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學教育回歸人才培養本位
近年來，“錢學森之問”和“錢理群之憂”引發了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深刻討論和強烈反思。這一問一憂，都不約而同地指向大學教育的一個核心問題，即人才培養。應當說，這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對大學根本使命的一種追問。正因如此，我們應當從更寬廣和更深層次，對日漸模糊化的大學的根本任務進行全面反思，讓大學教育真正回歸到人才培養的職能本位。
大學最重要，或者說最根本的使命與任務是什么？隨著近代以來實用主義思潮的泛濫，加上科技創新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凸顯，社會對大學在直接服務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期望值也不斷提高。由此，對大學辦學水平的評價，則更多地從大學服務社會的能力和科技貢獻率來進行評判。這樣一來，造成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無論是社會還是大學自身，都形成了對大學人才培養職能作用重要性認識的逐漸消解。
紐曼在《大學的理想》一書中，早就從詞源學的角度提出“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并由此引申出大學的使命——“培養有文化修養、具備行為和思想上一切優良品行的紳士”。蔡元培先生也曾指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所以，就大學內部的運行機制而言，師資隊伍、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等等，固然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偏廢的，但最終的價值取向應是為了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在社會對大學辦學水平給予客觀評價時，大學在對自身進行定位時，都應該有此清醒的認識。否則，就會導致大學根本職能和根本任務的錯位，必會出現“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問題。因此，要培養杰出人才，最迫切的，是要讓大學的辦學理念和職能定位，真正回歸到人才培養的根本使命和任務上來。
作為大學，怎樣才能真正更好地承擔起創新型人才培養這個根本任務？要回答和解決這一命題，必須跳出改革培養模式、創新教學方法等傳統思路，更多地去探究本源性、深層次的答案。我想，至少要涵蓋三個層面的內容，即堅守大學之道、明晰育人理念和側重人格養成。
堅守大學之道，就是要處理好大學“以自我為中心”和“以社會需求為導向”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使大學在其獨立性與社會性之間達至一種平衡。不論這種平衡能否在實然層面實現，大學“以自我為中心”及其“獨立性”，都應始終優先于“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及其“社會性”。也只有首先做到這一點，大學才不至于淪為“職業化人才的加工廠”。
明晰育人理念，需要大學從教育理念或者說“辦學信仰”的層面，樹立起清晰準確的人才培養目標，解決好“究竟要培養什么樣的人”的問題。縱觀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學，無一不是在育人理念上有著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斯坦福大學的“造就有文化教養的、有實用價值的公民”、牛津大學的“立足于培養各行各界的領袖人物”等等。對照當前我們在人才培養領域的諸多困境，其實癥結之一，恰恰就在于未能明確“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或“能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使得創新型人才培養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眼高手低、與職業型人才混淆不清，進而導致流水線生產、同質化傾向等問題，最終的結果，反而是與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初衷背道而馳。
側重人格養成，旨在解決大學在創新型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價值取向問題。創新能力作為一種復雜的能力結構，包含三個層次的核心內容：一是探索發現知識；二是重新組合知識；三是首創前所未有的事物。在這個結構中，創造性人格和創新性思維處于最高層次，是創新能力的核心特征。由此，對于創新型人才培養，我們的評價標準，必須由“取得實實在在的創新成果”，向“培養形成創造性人格和創新性思維”轉變。加強思維訓練，培養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是大學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必經之路，也是大學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撐、提升社會貢獻度的重要途徑和價值作用所在。
我感到，始終堅持人才培養的根本任務，是合乎大學發展規律和實現大學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高等教育“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個人小傳
羅和安，湘潭大學校長，1954年出生，1975年畢業于湖南大學，1993年獲挪威理工大學博士學位，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科技領軍人才，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作者為湘潭大學校長)
（編輯：單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