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青衣、花旦遇上惡婆婆
京劇電影《蘭梅記》點映暨研討會在京舉行，專家研討于蘭詮釋梅派、電影詮釋戲曲
當青衣、花旦遇上惡婆婆
京劇電影《蘭梅記》劇照
婆媳關系是時下熱門的電視劇題材，飽經婆媳劇“洗禮”的觀眾，能想象古代婆媳關系是怎樣的嗎？于蘭主演的京劇電影《蘭梅記》給出了答案。7月13日，由中國文聯、中國劇協、電影頻道節目中心、北京東方一處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蘭梅記》在中國電影資料館點映并舉行了《蘭梅記》戲曲電影研討會。
《蘭梅記》講述了兩個性格迥異的媳婦——春蘭和冬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處理婆媳關系的傳統倫理故事。長媳春蘭賢孝，卻因未能生子，而屢遭婆母虐待，終于在次子娶親之時被驅逐。次媳冬梅在長輩安二爺授意下，大鬧洞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令婆婆吃盡苦頭，才幡然悔悟認識到大兒媳的賢惠，進而將春蘭接回，讓小夫妻重聚，闔家團圓。《蘭梅記》在舞臺劇的基礎上，融合了電影藝術語言，塑造了一部韻味十足的藝術作品。
研討會上，著名文藝評論家仲呈祥說，從家庭倫理的角度切入是這部戲最大的現實意義。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丁亞平對此表示認同，片中于蘭分飾春蘭、冬梅兩個角色，性格鮮明，既有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又有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從傳統中尋找文化資源。
《蘭梅記》故事樸實、典型，濃縮了真實的生活情感以及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充分發揮了京劇藝術的本體之美。整部片子有八個人物，演員七人，用最少的人物結構涵蓋了京劇生、旦、凈、丑四個行當，最大限度地展現了京劇所特有的國粹之韻。于蘭飾演兩個人物：春蘭（青衣）、冬梅（花旦），這是本片的一大亮點。前面是溫柔典雅的青衣，后面則搖身一變成了睿智可愛的花旦，這對于演員的表演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于蘭說：“拍《蘭梅記》可讓我吃盡了苦頭，因為電影要拍很多特寫，所以電影妝要比舞臺妝精細得多，化妝的時間也要長出一倍。這樣一來，每天化完妝，為了避免不花妝，我就不能吃飯了，經常拍到下半夜結束，我才能吃飯。每天都是餓著肚子拍十幾個小時，身體都快吃不消了。而且我們的拍攝是順時拍，先拍溫柔的春蘭，再拍活潑的冬梅，在春蘭的部分體能就消耗得很嚴重了，但到了冬梅的部分，更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因此壓力很大。”
于蘭的表演可用雅、俏來形容，獨具一格，別有味道。前面的春蘭（青衣），如蘭馨香，后面的冬梅（花旦），如梅傲雪。于蘭深得梅蘭芳先生的琴師姜鳳山老先生真傳，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頗具梅派神韻，對于春蘭的處理延續了梅派藝術在表演上的雍容大方、典雅嫵媚，唱腔圓潤、細膩。對于冬梅，則又展現出人物的俏、嗲，天真中帶自信，熱烈中藏嬌羞，唱腔高回低轉，身段上婀娜多姿。仲呈祥高度肯定了于蘭的表演，他說：“‘蘭梅記’三字或許可做另一種理解，蘭是指于蘭，梅是指梅蘭芳，《蘭梅記》是于蘭對梅派藝術的發揚光大。”
《蘭梅記》由朱趙偉擔任導演，并由姜鳳山先生親自擔任此劇的音樂唱腔設計。于蘭說：“在河南做點映的時候，觀眾的配合度特別高，他們會根據劇情的走向在臺下交流；在哈爾濱點映的時候，散場后，很多年輕觀眾圍著我說，他們從不知道京劇原來這么好看。”從放映的效果上看，《蘭梅記》在戲曲與電影的融合是成功的。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章柏青分析道：“家庭題材、平民化的故事容易為現代觀眾接受；富有對比性的表演和劇情的結構很有新意，導演在鏡頭語言上做了努力，拉近了戲曲與觀眾的距離，照顧了年輕觀眾的興趣點。”中國戲曲學院教授傅謹補充道：“《蘭梅記》的唱腔很精彩，眾所周知，戲曲在西北地區的受眾非常廣，如果這部電影重點在西北發行的話，我十分看好。”
除卻對電影、戲曲傳播的幫助，《蘭梅記》對戲曲電影的拍攝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趙衛防認為，好的戲曲電影的最大訴求，就是找戲曲和電影的平衡點，《蘭梅記》做得還是比較出色的，比如景別的錯落有致，通過正反打加快節奏，運用閃回、慢鏡頭等電影語言交代劇情。值得注意的是片中出現了實景，比如洗臉水用的是真水，照鏡子的動作也是實的；尤其是最后一場戲完全通過動作敘事，音樂襯底，這都是電影化的手法。傅謹則認為，這種頻繁的正反打恰恰干擾了觀眾入戲，妨礙表演的連貫性；北京電影學院教授楊遠嬰認為，戲曲的假定性和電影的真實性在《蘭梅記》中的沖突，需要引起戲曲電影工作者的注意，寇春華男扮女裝飾演的婆婆出現在大銀幕上時，讓人很難入戲。中國影協分黨組成員、秘書長許柏林則建議，傳統的程式、扮相應該加入讓現代觀眾一目了然的元素，以突出人物性格。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