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的歷史典范和影像再現
群眾路線的歷史典范和影像再現
——評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
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取材于三年困難時期，以周恩來連續四個晝夜在河北武安伯延公社調查研究，直至請示毛主席后，伯延在全國人民公社中第一個取消集體食堂為主要內容。觀罷此片，深為人民群眾為黨分憂的精神所打動，為領袖的人格魅力所感召，為創作者駕馭題材的藝術才華所折服。此片是重大歷史題材電影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新收獲，為當前正在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提供了一部生動的影像教材。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在歷史自覺中充滿著時代自信。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該片在歷史中探尋真知，深具歷史意識。創作者不回避矛盾，對那段曲折歷史充滿一種深深的惋惜，正如片中周恩來面對饑餓中的伯延公社的百姓，沉重地說：“我應該向你們道歉！”對于藝術作品而言，這只不過是偉大心靈的回聲罷了，而作為一種歷史自覺，這其實是我們黨的深刻反思。也正是有了這種歷史自覺，我們才有了當下的時代自信。當然，我們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即使是諸如《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中出現的那種曲折，也為當下的偉大時代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同時也是一種促進廣大黨員干部知黨愛黨、知史愛國的史學讀本。《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很好地把握了“兩個不能否定”， 其歷史價值不僅是站在今天看昨天，而且是站在明天看今天，在今天創造明天。從這一點說，此片為重大歷史題材創作提供了新經驗。
正在進行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教育廣大黨員干部樹立更加牢固的“群眾觀”，從而更加自覺地熱愛人民、服務人民。《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呈現的正是一曲領袖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頌歌。影片中伯延公社的老百姓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生活過得非常艱難，但依然具有與黨休戚與共的擔當精神，所以最終能夠實事求是地撤銷集體食堂，從而使國家建設回歸到尊重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道路上來。就劇情而言，不必說鄉親們為總理的到來唱戲曲落子《端花》，不必說老奶奶賣掉了自己的壽木為總理做拽面，不必說老主任郭百歲怒打說假話的兒子——公社主任郭鳳林，單說將“說怪話”的“落后分子”關起來不與總理見面一事，就并非是干部與群眾的生死對立，而是公社主任郭鳳林作為基層干部，純樸地認為“自然災害、蘇聯逼債等等夠讓主席、總理操心了，我們這點困難不值得雞一嘴鴨一嘴地叫喚”。片中的一切矛盾都不是不可調和的死結，而是一種以當下目光回望歷史的“好與更好”愿望的“二律背反”。這正是導演陳力的高明之處。片中老百姓“不憂生死，而憂國衰”和領袖一起共克時艱的純樸舉動，都是為片尾張二廷的肺腑之言“取消集體食堂”蓄勢。當片尾炊煙裊裊的場景出現時，一種“人民創造和推動歷史”的唯物史觀就成了審美時不自覺的賁張，實現了將歷史意識“在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創作主張。
另外，《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所蘊含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值得我們牢牢記取。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寶貴的思想路線。《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從總體上是對這種思想路線和實踐觀的藝術表達。影片不回避左傾政策失誤的矛盾，但認識到問題的關鍵是解決矛盾。周恩來在河北的調查研究只是中央領導進行調查研究的一個縮影。當時毛澤東在上海鄉下、朱德在河南鄉下、劉少奇在湖南老家、鄧小平在北京順義縣、陳云在江蘇青浦縣，等等，都在開展調查研究。據史料可查，在影片故事的時間節點上，1961年毛澤東著有《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劉少奇著有《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周恩來著有《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等。可以說，沒有這一次的調查研究，科學的決策就會更晚出臺，三年困難時期也許還要延續更長時間。影片中周恩來總是虛心地向群眾學習，在群眾中吸取智慧，征求群眾意見，激發群眾活力。他學栽地瓜秧，愿為張二廷撫養孩子，在調查研究中對攝影記者說“你這個照相機咔嚓咔嚓，嚇著人家”，等等，這些細節可以說為當下教育實踐活動提供了優良作風的典型范本。當周恩來用公社喇叭果斷地宣布“毛主席說，辦不辦集體食堂，伯延人民自己說了算”時，“一切從實際出發”催生的雄才大略得以生動展現，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實現了高度的融合，作品也完成了對“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思想表達和作為藝術作品的主題表現。相信看到此處，廣大觀眾會由衷地擁護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黨的思想路線，廣大干部也能夠反求諸己，完成一次思想的躍升。
（編輯：單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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