫“廠話”。在拍攝的時候，工廠的機器給我抽象冰冷的感覺，而工人們的工作非常軍事化，他們相當于半個軍人，在入職的時候還要簽保密協議。
我很喜歡物品，在《三峽好人》中以“煙、酒、茶、糖”為主題分了四個段落。我說的靜物不止是學美術的時候用來畫畫的靜物。我說的是觸手可及的靜物，就像電影放映廳中，散場之后，觀眾都走了之后，留下的很多物，這些物是有情感的，是會講話的。
我對空間特別著迷，建筑本身里面蘊藏著很多人生活的溫度、軌跡。我通過這些物來想象里面的人過去是怎么生活的。過去的生活已經遠離我們，有時候我很享受那種抽象感，不一定要跟里面的人有多少深入的接觸交談，可以通過面孔想象他們的身世和經歷。
黑明：在采訪的過程中，有很多難忘的經歷。我希望選取的人物不僅有普遍性，也要有典型性。拍知青的時候，我在北京、陜西來回跑，采訪了100個人。如果只選局部地區，不能體現在整個中國發生的事情，當時中國5個區域有大量的知青，我選擇了陜西和北京。我曾采訪過一個科學家楊衛，這個人家學很深厚，他在下放的時候，父親對他說，不要放棄讀書。他在當知青的過程中就堅持讀書，后來考上了西北工業大學，后來他又去美國布朗大學讀書，但因為特別喜歡清華園，而放棄了美國的生活，回到清華。他先后13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
我還采訪過一位叫杜如意的知青，他在八寶山殯儀館工作。采訪那天早晨八點，我就到那兒，對他進行采訪時，他很熱情地向我展示工作中的每個側面。到了中午，當我和我的同事準備走的時候，他非要留我們在那兒吃飯，盡管很不習慣，但為了表示對人家的尊重，我還是吃了。吃完飯，杜老師又堅持開車送我們去地鐵口。我們一看那車，也覺得不自在。車是加長的，車門一打開，里面又是軌道，又是白花，杜老師看出我們的顧慮來，說讓我們坐前面。等到了地鐵口，臨分手的時候，杜老師對我說，黑明以后有事你就打電話。沒想到，后來我還真是多次麻煩杜老師。有一位老攝影家去世，我們去為老先生送行，結果路上堵車就沒趕上儀式。等到了那里我找杜老師幫忙，去停尸房一個個找，最終找到老先生的遺體做了告別。以至于現在朋友有親人去世，我經常主動提出幫忙。
做農民的選題時，我去了延安的一個村子，叫新窯子村。村子里的人沒接觸過外面的世界，第一次去的時候，村民都誤以為我是特務。有個村民叫劉勝利，他家的孩子生病，我把隨身帶的兩盒藥給了他，小孩兒吃了藥，病就好了。于是，盡管大家都不信任我，他卻信任我。在村子的一個星期，他幫我背包，扛著三腳架，陪我四處采風。我走的時候，他要把身份證送給我，我說身份證這么重要的東西怎么能送給我。但他執意要給我，因為上面有他的個人照片，送給我留個紀念。我心想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便拿走了。此后五六年，每次我去新窯子村，他都沒找我要。直到有一次我再去，還沒進村呢，他就在村口等我要身份證。原來當地根據身份證分土地，他沒身份證，一家都成了黑戶，連地都沒分上，我回到北京后趕緊寄給他。后來劉勝利專門為給我打電話買了個手機。當天半夜他又打過來，對我說，看看夜里能不能打到北京。村里的信號很不好，他每次都要爬到山頭上給我打電話。直到現在，他還經常用電話跟我談心。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