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么體裁？
讀孫惠芬《生死十日談》
《生死十日談》孫惠芬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孫惠芬給文學界和評論家提出了難題
孫惠芬的長篇新作《生死十日談》在2012年第10期《人民文學》雜志首發后，受到關注，也引發了一定的爭論。爭議的焦點在于：這部作品究竟是什么文體？是什么體裁的作品？2013年初，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在推選2012年度作品排行榜時，多位專家力薦《生死十日談》，希望將其選入排行榜。當時我提出，作者在文后明確標示：本文人名等為虛構。在該作品在《人民文學》一發表，我即將其收入本人主編的《2012年度中國紀實文學佳作》一書并置于榜首，當時我曾致電孫惠芬詢問，她明確告知文中存在虛構內容。因此，中國報告文學排行榜最終沒有推薦這部作品。應該說，這是本年度的一部重要作品，然而，在多位專家關于2012年長篇小說的綜述文章中，似乎只有白燁重點評述了這部新作。在我看來，究其原因就在于孫惠芬給文學界和評論家提出了一個大難題：這是什么體裁？長篇小說乎？報告文學乎？
《生死十日談》在《人民文學》上首發時放在“非虛構”欄目內。可見，孫惠芬提出的難題并非自她而起，而是從《人民文學》近年來倡導的“非虛構”創作而來。我注意到，白燁老師在評述年度長篇小說時，也將梁鴻的紀實新作《梁莊在中國》（單行本更名《出梁莊記》）納入視野。而報告文學界亦將這部作品歸入自己的范疇。這便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非虛構作品是什么文體？是一種雜糅文體？跨界文體？還是出現了一種新文體？
有人——《人民文學》雜志、陳丹燕的長篇小說新作等還采用了“非虛構小說”、非虛構長篇小說等名稱。我對此不以為然。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 novel），這個舶來品名稱，早在1980年就被翻譯家董樂山否定過，今天，這個名目依舊不能成立，不能被接受。然而，文學創作中確已出現了一批《生死十日談》這樣的疑似報告文學疑似小說的作品，孩子都生出來了，我們還不給發準生證，或在準生證上寫上“非驢非馬”之類的名號，顯然匪夷所思。
讓我們好好打量這個新生兒。從虛構這一特征上看，毫無疑問，它有大量的虛構人物、虛構內容，可以歸入小說，因為報告文學絕對杜絕虛構。但是，如果簡單地將其歸為小說，似乎又降低了其逼近生活真實的優長，降低了作品的分量。或許，我們可以給類似這樣采用非虛構與虛構結合的手法或形式創作的作品一個新名稱——紀錄文學。它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紀實或小說，而是生活真實的文學紀錄。就像電視有紀錄頻道，電影有新聞紀錄片一樣，文學領域已經出現了一種新樣式，你要叫它“非虛構”也行，但我更傾向于將其稱為“紀錄文學”——將作品的文字載體置換成影像，就可以是新聞紀錄片或電視紀實片。
孫惠芬《生死十日談》提出的第二個難題是：這是一部長篇小說？抑或是一部短篇小說集？這與其結構的方式有關。讀《生死十日談》很容易讓我們想起薄伽丘《十日談》——十個人講了一百個故事，這部作品通常被當做短篇小說集。近年來小說創作中出現一個新現象：通過一個敘事者、見證者——或是作者將若干個人物的命運或故事串連起來，每個人物的故事都是獨立的、自足的、完成的。《生死十日談》亦是如此。這樣的作品究竟是長篇還是短篇集？在我看來，這可謂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譬如，麥家的《暗算》實際上是由三個人物的故事串連起來的，將其視為三部中篇小說合集亦未嘗不可，但在評獎等實踐中還是將其納入了長篇小說范疇。類似的一部作品，陳啟文的《河床》盡管標識為長篇小說，但卻被評論者歸為中篇小說集。
孫惠芬試圖寫出今日的《生死場》
讀《生死十日談》很容易想到蕭紅的《生死場》——在東北的黑土地上，人們永遠都在忙著生，忙著死。孫惠芬這部作品聚焦的也是東北黑土地上的人們，主題也是生死，通過追述逝者的故事，描述生者的生活，體察一個家庭中某個生命的突然離去給其他成員留下的刻骨銘心、永難愈合的創傷、悲哀與凄苦。這些人的生活及命運由此改變。作者帶著深深的悲憫和濃烈的人文情懷，去考察生命的死亡，去體會活著的艱辛。她把一群鄉土農民的精神困境、精神苦難血淋淋地剝離開來，揭開傷口，給我們看悲劇，看貧窮無知帶來的現實的悲哀，讓這群默默無聞的被歷史遺忘者進入文學畫廊、文學殿堂，讓我們看到鄉土中國的另一面。那些鄉民們的命運令人扼腕嘆息，唏噓不已。作者的書寫無疑是崇高的，她為讀者打開了一扇原本緊掩的門，讓我們走進了一群身心經受重創的、被疏忽者的心靈世界。
不少作家在創作時常常面臨著“死亡的誘惑”，熱衷于寫死亡的故事。特別是在寫小說時，寫著寫著，就要把一個個人物寫死掉。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增加作品的悲壯感與疼痛感。虛構的死亡，常常令人感覺矯情和刻意的做作。然而，以非虛構的手法寫死亡，那是真正的直面死亡、正面生死。它能夠給予我們真正的震撼和打動，令我們讀來心情沉重。
《生死十日談》以農村自殺現象作為自己的采寫對象，對十幾樁農民自殺個案逐一進行深入的剖析，條分縷析，理清來龍去脈。由一個個體的死亡輻射到其生活的環境、社會關系，輻射到整個農村社會、鄉村、家族、家庭，從中挖掘當事者自殺的緣由，思考自殺現象的社會、家庭、心理、物質和精神的各個層面的原因。很多思考都一針見血，切中肯綮。譬如，作者寫到“關系的斷裂”、“關系的死亡”是一個人選擇死亡最終的原因，如果生命有所附麗，生活有所關聯牽絆或維系，那么，一個人的心不死，精神不死，他是不會去自殺的。這樣的文本已經超越了文學的范疇，成為了一個社會學、精神心理學、哲學的文本。
（編輯：蘇銳）