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中國被忽視的憂患意識
《乾隆南巡圖卷》（局部）
18世紀中國的康乾盛世，特別是1759年清朝統一新疆后出現的“全盛”局面，無論是在疆域版圖上，還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統治能力、文化繁榮程度上，都遠遠超越前代，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繁榮昌盛的奇跡，正如時人所謂“轢古凌今，遘史冊罕逢之盛世”（于敏中：《素余堂集》卷25，《賀平定西域表》）。而最高統治者乾隆皇帝則將“持盈保泰”作為自己的主要施政目標，所謂“益勵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愿與中外臣民共之”（《乾隆朝上諭檔》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持盈保泰”，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思潮的一部分，主要指的是當事者處盈泰之時，更滋敬慎之心，以保持事物的完滿狀態。“持盈保泰”，說穿了，就是要維持盛世現狀。然而，繁榮的延續不可能靠無所作為來實現，18世紀中后期，清朝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統治集團喪失了進取的動力，在“持盈保泰”的口號下，清朝的官僚們，從大學士到知府知縣，在歌舞升平的同時，很少有人認識到自己所處時代的微妙性，更沒有想到巨大的衰落潛藏于眼前的繁榮之中。不少人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謀取私利，政風敗壞，腐敗公行，“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11冊，第4810頁），社會矛盾逐漸趨于激化。
當然，昏聵從來都不能概括歷史的全部。在歌舞升平的繁榮時代，仍有一些知識精英對當時的形勢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乾隆時官至刑部侍郎的錢惟城，曾作《持滿論》一文，對統治者提出嚴肅的忠告。他說：“事變之來，每在所備之外，非必智慮有所不及也。”“天之乘人也，每于意之所疏，而事之所反。憂在內者，患在外。憂在外者，患在內。以嚴著者，以寬敗；以緩稱者，以暴亡，往往然矣。”有鑒于此，他主張統治者處在極盛之時，不能只考慮消除隱患，而要想方設法杜絕產生隱患的原因，即“圣人不務為彌患之術，而惟求無致患之隙”。在他看來，最主要的辦法就是戒除驕矜之念。他說：“弊必起于所偏，而萌于極盛。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處盛而矜，則患必中之。”他提醒皇帝：“盛滿之為患而驕矜之取敗，夫人而知之，而賢智不免者，暇豫則智計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清朝經世文編》卷七，錢惟城《持滿論》）
在18世紀，對清朝全盛背后潛伏著的嚴重社會危機感覺最為敏銳的是著名理學家、大學士蔡新。蔡新，為乾隆帝師傅蔡世遠之族子，年紀較乾隆為長，故乾隆對其頗為尊重，嘗說：“今之群臣，孰可當老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曾稱贊“蔡新或備伯兄行”（《清史列傳》卷二十六）。蔡新于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致仕，此后，乾隆帝還屢寄御制文令其閱看，諭曰：“在朝竟無可與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頌。據見奏來，以為何如。”（《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63輯，第540—543頁）
大概是因為乾隆帝對自己比較尊重，故蔡新在所進經筵講義中，比一般文學侍臣更明確地表達自己對清朝統治形勢之深切憂慮。在《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一文（《清經世文編》卷五）中，他不但分析了傳統社會治亂盛衰的一般規律，而且列舉了清朝由盛轉衰的種種征兆。在他看來，當時的清朝，貌似繁榮，其實存在著不少隱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貪圖安逸，不計久遠。蔡新說：“天下之亂也，不于其亂而生于極治之時。”開創之初，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臣同心，為鞏固江山努力打拼。而進入盛世后，形勢為之一變，君臣上下，養尊處優：“上恬下熙，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游為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為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日后之悔者也。”
第二，政令繁瑣，政風頹廢。蔡新指出：開國之初，政令法制均不健全，主要靠官員的責任心，靠德治。承平以后，文網愈密，法令日繁，“以繁文縟節為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為足以厘剔奸蠹”，然而，太平時期，真正敢負責任、勇于承擔責任的官員少了，政令法規往往是“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偽”。“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為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
第三，物力艱難，民生漸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繁榮時期，一方面百姓惰性增加，風俗奢靡，另一方面朝廷稅賦加重，貧困漸增。在這種形勢下，就需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百姓在財富分配上的關系，要“量入以為出”。蔡新批評說：朝廷“因出而經入”，盤剝搜刮的結果，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
第四，士風萎靡，人才漸缺。蔡新說：“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世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而在天下太平之時，隨著“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也就“諱言風節”，于是，整個知識界風氣為之一變，“拘牽文義以為學，熟悉圓通以為才，卑順柔詭以為德，靡曼繁縟以為文。俗以此為尚，家以此為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蔡新悲嘆道：“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也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茍且矣。”在這種情形下，清朝吏治不可能真正有所作為。
第五，風俗澆漓，吏治敗壞。在蔡新看來，風俗是盛衰之本源。而天下承平之時，世風漸壞，需要高度重視。朝廷對百姓撫恤漸少，商人崇尚奢靡，邪惡欺壓善良，都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蔡新說：“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于愚戇而疏于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風俗澆漓、吏治敗壞，必然導致社會危機的出現。
蔡新最后指出：盛衰之變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最高統治者自身，清朝要防止出現盛衰之變，“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
應該說，無論是錢惟城關于“事變之來”的擔憂，還是蔡新列舉的盛衰之變的種種征兆，都反映了乾隆中后期清朝社會的現實。他們強調人君自身的修養，也說到了問題的關鍵。遺憾的是，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并未達到振聾發聵的效果。清朝統治集團以及士人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依然陶醉在全盛的喜悅中，甚至對敢于揭露真相者予以重懲。像乾隆五十五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奏地方虧空甚多，“各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各省風氣皆然。”乾隆帝見后，勃然大怒，責其“莠言亂政”，“以捕風捉影之談，為沽譽邀名之舉。不但誣地方官以貪污之罪，并將天下億兆民人感戴真誠全為泯沒，而朕五十五年以來子惠元元之實政實心，幾等于暴斂橫征之世。”下令其指出聞之何人，于何處見此情狀（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367，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下），并聲稱：“平心論之，今之百姓久樂升平，并無苛政，實當感戴國恩”（《清高宗御制文集》三集卷十三）。此案查處的結果，尹壯圖被降職，“嗣以母老，奉命歸養”（《清史列傳》卷27，《尹壯圖》）。這個時期，一些生活在基層社會的學者，也通過種種方式，對當時逐漸嚴重的社會問題表示擔憂，甚至采取攔輿獻策的方式，企圖喚起朝廷的重視。然而。這些舉動無一例外地遭到清廷的鎮壓。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五月，年已60的廣西生員吳英攔輿獻策，對清朝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表示擔心，指責清廷“備荒無術”，并對鹽政、盜賊、煙草、寺僧等問題，提出一系列見解。吳英懷著滿腔經世熱情，堅信自己“所欲言皆國家利賴之事”，雖言出禍隨，亦在所不辭。該策書遞上后，果然激怒清廷，廣西巡撫姚成烈責其“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建議將吳英“比照大逆例凌遲處死”。乾隆帝朱批：“大學士、九卿核擬速奏。”（參見《清代三朝史案》下冊，《吳英攔輿獻策案》）
“變起一朝，禍積有素”（《清史稿》卷16，《仁宗本紀》）。18世紀中國憂患意識被忽視和壓抑的結果，是腐敗愈演愈烈，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各種危機潛滋暗涌，而清廷社會統治和管理能力日漸衰微。及嘉慶帝即位、白蓮教起義爆發，清朝遂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世。（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