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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國內首部“80后”勵志話劇《再見李想》在北京朝陽1919小劇場上演

　　國家話劇院副院長、戲劇導演王曉鷹曾說：“小劇場不能僅僅為了生存而忽略對藝術的追求，它不僅不能放棄藝術本身的力量，反而要借助這種力量去獲得觀眾的認可，這才是小劇場存在的根本價值。”不過，高貴的理想總免不了遭遇現實的窘困，藝術表達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面對觀眾欣賞特點的轉變。如今的小劇場本身，已然成為了一臺悲喜交集的大戲。

　　近日在剛剛落下帷幕的“再劇場——中國十城市獨立劇場發展論壇”上，北京蓬蒿劇場，上海下河迷倉、草臺班，廣州水邊吧，南京貓頭鷹劇團等全國各地的小劇場代表通過對談、報告、表演等特殊形式，對各自的藝術理念、經營狀況展開表述。不僅如此，蓬蒿劇場作為論壇的策劃方還在現場報告的環節安排了特邀戲劇人、創作者作為與會評論員，各個劇場之間，劇場與資深戲劇人、創作者、觀眾之間，借助第四屆南鑼鼓巷戲劇節這一平臺，在碰撞的過程中加深了解、互通有無。

　　“劇”和“場”

　　2008年9月，緊鄰中央戲劇學院的北京市東城區東棉花胡同35號，蓬蒿劇場——一座由民間投資建設的小劇場注冊了工商營業執照，并于2009年2月17日正式獲得由東城區文化主管部門頒發的營業性演出許可證，核定座位數86個。“想要爭取一個這樣的空間，難度相當大”，在這個過程中最讓創辦者王翔難忘的，是缺一不可的“6個證”——工商營業執照、場地經營許可證、演出經紀許可證、組織貸款證、稅務證和統計證。在運作模式上，蓬蒿劇場多年堅持低票價的原則，不僅如此，他們還對80％以上的演出劇目不收取場租，以減輕劇組前期制作成本的壓力。他們還多次以場制合一的形式推出作品，由劇場投資、出品，或采取劇組制作、劇場監制、票房分賬的方式。不過對于上演的劇目，蓬蒿劇場會逐一進行嚴格地篩選、監制，不會像有些劇場那樣只以場租作為標準。

　　“劇場”的概念如今已被不斷拓寬，這使人們能更為寬泛地接受各種形式的觀演。如果將“劇”和“場”分開來看，“場”是做戲的地方以及外面更為廣闊的社會場域，“劇”就不只是關在房間里，用演員、燈光和道具假造出來的。身兼導演、編劇、制作人等多職于一身的張獻談到：“劇場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建筑物那么簡單，劇場的第一要素是觀眾。觀眾是誰？是在社會環境中行動的人，因此人在哪里劇場就在哪里。只要有同行者一起努力，兩個人也可以構成一個劇場。”2004年的夏天他在上海南端下只角的一間倉庫創辦起下河迷倉——上海第一家非盈利的表演藝術基地，同行者是合作多年的王景國。“我自己不是導演，也不是編劇，但我有我的訴求。我希望下河迷倉能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一種對社會的進步起一點作用的文化現象，對戲劇本身的探索也盡一點力。”王景國認為作品之外的演后談更有意義，他說：“觀眾代表著社會，走進劇場觀看表演，并且通過演后談對某一社會議題進行品評、討論，挖掘出他們成為‘參與性公眾’的潛能，而不是袖手旁觀，這才是戲劇最根本的意義所在。”當文藝批評家們感慨當下的眾多影視作品缺乏現實性的時候，下河迷倉所呈現的一部部實驗作品卻以“個人化”的視角，與觀眾一道對現實生活的核心問題給予關注和多維度的解讀。

　　吐槽之外有反思

　　“我們身處的環境很惡劣，但把環境說來說去就只是吐槽大會。反正環境惡劣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小劇場與藝術家、創作者要怎樣去面對這種現狀呢？我們的行動力在哪里？是不是應該更有創造性？是不是應該更有勇氣？是不是應該做更有持久性的、有意思的作品出來？每一個小劇場的人在吐糟之前，也應該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做得還不夠好。”同樣來自上海的草臺班的代表，名叫瘋子，出語卻冷靜客觀。

　　“草臺班”原指農閑時在婚喪嫁娶或節慶廟會上助興的業余班子，2005年春，一個以“草臺班”為名的民間戲劇團體成立，代表的是同仁們保持民間色彩、關注社會議題、做非牟利平民戲劇的自我鞭策。“我們的方式是免費演出，結束后由觀眾自愿捐助；成員們交班費，每個星期天聚會，在一起創作，分享彼此的心得。”瘋子說，“草臺班一路走來的8年間，縱然條件窘迫，卻也獲得了極大的自由，“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分別在2007年和2011年進行的兩次‘拉練計劃’——坐上火車，經杭州、廣州、南京、武漢、濟南到北京，完成《小社會》（第一、二卷）的巡演，在圖書館報告廳、校園課堂、酒吧、當代美術館、民樂館、帳篷劇場以及正規劇院等各種場所進行演出。2011年我們8個人在1個月間走了6座城市，進行了13場演出，舉辦了4場講座，總共花費2.5萬元左右，確實相當辛苦，但也真是腳踏實地地開闊了視野。‘舞臺小世界，世界大舞臺’，現實的生活每天都散發著無窮的戲劇性，我們如何不去置身其中呢？這是一種太好的鍛煉”。

　　演出成本決定一場話劇的收費標準，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拿200元至800元，甚至更多的錢去看一場兩個小時的演出，對于多數的普通觀眾而言，看話劇只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打牙祭”。培養健康的話劇氛圍以及固定的觀眾群，真的有那么難？得到的答案是“真的難”。不少業內人士把它歸結為“歷史遺留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由國家投入并生產出的作品，在演出時都有一定量的贈票。這項不成文的規定又稱“友情捧場”，看似為作品增加了不少“人氣的光環”，但久而久之，買票看戲反倒成了一件稀奇的事情。

　　“不以盈利為目的，不賣票也就不存在贈票，所有的演出都是免費，我們只為讓每個人都可以輕松、自在地接觸到真正有意思的戲劇作品。與其抱怨，還不如想一想實際可行的辦法。并不是一定要到金碧輝煌的大劇院才叫‘去看戲’，像我們在去年5月開展的咖啡劇場，主題就是用喝一杯咖啡的時間遇見一場戲，作品有長有短，觀眾來去自由。”南京貓頭鷹劇團的創辦者陳元元告訴記者，她更加不希望看到的是年輕的戲劇人因為環境的限制而被埋沒，“我們每年有很多戲劇相關專業的學生畢業，導演、表演、編劇專業等，大家花4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最后做的事情卻遠離了他們一直學習的東西，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渴望把自己的東西表達出來，應該提供一個平臺給他們。幸運的是最近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空間，就是南京大學的呂效平老師辦起的黑匣子劇場，免費提供場地，我們的《守歲》就去了那里演出，所有的費用加起來只有幾千塊”。

　　如今，年輕一代的觀眾有了走進小劇場的習慣，更多的“80后”、“90后”不再只是窩在家里看電視，他們更注重“存在感”，也就更傾向于群體交流式的文化生活。另外，在微博等更多新型的公共平臺上，專家的壟斷不復存在，人人都有發言權，無論大劇院還是小劇場，作品的各種光環褪去，戲做得好才能有口碑。小劇場的小，是物理空間的小，不是社會擔當與藝術追求的小，因此縱然是小劇場，也能做出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