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
文化的提升，既是中國夢的目標因素，也是其條件因素。中國夢的實現，歸根到底靠的是廣大勞動者、基層百姓普遍的追夢行動，而最接近百姓本真存在的日?；顒?，直接受著日常生活觀念的引導和影響，由此可以說，中國夢實現的基礎離不開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
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必要性
我們知道，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從百姓的角度看，百姓幸福、人人幸福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奔“小家”幸福，離不開“大家”幸福。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夢呼喚的日常生活文化，就不僅僅是“感性文化”，即直接源于自己感性需要的欲望、表層觀念；她又呼喚“理性文化”，即經理性反思，指向自己整體和長遠需要的，指向個人、民族、國家統一利益的理性、深層觀念；她還呼喚“信仰文化”，即經超越性體悟，指向由“信服”而“仰視” ，指向至上目標、“共同理想”的超越性的心靈狀態。
同時，中國夢也是百姓的幸福夢，后者的內涵不是固定的，是可發展的，進而幸福的主體也是可成長的。因此，中國夢呼喚著日常生活文化的可發展性，即由表層文化不斷地向深層文化遞進的性質。概而言之，中國夢呼喚著的是立體性的、可發展的日常生活文化。
現實日常生活文化存在的問題
隨著社會轉型，中國日常生活文化也在轉型。應該說日常生活文化有了空前的進步，無論內容還是形式，日常生活文化日益多元、豐富，消費性、娛樂性、休閑性、審美性都明顯強化。但毋庸諱言，日常生活文化日益凸顯出我們不容忽視的問題。
問題主要是日常生活文化的“平面化”。社會快速轉型，猶如高速列車快速轉彎，人們來不及做深層的理性思考，急于應付眼前的問題。商品化、快節奏，再加上大眾文化如鮑德里亞所說的“社會規訓”，人們的日常觀念在自覺不自覺中被“拉平”了、“平面化”了，“感性文化”風靡一時。日常生活文化的的這種“平面化”呈現出三個特征：
其一是類型化。這里正如美國后現代理論家杰姆遜所說的西方消費社會的“消費類型”，人們的消費欲求被類型化了，人們通過商品經濟剪刀的“裁剪”和大眾文化“消費偶像”的示范，被“類型化”出標準的形象模式、風格化的生活設計、理想愛情和標準的生活模式等等。類型化，實際上引導的是單一和趨同，它終歸只是在“感性文化”的平面里打轉。
其二是世俗化。表現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逐利、享樂和感官娛樂津津樂道，深層哲理性思考被邊緣化，對愛情、家庭、社區現實和未來責任感棄權式的自我放縱，甘于平庸，對深沉、理性、信仰調侃和嘲諷。世俗化的日常觀念和情緒，盡管令人眼花繚亂，但還是停留在眼前的生活圈子，局限于“感性文化”的平面。
第三是虛幻化。日常生活追求中無論“一夜暴富”，還是“高富帥”等等，正如德國哲學家威爾什提出的，在消費社會，生活的審美化使“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趨向于審美的傾向”，而由此帶來的是脫離實際生活種種艱辛和困難的，“虛擬性和可模擬化”的美好神話。這種虛幻的“肥皂泡”，一經落入現實生活，便會破滅，它與理性、理想、信仰的走向實際上是南轅北轍。
顯然，包含著刺激、粗糙、感性等因素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平面化，它的實質是“喚醒欲望、激活欲望”，而且是滿足和停留于欲望，顯然，如果不經成長和提升，這種文化很難適應中國夢對日常生活文化立體性和可發展性的內在要求。
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路徑
如此看來，適應中國夢的內在要求，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指向可以是感性文化→理性文化→信仰文化。至于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主要路徑，我們應當積極探索，當下，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眾文化擔責。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消費社會”的“邏輯”，不能純粹“商品化”，既要利用商品運作的規律，又要發揮“中國道路”的優勢，大眾文化既要承擔豐富日常生活文化的職責，又要擔當提升日常生活文化的責任。其中，“媒介人”首當其沖，其在創造日常生活新的欲求、新的價值觀上，在引領日常生活理性思考和判斷上，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二是學術研究介入。支撐中國夢實現的中國特色的日常生活文化提升，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鑒。日常生活文化，是中國夢大廈的基礎，學術研究不應該遠離或漠視日常生活文化領域。日常生活文化適應中國夢內在要求的演變規律，新時期大眾文化教育、教化功能發揮的應然機制，日常百姓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精神乃至文化自覺的成長和培養等等，都需要學術研究積極介入，需要學者的自覺努力、積極探索。
三是主流文教滲透。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可以更多關注日常生活文化建設。日常生活文化涉及到所有人，它的主體是大眾，它是文化的面積廣大的汪洋大海。主流文化注重對日常生活文化的滲透，既有利于主流文化的價值實現和效用提高，也有利于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而且，可以將有利于日常生活文化提升的內容和活動適度納入各級各類教育活動中，促進當下和未來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素養提升。
四是制度提供保障。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單靠教化和引導是不夠的。因為日常生活文化的提升離不開交往，正如學者魯鵬所說，“交往既包含沖突，又包含合作，沖突產生制度的必要性，合作產生制度的可能性，制度存在的理由，即在于規范人的行為、調節人的關系，把沖突限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圍內”。因此，我們需要逐步摸索和建構一套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相應機制，包括諸如日常生活文化介入、交流、培訓、志愿服務、評價、評優、獎勵等法律、規章、規定、公約的制定、改進、完善和實施，來激勵和保障百姓日常生活文化精神成長和提升的積極性，鞏固百姓日常生活文化精神成長和提升的成果，在百姓日常生活文化精神的持續成長和提升中，夯實中國夢實現的日常生活文化支撐基礎。
（編輯：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